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我国医疗机构改革回顾
《中国经营报》2000年12月19日：
在新旧体制的交接之中，一个更大的医疗市场轮廓已经凸现出来。民营医院的比例会逐步增大。国家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更重要的领域。
这个冬天，王先生牙痛。作为公费医疗者，他只有一个选择——北京市牙科医院。在扑空了两次后，可怜人被告知，要想挂上号，大清早五六点钟就必须来此排队。而王先生的家离医院足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当然还有别的办法，他可以花200元钱买一个特殊号，但这钱肯定没法报销。在疼痛和制度双重折磨下的王先生，最后只好自掏腰包在附近医院解决了事，仅仅花了不到100元钱。
王先生的烦恼正在成为亿万中国百姓的共同抱怨。来自“新世纪中国健康目标和卫生政策实践论坛”的信息，“生病住院”首次超过“下岗失业”和“物价上涨”，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最担心的问题”中的首选。
始于1997年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不但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还冲击了一直处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年均数百亿费用“保障”下的城镇各级大小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机构配套改革的滞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并未如预期般有效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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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在新千年被打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等8部门《关于城镇医药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医改的具体思路。截至8月，总共出台13个配套文件，包括：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医药收支两条线管理、医疗机构有关税收政策、区域卫生规划政策等。权威媒体新华社评论：“随着这些配套文件的颁布，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年关将至，卫生部新闻办有关人士称，作为改革第一步的城镇各医疗机构的重新分类登记已接近基本完成。很快，中国县及县以上15277所医院，乡镇、城市50600所卫生院和街道医院，22.93万个诊所、医务室和门诊部，503个疗养院将会分属到两大阵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两大类。几十年来被视作公益事业的医疗机构，今后有相当一部分将以“利”字当头。
十三个文件和一个市场
“拿到13个配套文件的时候，我和董事长正要上飞机去美国。一路上12个小时，我们足足研究了8个小时文件。我们感觉中央政策对民营医院的支持比以前进步很多。”国内最大的民营医院集团万杰集团的副总裁、总院长孙启银边回忆边评价。“配套文件给了民营医院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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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今后可以'两条腿走路’。只要符合国家标准收费，就能申请加入社会保险医疗体系，同时也可以提供特需医疗服务。”新政策使市场前景明朗化。医学博士、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诺爱世纪科技中心医疗部经理姚俊杰如此认为。
有关分类管理《实施意见》明确界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并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服务价格放开，可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空气中只要有一丝利润的气味，资本都不会放过。在新旧体制的交接之中，一个更大的医疗市场轮廓已经凸现出来。公众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多层次、多元化，为医疗服务市场中的营利性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10月，万杰集团得到了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1500万美元的贷款。这是IFC第一次投资于中国医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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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经营之神”王永庆宣称将在内地建立全球第一家连锁医疗体系。在不动用该集团台湾资金的原则下，王永庆将以个人独资方式，筹募150亿新台币在北京、福州及厦门兴建长庚医院。未来这三个地区长庚医院的规模，总计床位约1.1万，预计明年6月动工。
还是在福州，当地卫生局把下属的儿童医院等4家医院推出向社会招商。一天之内，已有美国百利康(国际)集团亚洲部、香港爱尔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等16家中外投资商前来与这4家医院洽谈招商项目。
医改给保险业也创造了巨大机会。“保守估计，中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目前潜力有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部的负责人李良军博士预测。这块大饼将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共同分割。
他说：“美国有相当一部分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商业医疗保险参与兴建的，我们提出过方案，让商业医疗保险介入医疗体制，甚至商业医疗保险来办几个医院，做些示范。我相信今后有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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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医院的生存之道
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22个省、市、自治区所做的调查，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医院不少于400家。它们分为几种形式：由私人诊所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医院；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兼并、注资改制发展起来的自主经营或股份合作医院；由国外资金注入建立起来的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等。这个比例在整个医疗机构总数中实在太小，难怪他们被视为“另类”医院。
北京SOS国际救援中心的名气要比其规模大。其行政副总裁和静彬曾在解放军总医院呆了18年，现在却更像一个推销员，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中心的各项服务。“为什么我们那么大医院，国家投了那么多的资金，年年却在亏本？而这里开始只投了100多万美元，到现在为止也只有145个人，却年年在盈利，我原来所在医院有超过1000张的病床，4000多个员工，始终经营一般。
