母亲把心掏给了病人
编者的话：从推广心内科最新技术，到积极投身健康科普宣传，倡导预防与服务的医学理念，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教授一直身体力行，被国内外媒体和同行誉为“民间科技大使”。从本期起，我们邀请胡大一教授入驻“茶座”，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行医故事，敬请关注。
母亲把心掏给了病人
胡大一
1946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我的父亲叫李公恕，我的母亲叫胡佩兰，他们一个是眼科医生，一个是妇产科医生。
父亲祖籍河南内黄县。1937年，父亲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比母亲大一届。抗战期间，河南大学辗转流亡办学，父亲母亲在烽火中相识相恋，苦习医术。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二人在开封结了婚。我的父亲母亲为人正直朴素、热情善良，一生都特别关心病人，陪伴病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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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全国刚解放时，军管会希望我的父母以他们的一技之长参加革命工作，救治伤员。6月，父亲受命参加武昌铁路医院的组建工作，成为第一任院长兼眼科主任，由母亲担任妇产科主任。当时医院只有5名工作人员，却要克服困难接受南下大军中的200多名伤病员。
当时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军代表明确不建议母亲辛苦工作，但她坚决要求加入解放军伤员的救治，最终把伤员全部治愈。时任衡阳铁路局局长的郭维城称赞她“干工作，不惜力气”!这就是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因此被评为1951年铁路系统全国劳模。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就是忙、忙、忙。除了读书学习，她没日没夜地做手术，看病人。后来在郑州铁路中心医院负责西安、石家庄、武昌等地的病人，妇产科的急症随叫随到，很难准时下班，她从没有怨言。有时我到医院去等她回家，也是在她的办公室看书、写作业，看不见她的人影。照顾我们兄弟四人，买菜做饭，操持家务，安排我们上学，主要都是父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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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会用太多的语言教育我。学医以后，我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最大。我记得小学中学时写作文，最常写的就是我的母亲，常被评为优秀范文。母亲是一个工作敬业、学习刻苦的人，对她的职业十分热爱。母亲可能会跟家人、我父亲、孩子们生气、发脾气，唯独对患者，怎么都不着急，几乎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
我母亲曾说，做医生是一项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得将心比心；看病要把心掏给患者，要和他唠唠家常，患者就会理解医生；要同情患者的疾苦，尊重患者的感受；要和患者充分地讨论商量，给他们选择的余地，听取患者对效果的预期。
母亲认为，患者是衣食父母，医生所有的价值感都体现在为患者的服务中，你的学习也是在患者身上进行的。我母亲开处方，从来不开那些没用的检查，她的原则是“有效”，在有效的前提下要便宜，尽量不开贵药，绝不过度用药，不过度治疗。“医生治病救人，不能光想着钱。”她说。
记得母亲78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她刚下班回家，一位从郑州乡下赶来的女患者慌慌张张来敲门。母亲一看，她脸色蜡黄，裤子上、手上都是血，就知道是妇科急症，拉着她的手，打车去了医院。后来，母亲帮她调养好身体，三年后她生了大胖儿子。母亲问诊时，得知她家里盖房困难，还一定要资助她。当我母亲去世后，她清明节带着孩子到黄河边我母亲墓前祭拜，也来看望我们，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她写道：“胡医生，这么多年来，我没能叫您一声娘，您待我比亲娘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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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的另一个深刻影响是随访，这是医生一个重要的职业习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一次看好病，看病是一个过程，必须要随诊。给病人看高血压，开出的药真能把血压降下来吗？有没有副作用？没有随访和互动，就不可能把血压控制好。开始怎么治疗，后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只有随访，从中找出原因，才能把患者的病治好；只有随访，医生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在没有电话的年代，母亲会把患者的地址记在本子上，患者不按时来，她就写信去提醒。我至今记得，母亲有很多小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地址，后来就变成了电话号码，再后来又变成了手机号码。她记不住我的手机号码，但却会记住病人的。
母亲70岁时从原郑州铁路中心医院退休，家人都劝她歇歇，但她仍坚持出诊。手术做不了，就看门诊；大医院没机会了，就去社区基层；大病看不了，就看常见病。她还拿出积攒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母亲去世前，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是2013年她作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来北京出席颁奖典礼。2014年1月21日，98岁的母亲看完了当天最后一个病人，说：“病人看完了，咱们回家吧。”第二天上午，许多找她看病的患者在诊室门口等她，当得知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都抱头痛哭。
我离家早，又回家太少，多年抱有遗憾。母亲去世两年前的一天早上，她打电话对我说：“我想好了，(现在我)在郑州还能工作，能干一天是一天，等门诊干不动了，就上北京(找你)。”我总觉得母亲能活过一百岁，能有一点时间住到北京，我也能有更多时间陪她说说话。但这些都成了我永远的遗憾……(连载①)▲
