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瘫痪"八年的罪犯站起来
提起刘力，无论是在他曾服刑过的北京市第二监狱，还是现在服刑的北京延庆监狱，所有服刑的罪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刘力之所以这么大的“名气”，就是因为他的反改造。所谓反改造，就是拒不认罪，不服从监狱干警的管理，处处与管教干警对着干。七八年的时间，刘力多次自杀自残，并无数次地辱骂含监狱长在内的所有负责管教他的监狱干警。他号称自己是“一棵树”(意指扳不倒)，以至于没有罪犯愿与他同居一室。延庆监狱的管教干警从关心他的生活入手，用友情、真情和警情感化他，终于使他认罪服法接受改造。
■刘力，男，48岁。因放火和破坏交通设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90年6月入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1993年2月，因患外伤性癫痫和癔症性瘫痪被批准保外就医。1995年8月病情好转被收监仍在第二监狱服刑。同年12月入北京市延庆监狱，现在该监狱接受教育改造。
■刘力其人：自杀自残骂管教
提起刘力，无论是在他曾服刑过的北京市第二监狱，还是现在服刑的北京延庆监狱，所有服刑的罪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刘力之所以这么大的“名气”，就是因为他的反改造。所谓反改造，就是拒不认罪，不服从监狱干警的管理，处处与管教干警对着干。七八年的时间，刘力多次自杀自残，并无数次地辱骂含监狱长在内的所有负责管教他的监狱干警。他号称自己是“一棵树”(意指扳不倒)，以至于没有罪犯愿与他同居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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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民警介绍，仅1996年一年，刘力就被三次禁闭处理。在监狱中一般是严重违反监规的罪犯被处以禁闭。除了加刑，就是禁闭处理最重了。被关禁闭的罪犯，独自呆在一间3至5平方米的屋子里，不参加监狱中的任何活动，强迫学习、反省、认错悔错。一个月之内不许走出此屋半步,不许接见亲人，不许与其他任何人接触。但三次禁闭的处罚，刘力并不悔过，依然变本加厉对抗改造。1999年3月，刘力又因违纪被纪过处理，参加集训4个月……1999年7月，刘力再次被调整监区。新任管教干警第8分监区长将他接来的当天，刘力便以厕所坐便器没有坐垫为由，大骂有关人员。
该分监区区长说：当时监狱领导决定把刘力调到他们监区，他去找刘力谈话，刘力态度蛮横，拒绝任何形式的关心，当即表示“我哪儿也不去”，他压着火对刘力说：你先准备一下，我们明天接你。由于当时刘力躺在床上，行走不便，第二天，他们特意安排了几个身体强壮的人把他抬到8分监区监舍，同时，把他的被褥全都拆洗干净，并派了两个人专门伺候他。但是，对这些，刘力根本不领情。他在筒道内大吵大闹，并以天热为由要求一天洗三次澡。正赶上那天厕所里的坐便器上的坐垫坏了，他们便找来一个小板凳，让他坐在板凳上。7月炎炎酷暑，但刘力却“嫌”太凉，拒绝使用。于是分监区长当天下午便自掏腰包买来了坐垫。实在找不出茬儿了，刘力便沉默不语，谁找他谈话他也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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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刘力的顽固不化，监狱领导及管教干警依然没有放弃。监狱长、副监狱长乃至8分监区区长轮流找他谈话。监狱长还亲自来到他的监舍，对他的病情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监狱有关负责人员还积极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请求他的家人帮助教育刘力。
2000年2月，经上级领导批准，延庆监狱决定将刘力送到滨河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中心医院，其技术和设备都相当不错。刚到医院的时候，刘力拒绝配合医生治疗，还破口大骂医务人员，是管教民警苦口婆心，并请出刘力最最疼爱的女儿和妻子帮助说服开导。经过4个月的住院治疗，瘫痪了六七年的刘力借助双拐下地走路了。
回到监狱后，8分监区根据刘力的特长，安排他搞一些监狱的文化工作，书写黑板报，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等。今年5月，监狱又特意安排刘力的妻子到狱中小住3天，与刘力同居一室，以便说服教育刘力接受改造。
目前，刘力已经放弃申诉，认罪服法，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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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刘力：“混不论”劲头已消失
7月26日，记者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特意来到延庆监狱，见到了刘力。站在记者面前的刘力已经完全扔掉了双拐。他自己走着来到谈话室，手里还拿着一个笔记本。管教干警对他说记者要采访他，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很难为情的笑。之后，相当顺从地立正站在那里。
看上去刘力有点消瘦，脸色很白。在他的身上，已经看不到那种“混不论”的劲头。他很克制，尤其是谈到他的女儿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懊悔之情。反复低声嘀咕：当初要是不闹，现在早该减刑出狱了。
记者：入狱之前你做什么？
