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耐药情况令人忧
也许有一天，一些普通的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比如肺炎、肠炎、疟疾、结核病等等，将因为没有适合的药物而使医生束手无策。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自从青霉素这种最早治疗炎症的抗生素被发现并大规模使用以来，已经有无数人的生命因抗生素而得到挽救，但各种致病甚至致命细菌的耐药性问题也同时产生，致使某些抗生素的疗效逐渐下降。
不要以为这种情况离中国还远，而只在发达国家存在。恰恰相反，据有关人士推测，中国细菌耐药性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甚至有可能是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
近年来人们滥用抗生素使不少耐药性病菌在中国出现越来越多药物失去疗效当务之急是控制这一趋势上升。
1985年在联合国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中国开始对抗生素类药品的细菌耐药性进行监测，至今已有10多年历史。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主任金少宏教授介绍，不但一些“老”抗生素，如某些种类青霉素，已经接近失效，即使用于临床时间并不长的“新型”抗生素，如沙星类和头孢类，对于某些常见细菌的耐药性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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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已接近失效 新药也好不了多少
武汉市同济医院的申正义教授是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在湖北省的负责人，2月份他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根据在省内几家大医院的监测，从患者身上分离出的大肠杆菌对环丙沙星(沙星类抗生素的一种)的耐药情况相当严重，已达到50%以上。
从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自全国收集的监测数据看，湖北省的情况并不是最严重的。1999年的报告(2000年的统计尚未完成)指出，一般大肠杆菌对沙星类药品的耐药性为54%，而从尿样本的分离出来的大肠杆菌(引起尿道炎)，这一耐药性指标高达74%。除了大肠杆菌，在中国，其他许多病的耐药性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其中不乏针对一些比沙星类更为高档，被认为疗效更强的抗生素。
这就迫使此类患者不断使用品种更新，通常价格也更为昂贵的抗生素。解放军总医院临床药理研究室的王睿教授向记者介绍了几个相关数字：按照国外的一般情况，住院病人在使用抗生素方面的费用约为总费用的15%～30%，而在中国，这一项竟占到50%以上。在全国的药品经费中，抗生素也占到40%左右。
, 百拇医药
王教授分析说，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国感染病发病率比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耐药性问题突出，以及抗生素使用上的不合理。在一次调查中，王教授发现，在开给病人的抗生素中，有多达25%属于“不合理用药”，这种现象诱导了病菌耐药性趋于严重。
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的马越先生介绍了病菌之所以会产生耐药性的原因。他说，除了一些天然具有抗药性的细菌，所有病菌的耐药都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也就是说，病菌与抗生素接触的机会越多，产生耐药性的现象也就越普遍。
抗生素占药费5成 不合理用药太严重
使用了几十年的青霉素等“老”抗生素，耐药性上升属自然现象，但与之不同的是，在不应该使用抗生素，或者病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滥用抗生素，这种“不合理用药”现象会加快病菌耐药性的上升速度。反过来，也迫使医生不得不广泛使用新品种的抗生素。“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病菌耐药性问题越来越趋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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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上升增加的医疗支出还只是一个“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超级病菌”的出现，使普通的感染变成无药可治的绝症。
早在几年前，国际上的研究者就已警告，一种这样的“超级病菌”MRSA(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存在，抗生素的“末日”即将到来。
超级病菌已经出现 一旦发作不堪设想
MRSA就是因抗生素的出现而变异产生的，目前，除了价格不菲的“万古霉素”，任何常规抗生素对它都已失去疗效。
不幸的是，MRSA的危害对中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警告。解放军总医院的王睿教授承认，她已经遇到过因MRSA而导致死亡的病例，并且，现在这种病例已经达到“不罕见”的程度。
根据解放军总医院在本院的监测，MRSA在所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中的比例已经占30%，而在上海的调查显示，比例也相当高。它有可能引起呼吸系统炎症、败血症和伤口化脓不愈，一旦发作，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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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抗生类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如果没有发现炎症，医生不会给患者使用任何抗生素。即使在不得不使用的情况下，也要首先检查是哪一种病菌导致的感染，再决定使用何种抗生素。而且，如果常规抗生素能够达到治疗效果，就不会使用所谓“新型”药品。
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患者和某些医生盲目相信越新、越贵的药就越好，在病情并不严重，甚至根本没有炎症的情况下就使用所谓“特效”、“广谱”抗生素，导致耐药性很快上升，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抗生素的疗效已经大大降低。
盲目相信贵药新药 导致疗效大大降低
一些来中国的外国医生对于这种用药“习惯”感到大惑不解。王睿教授认为，目前国内的抗生素品种非常繁多，即使是部分医生，也难以掌握所有抗生素的药性，时常发生“误用”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医治体制上的缺陷。