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心为在华外籍人士和越来越多的高收入中国人提供着一个比较标准的西方化的医疗和紧急救援服务。“我们的作用是在中国医疗市场上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英籍总裁张嶷不愿意锋芒太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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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杰的做法完全是企业式的。“新政策对我们外资的影响不大，限制依然存在。我们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建立4个大型医疗中心，管理上10家医院，建好医疗网络。
学习国际上的管理办法，使万杰成为真正国际化的医疗集团。这需要资金，需要国际化的运作。国际金融公司(IFC)帮助我们与世界多家知名的医疗机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提高了医院的运营水平和质量保证体系。现在多家证券公司看到IFC支持我们之后，非常有信心地争夺我们。希望进一步把我们推到国外上市。”孙启银雄心勃勃。
为了赢得IFC的青睐，万杰花了300万美元引进管理软件，在医院内部导入了ISO9002质量控制体系和计件工作制，股份制改造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也在进行中。“我们之所以放弃唾手可得的国内银行贷款，转而争取非常苛刻的IFC投资，就是要逼着企业走向国际化，证明我们在财务上、在管理上各个方面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内还没有哪家公立医院能像我们这样做。”孙启银说的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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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夹缝生存中，一批民营医院已经顽强地形成了规模，像武汉亚洲心血管病医院、东莞东华医院等都有上亿元资产。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化运作也在民营医院中率先出现。作为商业医疗保险专家，李良军期待营利性医院的成长。“营利性医院的逐步建立，形成一种市场竞争。
今后依靠政府维持的这种机制的医院应该适当减少，这对我们医疗市场的改革尤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孙启银相信，尽管近期国家政策仍是国家投资的医疗机构占主体，但根据发展趋势，“民营医院的比例会逐步增大，甚至会高于国家医院。国家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更重要的领域。”
改革一大步/政策一小步
“管理优势可能是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唯一优势”，姚俊杰苦笑，“现在的政策给了我们一些发展空间，但老实说空间不大。如果没有特殊资源的话，民间资本现在进入还不合适。”
“政府的态度是支持鼓励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允许营利性机构的存在”，一位参与制定政策的卫生部内部人士透露，“部里的想法是合作最首要，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合作，医院之间的合作要比竞争更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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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研究员、医疗问题专家余晖的看法代表了学界大多数人的意见：“医疗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要在各个环节建立起适度竞争的机制，发挥医疗机构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效益皆优的医疗机构本身主动利用政策和市场合理配置现有资源的功能。”
民间资本和政府官员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对现状的分析上。政府官员认为目前城镇卫生资源已经过剩，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在有关文件中，规定不管何种资金渠道，所有新增卫生资源都必须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和管理程序，严格审批。
孙启银认为现在中国城镇卫生资源的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档次太低的多了，而合格的太少。在斯坦福读过博士的孙指出，“在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大量兴建民营医院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是一个重复建设的问题，如果没有竞争，单纯还是政府来办，继续没有经济压力的话，国营医院还会继续过剩，交叉感染等问题还是解决不好。
如果不鼓励民营医院等各方面投资的话，我们的医疗水平依然很低。“医疗设备的引进问题，必须要经过某个部门的审批，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计划经济的表现。就几个官员、两三个人能管得了全国的医疗设备的配置吗？”对于刚刚放宽的对民营医院引进设备的限制，孙启银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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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件中，第一次对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与其它组织合资合办的“院中院”、营利性“科室”、“项目”等做出了清理。但政策还是留了条尾巴，允许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少量非基本医疗服务。“如果公立医疗机构占用国家廉价资源转做营利性目的，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对于合法经营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姚俊杰强调。
医疗服务业是一个政府壁垒很强的行业。严格的市场准入是必要的，但是否就要因此关上市场大门呢？政府只要严格审核医疗人才的资格和医院的等级标准就可以了。至于配置资源，经济学告诉我们，还是要靠市场，但政府的管理不可缺少。
医疗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国家的财力不足，因此需要动员各方力量的参与。可民营医院、民间资本的国民待遇甚至不如外资。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民营医院不但不能进入社保，连设点都难获批准。被视作营利性医疗机构“衣食父母”的商业医疗保险也还没有充分发展。当整个人寿保险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千亿的时候，中国商业医保仅仅36亿。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有促进作用，但离真正解决问题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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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决定改革成败