刘力：我1968年到东北插队，1976年病退返回北京。当时没有工作，只能当临时工。由于我从小喜欢文艺，不久就被调到某区文化馆负责该区全区的文化工作，同时我还参加了业余曲艺队，搞些演出。一年之后，又被调到本市某公司涤棉厂，负责工会的宣传工作。我被判刑的时候，正在该厂主管绿化工作。当时是厂子派我到北京城市建设学校进修城市绿化专业，已经毕业拿了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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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头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刘力：(笑笑，顺手摸自己的头)是我入狱后自杀时留下的，也有运动中留下的。
记者：你什么时候自杀过？为什么要自杀？
刘力：是我顶撞、辱骂管教干警，破坏监规被关禁闭的时候。那是1998年，我在“小号”(指禁闭室)期间，因为当时特别痛苦，一点也看不到希望，于是就想一了百了。我偷偷地藏了一个两寸长的钉子，一下全都钉到脑袋里去，后来，我又剖腹、割腕，几次都不想活了，但最后都被抢救过来了。
记者：听说你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你非常喜欢女儿，而且你女儿也非常爱你。他知道你在这儿吗？
刘力：我被判刑的时候，我的女儿只有9岁。这也是我不想活下去的一个原因。我小的时候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我觉得我坐大牢孩子如同没有父亲太可怜了。(说到这儿，刘力哽咽，满眼泪花。无法继续说下去。隔了大约有2分钟，他继续说。)我女儿的聪明劲很像我。她考上了某名牌大学法律系，现在已经上二年级了。我刚入狱的时候女儿不知道，后来慢慢知道了。1990年她和母亲一起到“北监”去看过我，现在她差不多每个月的接见日都来看我。平时还给我写很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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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些信你都留着吗？
刘力：每一封我都精心地留着。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记者：看这些信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刘力：……(再次哽咽，说不出话。此后记者再说起他的女儿，他便只是沉默不做任何回答。咬着嘴唇摇头)。
记者：既然你这样惦记女儿，为了女儿你也该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那你还为什么和管教对着干呢？
刘力：主要是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刑期太长，加上身体有病。为此，我于1992年底被批准保外就医。我以为这样我只要不再做违法的事，就不会再回监狱了。没想到1996年监狱突然把我给收回来。那时候我真的很绝望，几乎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我2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没有母爱的滋味不好受，所以，我特别想给孩子更多一点关爱。但是我在狱中做不到。与其每天牵肠挂肚，倒不如索性全部解脱。所以，1997年，我把监狱发给罪犯刮脸的刀片私自留下，想割腕自杀。我割断了自己的动脉，20分钟后被发现送进滨河医院抢救。没想到已经血流遍地，晕过去了，我居然又被救活了。在医院住了近3个月，出院后被转到延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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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你现在怎么又想通了？
刘力：是监狱的管教干警把我感化了。不管我怎么闹，他们都不气馁。相反却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后来我想，管教干警为什么呢？1998年我被关禁闭，独自在“小号”的时候，我连续十几天绝食。当时，干警出于人道，每两天给我灌一次饭。我却把大夫、管教、所有救我命的人大骂一遍。这种情况下，管教干警仍然关心我，给我打饭，帮我洗澡，他们用一种温情感化我，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闹了。我觉得我最后的转化根本原因是我在延庆监狱干警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浓浓的“警情”。是这种感人的警情真正的打动了我。
■刘力自述：
迷失的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几年前，我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干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行径：放火罪和破坏交通设备罪是法律对我的裁定。15年的刑期是我应得的惩罚。当时，手捧判决书，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冤”!为此，我远离了亲人，远离了家，15年漫长的刑期让我怎么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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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在哪呢？思前想后，最快的就是“保外”这条路，而且，我本身具备有病的条件，只要豁着干，“保外”的目的就有可能实现。当时(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我(就)三天两头找队长(注：队长指管教干警)，要求看病，而且你越烦我越找，理由还挺“充分”。不是社会主义监狱讲人道吗？(我)有病就得给我看，不然我就闹，反正你们有纪律，不准打骂体罚，说话带个脏字，我都说你“侮辱人格，侵犯人权”，写信告你。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再不行，我就自杀。(反正)只要我不好受你们也别(想)舒服，看你们怕不怕!
