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构对其专门人才培养是事业发展的依赖，唐代“太医署”不仅是中国医药学历史上最早的教育机构，更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校之一，为中医药发展与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近代史上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就是通过针对“漏列”手段遏制中医药事业发展，可见中医药教育机构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中医黄埔”有渊源 】

    1986年12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胡熙明到位处巴渝大地的重庆中医学校视察工作，在听完学校历史沿革的汇报后，感慨将其誉为“中医界的黄埔”。“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浓彩重抹的一笔，是中国革命军事与政治人才的摇篮，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影响至今。“中医界的黄埔”称谓意味着巴渝大地中医教育机构在新中国中医教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医黄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评价，有其厚重历史支撑与和黄埔军校一样的优秀人才储备，这里是新中国中医教育的发祥地。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迫使清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政府结束了276年的统治。太医院随清朝政府销声匿迹，同时也意味着中医药官方医疗与教育机构的随之消失。然而当年10月还在袁世凯临时大总统期间的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壬子学制)，执行新学制，新学制将中医教育排除在现有教学体制外，由此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中医界首次抗争救亡运动，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因此，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成为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焦点。抗争结果虽然未能达到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之目的，但它迫使北洋政府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药学校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可先行自谋组建。

    1915年上海和1917年广东两所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成功立案。从1915年至1928年，陆续有河南、湖北、福建、长沙等中医药专门学校成功立案，开启我国近代中医办学教育的初建阶段。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废除中医”激发全国中医第二次抗争，抗争一直延续到193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医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