王教授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沙星类药品作为一种“广谱”性抗生素上市的时候，各种病菌对其都特别“敏感”，耐药性几乎为零，因此，许多医生都开始使用。也正因如此，才造成沙星的耐药性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上升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而且，一些新一代的沙星类药物，由于属于同一种类，所以虽然才刚刚上市，耐药性就已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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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放军总医院在院内的统计，1995年，大肠杆菌对环丙沙星的耐药性就已达到50%，而1999年，进一步上升到了74.9%。而属于刚上市的曲伐沙星，耐药性已经高达67.4%。
头孢类抗生素也作为一种特效药出现不久，但目前大肠杆菌对其耐药性已达50%左右，而在不久前，还只有30%多。王教授说，这种药品在很多时候竟被用于治疗感冒。其实头孢对感冒并没有多大疗效，反而诱使病菌耐药性上升。饮食中的“食源性污染”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原因。
抗生素不但用于人，而且已经被用于牲畜的饲料添加剂，作用是防止疾病，并促进牲畜生长。而当人类食用了这些含有抗生素残留物的肉制品，就会致使体内病菌耐药性上升。研究表明，在低剂量的抗生素环境中，病菌耐药性的上升速度反而更快。
饲料添加剂喂牲畜 肉制品内含抗生素
目前，在畜牧业用的抗生素也包括了沙星类。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的马越先生介绍，有统计数字表明，丹麦每年用于畜牧的沙星药品为500公斤，其牲畜存栏数为中国的1/10，所以按同等用量，中国用于畜牧业的沙星应为5吨。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已掌握的数字，中国每年用于畜牧业的抗生素为6000吨，其中约500吨至1000吨为沙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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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方面使用的抗生素比中国多一些，约为1万吨，但其畜牧业规模应该比中国大许多。丹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畜牧业抗生素的使用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将抗生素残留量作为一个检疫项目，而在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标准。抗生素不但用于饲料，还被用于鱼塘的消毒剂。
针对这一情况，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将与卫生部及农业部有关部门协作进行“食源性病原菌耐药性”的调查。以揭示由于家禽和猪、牛等饲养中使用抗生素对人的影响和威胁。
耐药性病菌一旦出现，往往会在广大人群中进行传播，致使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一旦耐药病菌出现，就几乎不可能消灭。比如，如果要消除已有的耐青霉素、沙星的病菌，需要人类彻底不再使用这两种药物，而且时间长达100年。所以，控制其上升趋势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也几乎是惟一可做的事情。, 百拇医药
不要以为这种情况离中国还远，而只在发达国家存在。恰恰相反，据有关人士推测，中国细菌耐药性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甚至有可能是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
近年来人们滥用抗生素使不少耐药性病菌在中国出现越来越多药物失去疗效当务之急是控制这一趋势上升。
1985年在联合国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中国开始对抗生素类药品的细菌耐药性进行监测，至今已有10多年历史。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主任金少宏教授介绍，不但一些“老”抗生素，如某些种类青霉素，已经接近失效，即使用于临床时间并不长的“新型”抗生素，如沙星类和头孢类，对于某些常见细菌的耐药性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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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已接近失效 新药也好不了多少
武汉市同济医院的申正义教授是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在湖北省的负责人，2月份他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根据在省内几家大医院的监测，从患者身上分离出的大肠杆菌对环丙沙星(沙星类抗生素的一种)的耐药情况相当严重，已达到50%以上。
从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自全国收集的监测数据看，湖北省的情况并不是最严重的。1999年的报告(2000年的统计尚未完成)指出，一般大肠杆菌对沙星类药品的耐药性为54%，而从尿样本的分离出来的大肠杆菌(引起尿道炎)，这一耐药性指标高达74%。除了大肠杆菌，在中国，其他许多病的耐药性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其中不乏针对一些比沙星类更为高档，被认为疗效更强的抗生素。
这就迫使此类患者不断使用品种更新，通常价格也更为昂贵的抗生素。解放军总医院临床药理研究室的王睿教授向记者介绍了几个相关数字：按照国外的一般情况，住院病人在使用抗生素方面的费用约为总费用的15%～30%，而在中国，这一项竟占到50%以上。在全国的药品经费中，抗生素也占到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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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分析说，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国感染病发病率比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耐药性问题突出，以及抗生素使用上的不合理。在一次调查中，王教授发现，在开给病人的抗生素中，有多达25%属于“不合理用药”，这种现象诱导了病菌耐药性趋于严重。
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的马越先生介绍了病菌之所以会产生耐药性的原因。他说，除了一些天然具有抗药性的细菌，所有病菌的耐药都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也就是说，病菌与抗生素接触的机会越多，产生耐药性的现象也就越普遍。