“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方案，我们一共设计了5套，但最终领导选择了相对保守的那一套。”卫生部的那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医疗改革才刚刚起步，明后年可能会有更大的动作，将涉及到医疗资源的重组和集团化问题。”
有人早在今年三月份就将想法端了出来。当时的卫生部新闻宣传处处长张斌撰文指出，“不把医疗机构分类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医疗机构改革中的许多深层问题便无法解决。”
他的观点包括将现有6万家公有制医疗机构的一半变为营利性机构，并将其让位于民间资本投入；对现有医疗机构，依据区域卫生规划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尤其营利性医院，先进行产权清晰的股份化、拍卖、资产重组等营利性改造；变政府办医院为管医院，有关部门职能转变为向医疗机构购买劳务，制定整体医疗卫生规划、政策，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质量监控管理等方面上来。
虽然他的想法在后来出台的13个配套文件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但医疗资源重组和卫生部的政事分离肯定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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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银的态度谨慎，“我们希望能兼并一些大的医疗机构，但现在条件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因为现在政府还在办医院，它什么时候让出路支持我，那条件就成熟了。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各部委如铁道、石油、建设等部门自办的医院。
阻碍医疗改革的各种矛盾在很多方面跟其他行业的国企改革有相似之处。单一所有制造成的缺乏竞争和活力。资源配置上的短缺与过剩并存，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而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配套的社会制度改革外，关键是要做到实质的政企分开、产权的多元化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余珲指出。
改革2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存量部分缺乏内部制度创新的动力，改革阻力很大的时候，有必要鼓励发展新的增量，当增量发展一定阶段，允许其吸收、改造、盘活存量。存量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也会在竞争中激活。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今天国家财政“输血”逐年减少的情况下，还要国家为公立医疗机构高昂的成本“买单”，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将一部分营利性医疗机构让位于民营资本投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真正做到保防保、放医疗，保科研、放一般，保基本、放特殊，将有助于形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相互接替和补充的办医结构，更快更好地增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综合能力。
我们相信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因为即使国营医院也要依靠市场。, http://www.100md.com
在新旧体制的交接之中，一个更大的医疗市场轮廓已经凸现出来。民营医院的比例会逐步增大。国家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更重要的领域。
这个冬天，王先生牙痛。作为公费医疗者，他只有一个选择——北京市牙科医院。在扑空了两次后，可怜人被告知，要想挂上号，大清早五六点钟就必须来此排队。而王先生的家离医院足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当然还有别的办法，他可以花200元钱买一个特殊号，但这钱肯定没法报销。在疼痛和制度双重折磨下的王先生，最后只好自掏腰包在附近医院解决了事，仅仅花了不到100元钱。
王先生的烦恼正在成为亿万中国百姓的共同抱怨。来自“新世纪中国健康目标和卫生政策实践论坛”的信息，“生病住院”首次超过“下岗失业”和“物价上涨”，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最担心的问题”中的首选。
始于1997年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不但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还冲击了一直处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年均数百亿费用“保障”下的城镇各级大小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机构配套改革的滞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并未如预期般有效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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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在新千年被打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等8部门《关于城镇医药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医改的具体思路。截至8月，总共出台13个配套文件，包括：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医药收支两条线管理、医疗机构有关税收政策、区域卫生规划政策等。权威媒体新华社评论：“随着这些配套文件的颁布，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年关将至，卫生部新闻办有关人士称，作为改革第一步的城镇各医疗机构的重新分类登记已接近基本完成。很快，中国县及县以上15277所医院，乡镇、城市50600所卫生院和街道医院，22.93万个诊所、医务室和门诊部，503个疗养院将会分属到两大阵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两大类。几十年来被视作公益事业的医疗机构，今后有相当一部分将以“利”字当头。
十三个文件和一个市场
“拿到13个配套文件的时候，我和董事长正要上飞机去美国。一路上12个小时，我们足足研究了8个小时文件。我们感觉中央政策对民营医院的支持比以前进步很多。”国内最大的民营医院集团万杰集团的副总裁、总院长孙启银边回忆边评价。“配套文件给了民营医院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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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今后可以'两条腿走路’。只要符合国家标准收费，就能申请加入社会保险医疗体系，同时也可以提供特需医疗服务。”新政策使市场前景明朗化。医学博士、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诺爱世纪科技中心医疗部经理姚俊杰如此认为。