我当时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割动脉、拍针(往脑袋里拍钉子)，自杀了好几次。由于发现、抢救及时，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1996年12月，我由“二监”调到延庆监狱。(因为)早有耳闻“想保外，到延监”!可到了延监一看，真是“日本船——满丸(完)”。当时我的心真是凉透了，心(里)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我真是不甘心!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劲，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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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我这只不过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在当时，别说是政府干部的批评教育听不进去，就连亲人对我都失去了信心。但我不管那一套，照样我行我素，老法子：一磕、二闹、三拍唬。我这“一磕”，就是以歪撒邪。不给看病，不给办“保外”，我就搅和。你队长不让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你管我，我就顶。要不然，我就拿病说事，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宗旨是：“搅屎棍子不使也糟了”。一定要把你们搅和乱了为止。“二闹”，就是闹就医，求保外，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让谁看了都有点活不到天亮的感觉。“三拍唬”，仍是以自伤自残自杀相威胁，绝食、拍针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就是两寸长的大钉子我都敢往脑袋里钉。
可是，我是罪没少受，血没少流，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被关了“禁闭”，进了“小号”。
俗话说，邪不压正。干警代表的是国家，执行的是刑罚，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监管改造的秩序，打击的就是我这样的反改造的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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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禁闭室里，我想了许多，真是灰心丧气。我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混，真是“没有别的调料，只剩下盐(严)了”。面对这依法治监，严格管理的大气候、大趋势，我的思想有些动摇了，我扪心自问：自己选择的路是通向何处呢？
就在我思想波动之际，我被解除“集训”，调到第8分监区。
在调来新监区的第二天，分监区王监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由于我被关禁闭和集训，很长时间没与家人见面了，经分监区领导研究，监狱领导批准，决定同意让我写信与家里亲人联系接见。我听到这话愣住了，一下不知所措，当王监区长催促:“赶快去写信吧”，我才清醒过来，连句谢谢都忘了说，。按理说，为罪犯安排个接见不算什么，可对于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
从这次接见后，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既然队长对我这么好，将心比心，我可别再给队长惹事了。我身上的这一点进步，最后成为我人生转变的突破口。监狱、分监区各级领导、管教干部抓住我想早回家的思想动机，先从医治我的病入手。多次为我联系医院，将我转往滨河住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的病逐渐好转，已经瘫痪多年的我终于站起来了，并能借助双拐行走了。之后，分监区的领导从生活上处处关心我、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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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监区的王监区长和其他管教干部经常找我谈心，询问我的生活。他们和我聊我的家庭，聊我的改造，聊我的前途。从此，我的思想也逐渐开始转变。是的，面对这一桩桩一件件感人的实事，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是管教干警打开了我心中那把坚固的锁，解开了我思想的症结，为我指明了一条自新的路。
思想上的解脱，使我身心倍感轻松，也正是思想改造的肯节儿上，监狱领导在百忙中来到我的床前，鼓励我战胜病痛，战胜旧我。这谆谆的教诲，没有口号式的说教，没有强制式的命令，更多的是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帮助和一份挽救之情。监狱各级领导、管教干警、驻狱检察官乃至滨河医院的院长、医生，所有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教育可以用一句成语“仁至义尽”来概括。他们为挽救、改造、关心服刑人员所投入的感情不是用语言和文字所能表达的。是的，在这样的管教干警面前，我感觉如果自己不踏踏实实地服刑改造，不在改造中干出点成绩来，连自己的良心都过意不去。
现在，我已经撤了诉，认了罪，也拿到了计分许可证。我想用我过去的沉痛教训，为服刑人员提个醒：歪门邪道不能走，安心改造是正路。(文中刘力非罪犯真名)
■文/本报记者刘晓玲■摄/王敬民