抗生素占药费5成 不合理用药太严重
使用了几十年的青霉素等“老”抗生素，耐药性上升属自然现象，但与之不同的是，在不应该使用抗生素，或者病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滥用抗生素，这种“不合理用药”现象会加快病菌耐药性的上升速度。反过来，也迫使医生不得不广泛使用新品种的抗生素。“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病菌耐药性问题越来越趋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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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上升增加的医疗支出还只是一个“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超级病菌”的出现，使普通的感染变成无药可治的绝症。
早在几年前，国际上的研究者就已警告，一种这样的“超级病菌”MRSA(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存在，抗生素的“末日”即将到来。
超级病菌已经出现 一旦发作不堪设想
MRSA就是因抗生素的出现而变异产生的，目前，除了价格不菲的“万古霉素”，任何常规抗生素对它都已失去疗效。
不幸的是，MRSA的危害对中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警告。解放军总医院的王睿教授承认，她已经遇到过因MRSA而导致死亡的病例，并且，现在这种病例已经达到“不罕见”的程度。
根据解放军总医院在本院的监测，MRSA在所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中的比例已经占30%，而在上海的调查显示，比例也相当高。它有可能引起呼吸系统炎症、败血症和伤口化脓不愈，一旦发作，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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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抗生类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如果没有发现炎症，医生不会给患者使用任何抗生素。即使在不得不使用的情况下，也要首先检查是哪一种病菌导致的感染，再决定使用何种抗生素。而且，如果常规抗生素能够达到治疗效果，就不会使用所谓“新型”药品。
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患者和某些医生盲目相信越新、越贵的药就越好，在病情并不严重，甚至根本没有炎症的情况下就使用所谓“特效”、“广谱”抗生素，导致耐药性很快上升，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抗生素的疗效已经大大降低。
盲目相信贵药新药 导致疗效大大降低
一些来中国的外国医生对于这种用药“习惯”感到大惑不解。王睿教授认为，目前国内的抗生素品种非常繁多，即使是部分医生，也难以掌握所有抗生素的药性，时常发生“误用”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医治体制上的缺陷。
王教授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沙星类药品作为一种“广谱”性抗生素上市的时候，各种病菌对其都特别“敏感”，耐药性几乎为零，因此，许多医生都开始使用。也正因如此，才造成沙星的耐药性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上升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而且，一些新一代的沙星类药物，由于属于同一种类，所以虽然才刚刚上市，耐药性就已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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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放军总医院在院内的统计，1995年，大肠杆菌对环丙沙星的耐药性就已达到50%，而1999年，进一步上升到了74.9%。而属于刚上市的曲伐沙星，耐药性已经高达67.4%。
头孢类抗生素也作为一种特效药出现不久，但目前大肠杆菌对其耐药性已达50%左右，而在不久前，还只有30%多。王教授说，这种药品在很多时候竟被用于治疗感冒。其实头孢对感冒并没有多大疗效，反而诱使病菌耐药性上升。饮食中的“食源性污染”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原因。
抗生素不但用于人，而且已经被用于牲畜的饲料添加剂，作用是防止疾病，并促进牲畜生长。而当人类食用了这些含有抗生素残留物的肉制品，就会致使体内病菌耐药性上升。研究表明，在低剂量的抗生素环境中，病菌耐药性的上升速度反而更快。
饲料添加剂喂牲畜 肉制品内含抗生素
目前，在畜牧业用的抗生素也包括了沙星类。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的马越先生介绍，有统计数字表明，丹麦每年用于畜牧的沙星药品为500公斤，其牲畜存栏数为中国的1/10，所以按同等用量，中国用于畜牧业的沙星应为5吨。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已掌握的数字，中国每年用于畜牧业的抗生素为6000吨，其中约500吨至1000吨为沙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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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方面使用的抗生素比中国多一些，约为1万吨，但其畜牧业规模应该比中国大许多。丹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畜牧业抗生素的使用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将抗生素残留量作为一个检疫项目，而在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标准。抗生素不但用于饲料，还被用于鱼塘的消毒剂。
针对这一情况，国家细菌耐药监测中心将与卫生部及农业部有关部门协作进行“食源性病原菌耐药性”的调查。以揭示由于家禽和猪、牛等饲养中使用抗生素对人的影响和威胁。
耐药性病菌一旦出现，往往会在广大人群中进行传播，致使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一旦耐药病菌出现，就几乎不可能消灭。比如，如果要消除已有的耐青霉素、沙星的病菌，需要人类彻底不再使用这两种药物，而且时间长达100年。所以，控制其上升趋势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也几乎是惟一可做的事情。,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