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性，乱世治瘟疫
2020年，人们对疫情的关注也意外引来对一部电影的再次讨论。上映于2013年的《大明劫》，讲述的是明末名医吴有性和名将孙传庭联手，将治病和救国并行，又因为道不同而走向陌路的故事。影片的两位主角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在真实的历史之中两人并无交集。其中的吴有性，则是在温病学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人物。
吴有性，字又可，号淡斋，姑苏洞庭(今江苏吴县)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政权更替之际。可能是时局动荡的原因，历史上对他的记载极少极简，仅在《清史稿》《四库全书》等文献留下寥寥几笔，与他瘟疫学派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关于他的个人经历，仅《清史稿·列传》记载着几十个字：“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大明劫》为了剧情需要，将吴有性塑造成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御医，而后流落江湖行医，但真实的吴有性只是吴县一个普通乡官，担任家乡的里长，负责掌管户口、赋役等事务，行医最初只是他的副业。由于过往资料记载有限，吴有性师出何门、自幼跟随过哪些老师学习、阅读过哪些医学典籍，我们均不得而知。
, 百拇医药
吴有性生活的明朝末期，遭遇了千年一遇的寒冬，异常寒冷的气候引发“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此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处接连不断暴发的疫情对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关于明代瘟疫的暴发次数，许多学者有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虽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瘟疫高发、热病肆虐的时期。根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发生瘟疫流行达19次之多，其间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流行的瘟疫尤其严重，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目睹家乡疫病流行时民众死亡的惨状，吴有性深感拘泥于古法已经无法产生效用，为了改变局面，他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又翻阅大量医学文献，将平日所用验方加以整理，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上，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撰写了《瘟疫论》一书。它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急性传染病的医学著作，更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
吴有性行医治病，注重从临床实践中得出理论真知，又主张学以致用，对庸医们沉迷纸上谈兵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对于当时“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的医界学风十分不满。书如其人，作为他唯一一部传世之作的《瘟疫论》，并没有像同时期其他医书一样，重视文字辞藻修饰、频繁引经据典，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真实记载医理医论。全书充满了质疑求实精神，系统阐明了瘟疫的病因、发病条件、传染方式、病变趋势、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禁忌和选方用药。清代医家戴天章曾高度评价吴氏撰著的《瘟疫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赋予吴有性温病学说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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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劫》电影中，吴有性与其师父药局提领赵川就疫病属于伤寒或温病进行激烈争辩，双方各执一词，师父赵川坚持运用《伤寒论》的老方子治疗军中疫病，而吴有性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病，笃定古方不能治今病。眼见军营疫疠流行，士兵非战斗性减员严重，主将孙传庭听取了吴有性的独到见解，最终让其全权负责疫情的诊治，治疗转而大见成效。
电影的情节是虚构而来，但敢于质疑、挑战权威，确实是吴有性的性格底色。他在《瘟疫论》自序中指出，张仲景的伤寒方论固然经典，但它只是“为外感风寒而设”，针对的仅是伤风感冒为主的疾病，而“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独树一帜地提出“戾气”致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是由口鼻而入，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流行性广、死亡率高的特点。正是通过其亲身实践，他观察到伤寒与瘟疫的巨大差别，通过著书立说，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勇敢推翻了自古以来在医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六气致病学说。他不仅找出了瘟疫的病因和传播途径，还研制出了达原饮、三消饮、白虎汤等方子来防治瘟疫。后世的疫病防治仍然能从这些方剂中汲取智慧与启发。
吴有性这位乱世名医，开创性构建的戾气致病学说，无限接近于200年后西方世界提出的病毒学说，在世界传染病学史可谓伟大创举，令人叹服其思想的超前。秉持“世道更替，医道长存”的吴有性，为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发出了先声，他也因此得到了“治温证千古第一人”的赞誉。自明朝以后，继承吴有性学说者众多，这些追随者不断对《瘟疫论》进行注释、补充，使之思想光芒穿透历史，照耀于当下。▲, 百拇医药(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吕可婕)
吴有性，字又可，号淡斋，姑苏洞庭(今江苏吴县)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政权更替之际。可能是时局动荡的原因，历史上对他的记载极少极简，仅在《清史稿》《四库全书》等文献留下寥寥几笔，与他瘟疫学派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关于他的个人经历，仅《清史稿·列传》记载着几十个字：“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大明劫》为了剧情需要，将吴有性塑造成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御医，而后流落江湖行医，但真实的吴有性只是吴县一个普通乡官，担任家乡的里长，负责掌管户口、赋役等事务，行医最初只是他的副业。由于过往资料记载有限，吴有性师出何门、自幼跟随过哪些老师学习、阅读过哪些医学典籍，我们均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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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性生活的明朝末期，遭遇了千年一遇的寒冬，异常寒冷的气候引发“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此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处接连不断暴发的疫情对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关于明代瘟疫的暴发次数，许多学者有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虽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瘟疫高发、热病肆虐的时期。根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发生瘟疫流行达19次之多，其间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流行的瘟疫尤其严重，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目睹家乡疫病流行时民众死亡的惨状，吴有性深感拘泥于古法已经无法产生效用，为了改变局面，他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又翻阅大量医学文献，将平日所用验方加以整理，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上，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撰写了《瘟疫论》一书。它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急性传染病的医学著作，更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
吴有性行医治病，注重从临床实践中得出理论真知，又主张学以致用，对庸医们沉迷纸上谈兵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对于当时“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的医界学风十分不满。书如其人，作为他唯一一部传世之作的《瘟疫论》，并没有像同时期其他医书一样，重视文字辞藻修饰、频繁引经据典，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真实记载医理医论。全书充满了质疑求实精神，系统阐明了瘟疫的病因、发病条件、传染方式、病变趋势、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禁忌和选方用药。清代医家戴天章曾高度评价吴氏撰著的《瘟疫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赋予吴有性温病学说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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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劫》电影中，吴有性与其师父药局提领赵川就疫病属于伤寒或温病进行激烈争辩，双方各执一词，师父赵川坚持运用《伤寒论》的老方子治疗军中疫病，而吴有性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病，笃定古方不能治今病。眼见军营疫疠流行，士兵非战斗性减员严重，主将孙传庭听取了吴有性的独到见解，最终让其全权负责疫情的诊治，治疗转而大见成效。
电影的情节是虚构而来，但敢于质疑、挑战权威，确实是吴有性的性格底色。他在《瘟疫论》自序中指出，张仲景的伤寒方论固然经典，但它只是“为外感风寒而设”，针对的仅是伤风感冒为主的疾病，而“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独树一帜地提出“戾气”致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是由口鼻而入，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流行性广、死亡率高的特点。正是通过其亲身实践，他观察到伤寒与瘟疫的巨大差别，通过著书立说，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勇敢推翻了自古以来在医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六气致病学说。他不仅找出了瘟疫的病因和传播途径，还研制出了达原饮、三消饮、白虎汤等方子来防治瘟疫。后世的疫病防治仍然能从这些方剂中汲取智慧与启发。
吴有性这位乱世名医，开创性构建的戾气致病学说，无限接近于200年后西方世界提出的病毒学说，在世界传染病学史可谓伟大创举，令人叹服其思想的超前。秉持“世道更替，医道长存”的吴有性，为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发出了先声，他也因此得到了“治温证千古第一人”的赞誉。自明朝以后，继承吴有性学说者众多，这些追随者不断对《瘟疫论》进行注释、补充，使之思想光芒穿透历史，照耀于当下。▲, 百拇医药(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吕可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