本版由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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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男，48岁。因放火和破坏交通设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90年6月入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1993年2月，因患外伤性癫痫和癔症性瘫痪被批准保外就医。1995年8月病情好转被收监仍在第二监狱服刑。同年12月入北京市延庆监狱，现在该监狱接受教育改造。
■刘力其人：自杀自残骂管教
提起刘力，无论是在他曾服刑过的北京市第二监狱，还是现在服刑的北京延庆监狱，所有服刑的罪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刘力之所以这么大的“名气”，就是因为他的反改造。所谓反改造，就是拒不认罪，不服从监狱干警的管理，处处与管教干警对着干。七八年的时间，刘力多次自杀自残，并无数次地辱骂含监狱长在内的所有负责管教他的监狱干警。他号称自己是“一棵树”(意指扳不倒)，以至于没有罪犯愿与他同居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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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民警介绍，仅1996年一年，刘力就被三次禁闭处理。在监狱中一般是严重违反监规的罪犯被处以禁闭。除了加刑，就是禁闭处理最重了。被关禁闭的罪犯，独自呆在一间3至5平方米的屋子里，不参加监狱中的任何活动，强迫学习、反省、认错悔错。一个月之内不许走出此屋半步,不许接见亲人，不许与其他任何人接触。但三次禁闭的处罚，刘力并不悔过，依然变本加厉对抗改造。1999年3月，刘力又因违纪被纪过处理，参加集训4个月……1999年7月，刘力再次被调整监区。新任管教干警第8分监区长将他接来的当天，刘力便以厕所坐便器没有坐垫为由，大骂有关人员。
该分监区区长说：当时监狱领导决定把刘力调到他们监区，他去找刘力谈话，刘力态度蛮横，拒绝任何形式的关心，当即表示“我哪儿也不去”，他压着火对刘力说：你先准备一下，我们明天接你。由于当时刘力躺在床上，行走不便，第二天，他们特意安排了几个身体强壮的人把他抬到8分监区监舍，同时，把他的被褥全都拆洗干净，并派了两个人专门伺候他。但是，对这些，刘力根本不领情。他在筒道内大吵大闹，并以天热为由要求一天洗三次澡。正赶上那天厕所里的坐便器上的坐垫坏了，他们便找来一个小板凳，让他坐在板凳上。7月炎炎酷暑，但刘力却“嫌”太凉，拒绝使用。于是分监区长当天下午便自掏腰包买来了坐垫。实在找不出茬儿了，刘力便沉默不语，谁找他谈话他也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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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刘力的顽固不化，监狱领导及管教干警依然没有放弃。监狱长、副监狱长乃至8分监区区长轮流找他谈话。监狱长还亲自来到他的监舍，对他的病情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监狱有关负责人员还积极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请求他的家人帮助教育刘力。
2000年2月，经上级领导批准，延庆监狱决定将刘力送到滨河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中心医院，其技术和设备都相当不错。刚到医院的时候，刘力拒绝配合医生治疗，还破口大骂医务人员，是管教民警苦口婆心，并请出刘力最最疼爱的女儿和妻子帮助说服开导。经过4个月的住院治疗，瘫痪了六七年的刘力借助双拐下地走路了。
回到监狱后，8分监区根据刘力的特长，安排他搞一些监狱的文化工作，书写黑板报，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等。今年5月，监狱又特意安排刘力的妻子到狱中小住3天，与刘力同居一室，以便说服教育刘力接受改造。
目前，刘力已经放弃申诉，认罪服法，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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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刘力：“混不论”劲头已消失
7月26日，记者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特意来到延庆监狱，见到了刘力。站在记者面前的刘力已经完全扔掉了双拐。他自己走着来到谈话室，手里还拿着一个笔记本。管教干警对他说记者要采访他，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很难为情的笑。之后，相当顺从地立正站在那里。
看上去刘力有点消瘦，脸色很白。在他的身上，已经看不到那种“混不论”的劲头。他很克制，尤其是谈到他的女儿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懊悔之情。反复低声嘀咕：当初要是不闹，现在早该减刑出狱了。
记者：入狱之前你做什么？
刘力：我1968年到东北插队，1976年病退返回北京。当时没有工作，只能当临时工。由于我从小喜欢文艺，不久就被调到某区文化馆负责该区全区的文化工作，同时我还参加了业余曲艺队，搞些演出。一年之后，又被调到本市某公司涤棉厂，负责工会的宣传工作。我被判刑的时候，正在该厂主管绿化工作。当时是厂子派我到北京城市建设学校进修城市绿化专业，已经毕业拿了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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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头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刘力：(笑笑，顺手摸自己的头)是我入狱后自杀时留下的，也有运动中留下的。