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国家卫健委健康教育首席专家、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 百拇医药
母亲把心掏给了病人
胡大一
1946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我的父亲叫李公恕，我的母亲叫胡佩兰，他们一个是眼科医生，一个是妇产科医生。
父亲祖籍河南内黄县。1937年，父亲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比母亲大一届。抗战期间，河南大学辗转流亡办学，父亲母亲在烽火中相识相恋，苦习医术。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二人在开封结了婚。我的父亲母亲为人正直朴素、热情善良，一生都特别关心病人，陪伴病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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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全国刚解放时，军管会希望我的父母以他们的一技之长参加革命工作，救治伤员。6月，父亲受命参加武昌铁路医院的组建工作，成为第一任院长兼眼科主任，由母亲担任妇产科主任。当时医院只有5名工作人员，却要克服困难接受南下大军中的200多名伤病员。
当时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军代表明确不建议母亲辛苦工作，但她坚决要求加入解放军伤员的救治，最终把伤员全部治愈。时任衡阳铁路局局长的郭维城称赞她“干工作，不惜力气”!这就是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因此被评为1951年铁路系统全国劳模。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就是忙、忙、忙。除了读书学习，她没日没夜地做手术，看病人。后来在郑州铁路中心医院负责西安、石家庄、武昌等地的病人，妇产科的急症随叫随到，很难准时下班，她从没有怨言。有时我到医院去等她回家，也是在她的办公室看书、写作业，看不见她的人影。照顾我们兄弟四人，买菜做饭，操持家务，安排我们上学，主要都是父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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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会用太多的语言教育我。学医以后，我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最大。我记得小学中学时写作文，最常写的就是我的母亲，常被评为优秀范文。母亲是一个工作敬业、学习刻苦的人，对她的职业十分热爱。母亲可能会跟家人、我父亲、孩子们生气、发脾气，唯独对患者，怎么都不着急，几乎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
我母亲曾说，做医生是一项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得将心比心；看病要把心掏给患者，要和他唠唠家常，患者就会理解医生；要同情患者的疾苦，尊重患者的感受；要和患者充分地讨论商量，给他们选择的余地，听取患者对效果的预期。
母亲认为，患者是衣食父母，医生所有的价值感都体现在为患者的服务中，你的学习也是在患者身上进行的。我母亲开处方，从来不开那些没用的检查，她的原则是“有效”，在有效的前提下要便宜，尽量不开贵药，绝不过度用药，不过度治疗。“医生治病救人，不能光想着钱。”她说。
记得母亲78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她刚下班回家，一位从郑州乡下赶来的女患者慌慌张张来敲门。母亲一看，她脸色蜡黄，裤子上、手上都是血，就知道是妇科急症，拉着她的手，打车去了医院。后来，母亲帮她调养好身体，三年后她生了大胖儿子。母亲问诊时，得知她家里盖房困难，还一定要资助她。当我母亲去世后，她清明节带着孩子到黄河边我母亲墓前祭拜，也来看望我们，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她写道：“胡医生，这么多年来，我没能叫您一声娘，您待我比亲娘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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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的另一个深刻影响是随访，这是医生一个重要的职业习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一次看好病，看病是一个过程，必须要随诊。给病人看高血压，开出的药真能把血压降下来吗？有没有副作用？没有随访和互动，就不可能把血压控制好。开始怎么治疗，后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只有随访，从中找出原因，才能把患者的病治好；只有随访，医生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在没有电话的年代，母亲会把患者的地址记在本子上，患者不按时来，她就写信去提醒。我至今记得，母亲有很多小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地址，后来就变成了电话号码，再后来又变成了手机号码。她记不住我的手机号码，但却会记住病人的。
母亲70岁时从原郑州铁路中心医院退休，家人都劝她歇歇，但她仍坚持出诊。手术做不了，就看门诊；大医院没机会了，就去社区基层；大病看不了，就看常见病。她还拿出积攒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母亲去世前，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是2013年她作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来北京出席颁奖典礼。2014年1月21日，98岁的母亲看完了当天最后一个病人，说：“病人看完了，咱们回家吧。”第二天上午，许多找她看病的患者在诊室门口等她，当得知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都抱头痛哭。
我离家早，又回家太少，多年抱有遗憾。母亲去世两年前的一天早上，她打电话对我说：“我想好了，(现在我)在郑州还能工作，能干一天是一天，等门诊干不动了，就上北京(找你)。”我总觉得母亲能活过一百岁，能有一点时间住到北京，我也能有更多时间陪她说说话。但这些都成了我永远的遗憾……(连载①)▲
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国家卫健委健康教育首席专家、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