有关分类管理《实施意见》明确界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并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服务价格放开，可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空气中只要有一丝利润的气味，资本都不会放过。在新旧体制的交接之中，一个更大的医疗市场轮廓已经凸现出来。公众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多层次、多元化，为医疗服务市场中的营利性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10月，万杰集团得到了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1500万美元的贷款。这是IFC第一次投资于中国医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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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经营之神”王永庆宣称将在内地建立全球第一家连锁医疗体系。在不动用该集团台湾资金的原则下，王永庆将以个人独资方式，筹募150亿新台币在北京、福州及厦门兴建长庚医院。未来这三个地区长庚医院的规模，总计床位约1.1万，预计明年6月动工。
还是在福州，当地卫生局把下属的儿童医院等4家医院推出向社会招商。一天之内，已有美国百利康(国际)集团亚洲部、香港爱尔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等16家中外投资商前来与这4家医院洽谈招商项目。
医改给保险业也创造了巨大机会。“保守估计，中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目前潜力有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部的负责人李良军博士预测。这块大饼将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共同分割。
他说：“美国有相当一部分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商业医疗保险参与兴建的，我们提出过方案，让商业医疗保险介入医疗体制，甚至商业医疗保险来办几个医院，做些示范。我相信今后有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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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医院的生存之道
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22个省、市、自治区所做的调查，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医院不少于400家。它们分为几种形式：由私人诊所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医院；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兼并、注资改制发展起来的自主经营或股份合作医院；由国外资金注入建立起来的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等。这个比例在整个医疗机构总数中实在太小，难怪他们被视为“另类”医院。
北京SOS国际救援中心的名气要比其规模大。其行政副总裁和静彬曾在解放军总医院呆了18年，现在却更像一个推销员，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中心的各项服务。“为什么我们那么大医院，国家投了那么多的资金，年年却在亏本？而这里开始只投了100多万美元，到现在为止也只有145个人，却年年在盈利，我原来所在医院有超过1000张的病床，4000多个员工，始终经营一般。
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心为在华外籍人士和越来越多的高收入中国人提供着一个比较标准的西方化的医疗和紧急救援服务。“我们的作用是在中国医疗市场上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英籍总裁张嶷不愿意锋芒太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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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杰的做法完全是企业式的。“新政策对我们外资的影响不大，限制依然存在。我们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建立4个大型医疗中心，管理上10家医院，建好医疗网络。
学习国际上的管理办法，使万杰成为真正国际化的医疗集团。这需要资金，需要国际化的运作。国际金融公司(IFC)帮助我们与世界多家知名的医疗机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提高了医院的运营水平和质量保证体系。现在多家证券公司看到IFC支持我们之后，非常有信心地争夺我们。希望进一步把我们推到国外上市。”孙启银雄心勃勃。
为了赢得IFC的青睐，万杰花了300万美元引进管理软件，在医院内部导入了ISO9002质量控制体系和计件工作制，股份制改造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也在进行中。“我们之所以放弃唾手可得的国内银行贷款，转而争取非常苛刻的IFC投资，就是要逼着企业走向国际化，证明我们在财务上、在管理上各个方面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内还没有哪家公立医院能像我们这样做。”孙启银说的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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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夹缝生存中，一批民营医院已经顽强地形成了规模，像武汉亚洲心血管病医院、东莞东华医院等都有上亿元资产。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化运作也在民营医院中率先出现。作为商业医疗保险专家，李良军期待营利性医院的成长。“营利性医院的逐步建立，形成一种市场竞争。
今后依靠政府维持的这种机制的医院应该适当减少，这对我们医疗市场的改革尤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孙启银相信，尽管近期国家政策仍是国家投资的医疗机构占主体，但根据发展趋势，“民营医院的比例会逐步增大，甚至会高于国家医院。国家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更重要的领域。”
改革一大步/政策一小步
“管理优势可能是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唯一优势”，姚俊杰苦笑，“现在的政策给了我们一些发展空间，但老实说空间不大。如果没有特殊资源的话，民间资本现在进入还不合适。”