记者：你什么时候自杀过？为什么要自杀？
刘力：是我顶撞、辱骂管教干警，破坏监规被关禁闭的时候。那是1998年，我在“小号”(指禁闭室)期间，因为当时特别痛苦，一点也看不到希望，于是就想一了百了。我偷偷地藏了一个两寸长的钉子，一下全都钉到脑袋里去，后来，我又剖腹、割腕，几次都不想活了，但最后都被抢救过来了。
记者：听说你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你非常喜欢女儿，而且你女儿也非常爱你。他知道你在这儿吗？
刘力：我被判刑的时候，我的女儿只有9岁。这也是我不想活下去的一个原因。我小的时候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我觉得我坐大牢孩子如同没有父亲太可怜了。(说到这儿，刘力哽咽，满眼泪花。无法继续说下去。隔了大约有2分钟，他继续说。)我女儿的聪明劲很像我。她考上了某名牌大学法律系，现在已经上二年级了。我刚入狱的时候女儿不知道，后来慢慢知道了。1990年她和母亲一起到“北监”去看过我，现在她差不多每个月的接见日都来看我。平时还给我写很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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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些信你都留着吗？
刘力：每一封我都精心地留着。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记者：看这些信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刘力：……(再次哽咽，说不出话。此后记者再说起他的女儿，他便只是沉默不做任何回答。咬着嘴唇摇头)。
记者：既然你这样惦记女儿，为了女儿你也该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那你还为什么和管教对着干呢？
刘力：主要是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刑期太长，加上身体有病。为此，我于1992年底被批准保外就医。我以为这样我只要不再做违法的事，就不会再回监狱了。没想到1996年监狱突然把我给收回来。那时候我真的很绝望，几乎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我2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没有母爱的滋味不好受，所以，我特别想给孩子更多一点关爱。但是我在狱中做不到。与其每天牵肠挂肚，倒不如索性全部解脱。所以，1997年，我把监狱发给罪犯刮脸的刀片私自留下，想割腕自杀。我割断了自己的动脉，20分钟后被发现送进滨河医院抢救。没想到已经血流遍地，晕过去了，我居然又被救活了。在医院住了近3个月，出院后被转到延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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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你现在怎么又想通了？
刘力：是监狱的管教干警把我感化了。不管我怎么闹，他们都不气馁。相反却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后来我想，管教干警为什么呢？1998年我被关禁闭，独自在“小号”的时候，我连续十几天绝食。当时，干警出于人道，每两天给我灌一次饭。我却把大夫、管教、所有救我命的人大骂一遍。这种情况下，管教干警仍然关心我，给我打饭，帮我洗澡，他们用一种温情感化我，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闹了。我觉得我最后的转化根本原因是我在延庆监狱干警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浓浓的“警情”。是这种感人的警情真正的打动了我。
■刘力自述：
迷失的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几年前，我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干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行径：放火罪和破坏交通设备罪是法律对我的裁定。15年的刑期是我应得的惩罚。当时，手捧判决书，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冤”!为此，我远离了亲人，远离了家，15年漫长的刑期让我怎么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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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在哪呢？思前想后，最快的就是“保外”这条路，而且，我本身具备有病的条件，只要豁着干，“保外”的目的就有可能实现。当时(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我(就)三天两头找队长(注：队长指管教干警)，要求看病，而且你越烦我越找，理由还挺“充分”。不是社会主义监狱讲人道吗？(我)有病就得给我看，不然我就闹，反正你们有纪律，不准打骂体罚，说话带个脏字，我都说你“侮辱人格，侵犯人权”，写信告你。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再不行，我就自杀。(反正)只要我不好受你们也别(想)舒服，看你们怕不怕!
我当时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割动脉、拍针(往脑袋里拍钉子)，自杀了好几次。由于发现、抢救及时，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1996年12月，我由“二监”调到延庆监狱。(因为)早有耳闻“想保外，到延监”!可到了延监一看，真是“日本船——满丸(完)”。当时我的心真是凉透了，心(里)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我真是不甘心!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劲，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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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我这只不过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在当时，别说是政府干部的批评教育听不进去，就连亲人对我都失去了信心。但我不管那一套，照样我行我素，老法子：一磕、二闹、三拍唬。我这“一磕”，就是以歪撒邪。不给看病，不给办“保外”，我就搅和。你队长不让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你管我，我就顶。要不然，我就拿病说事，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宗旨是：“搅屎棍子不使也糟了”。一定要把你们搅和乱了为止。“二闹”，就是闹就医，求保外，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让谁看了都有点活不到天亮的感觉。“三拍唬”，仍是以自伤自残自杀相威胁，绝食、拍针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就是两寸长的大钉子我都敢往脑袋里钉。
可是，我是罪没少受，血没少流，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被关了“禁闭”，进了“小号”。
俗话说，邪不压正。干警代表的是国家，执行的是刑罚，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监管改造的秩序，打击的就是我这样的反改造的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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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禁闭室里，我想了许多，真是灰心丧气。我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混，真是“没有别的调料，只剩下盐(严)了”。面对这依法治监，严格管理的大气候、大趋势，我的思想有些动摇了，我扪心自问：自己选择的路是通向何处呢？
就在我思想波动之际，我被解除“集训”，调到第8分监区。
在调来新监区的第二天，分监区王监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由于我被关禁闭和集训，很长时间没与家人见面了，经分监区领导研究，监狱领导批准，决定同意让我写信与家里亲人联系接见。我听到这话愣住了，一下不知所措，当王监区长催促:“赶快去写信吧”，我才清醒过来，连句谢谢都忘了说，。按理说，为罪犯安排个接见不算什么，可对于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
从这次接见后，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既然队长对我这么好，将心比心，我可别再给队长惹事了。我身上的这一点进步，最后成为我人生转变的突破口。监狱、分监区各级领导、管教干部抓住我想早回家的思想动机，先从医治我的病入手。多次为我联系医院，将我转往滨河住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的病逐渐好转，已经瘫痪多年的我终于站起来了，并能借助双拐行走了。之后，分监区的领导从生活上处处关心我、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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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监区的王监区长和其他管教干部经常找我谈心，询问我的生活。他们和我聊我的家庭，聊我的改造，聊我的前途。从此，我的思想也逐渐开始转变。是的，面对这一桩桩一件件感人的实事，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是管教干警打开了我心中那把坚固的锁，解开了我思想的症结，为我指明了一条自新的路。
思想上的解脱，使我身心倍感轻松，也正是思想改造的肯节儿上，监狱领导在百忙中来到我的床前，鼓励我战胜病痛，战胜旧我。这谆谆的教诲，没有口号式的说教，没有强制式的命令，更多的是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帮助和一份挽救之情。监狱各级领导、管教干警、驻狱检察官乃至滨河医院的院长、医生，所有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教育可以用一句成语“仁至义尽”来概括。他们为挽救、改造、关心服刑人员所投入的感情不是用语言和文字所能表达的。是的，在这样的管教干警面前，我感觉如果自己不踏踏实实地服刑改造，不在改造中干出点成绩来，连自己的良心都过意不去。
现在，我已经撤了诉，认了罪，也拿到了计分许可证。我想用我过去的沉痛教训，为服刑人员提个醒：歪门邪道不能走，安心改造是正路。(文中刘力非罪犯真名)
■文/本报记者刘晓玲■摄/王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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