“政府的态度是支持鼓励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允许营利性机构的存在”，一位参与制定政策的卫生部内部人士透露，“部里的想法是合作最首要，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合作，医院之间的合作要比竞争更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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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研究员、医疗问题专家余晖的看法代表了学界大多数人的意见：“医疗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要在各个环节建立起适度竞争的机制，发挥医疗机构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效益皆优的医疗机构本身主动利用政策和市场合理配置现有资源的功能。”
民间资本和政府官员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对现状的分析上。政府官员认为目前城镇卫生资源已经过剩，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在有关文件中，规定不管何种资金渠道，所有新增卫生资源都必须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和管理程序，严格审批。
孙启银认为现在中国城镇卫生资源的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档次太低的多了，而合格的太少。在斯坦福读过博士的孙指出，“在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大量兴建民营医院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是一个重复建设的问题，如果没有竞争，单纯还是政府来办，继续没有经济压力的话，国营医院还会继续过剩，交叉感染等问题还是解决不好。
如果不鼓励民营医院等各方面投资的话，我们的医疗水平依然很低。“医疗设备的引进问题，必须要经过某个部门的审批，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计划经济的表现。就几个官员、两三个人能管得了全国的医疗设备的配置吗？”对于刚刚放宽的对民营医院引进设备的限制，孙启银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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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件中，第一次对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与其它组织合资合办的“院中院”、营利性“科室”、“项目”等做出了清理。但政策还是留了条尾巴，允许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少量非基本医疗服务。“如果公立医疗机构占用国家廉价资源转做营利性目的，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对于合法经营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姚俊杰强调。
医疗服务业是一个政府壁垒很强的行业。严格的市场准入是必要的，但是否就要因此关上市场大门呢？政府只要严格审核医疗人才的资格和医院的等级标准就可以了。至于配置资源，经济学告诉我们，还是要靠市场，但政府的管理不可缺少。
医疗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国家的财力不足，因此需要动员各方力量的参与。可民营医院、民间资本的国民待遇甚至不如外资。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民营医院不但不能进入社保，连设点都难获批准。被视作营利性医疗机构“衣食父母”的商业医疗保险也还没有充分发展。当整个人寿保险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千亿的时候，中国商业医保仅仅36亿。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有促进作用，但离真正解决问题还很远。
, 百拇医药
谁来决定改革成败
“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方案，我们一共设计了5套，但最终领导选择了相对保守的那一套。”卫生部的那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医疗改革才刚刚起步，明后年可能会有更大的动作，将涉及到医疗资源的重组和集团化问题。”
有人早在今年三月份就将想法端了出来。当时的卫生部新闻宣传处处长张斌撰文指出，“不把医疗机构分类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医疗机构改革中的许多深层问题便无法解决。”
他的观点包括将现有6万家公有制医疗机构的一半变为营利性机构，并将其让位于民间资本投入；对现有医疗机构，依据区域卫生规划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尤其营利性医院，先进行产权清晰的股份化、拍卖、资产重组等营利性改造；变政府办医院为管医院，有关部门职能转变为向医疗机构购买劳务，制定整体医疗卫生规划、政策，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质量监控管理等方面上来。
虽然他的想法在后来出台的13个配套文件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但医疗资源重组和卫生部的政事分离肯定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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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银的态度谨慎，“我们希望能兼并一些大的医疗机构，但现在条件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因为现在政府还在办医院，它什么时候让出路支持我，那条件就成熟了。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各部委如铁道、石油、建设等部门自办的医院。
阻碍医疗改革的各种矛盾在很多方面跟其他行业的国企改革有相似之处。单一所有制造成的缺乏竞争和活力。资源配置上的短缺与过剩并存，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而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配套的社会制度改革外，关键是要做到实质的政企分开、产权的多元化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余珲指出。
改革2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存量部分缺乏内部制度创新的动力，改革阻力很大的时候，有必要鼓励发展新的增量，当增量发展一定阶段，允许其吸收、改造、盘活存量。存量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也会在竞争中激活。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今天国家财政“输血”逐年减少的情况下，还要国家为公立医疗机构高昂的成本“买单”，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将一部分营利性医疗机构让位于民营资本投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真正做到保防保、放医疗，保科研、放一般，保基本、放特殊，将有助于形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相互接替和补充的办医结构，更快更好地增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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