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原体”的思念
“沙眼衣原体”给我特别深沉的感受，是因为多年来，只要见到它，就使我想起中国一位“非凡”学者：汤飞凡教授。由于衣原体在性病中的重要地位，在我翻译《当代性病诊断与治疗》(青岛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衣原体”三个字不时出现在全书各处，因此，翻译《当代性病诊断与治疗》的过程，几乎就是一个思念汤先生的过程，总是看见汤先生那双最后的眼睛。
汤先生是湖南人，湘雅出身，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余生也晚，比先生几乎迟了40年，又非其入室弟子，本来是无渊源可言的。只是我从做学生时起，就对细菌热原很感兴趣，还有些幼稚的想法。1956年分配到北京，我的业师田浩泉教授就介绍我去拜访汤先生，因此才与汤先生有过一些接触。时间既久，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了。但先生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则是业内人士都很熟悉的。在病毒学研究的早期，人们对病毒究竟有没有生命，尚有争议。汤先生以物理学方法，证明疱疹、牛痘等病毒都是寄生在细胞内，可被离心分离、能通过细胞滤器并能进行自我复制的颗粒，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病毒是有生命的微生物学说。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进入沙眼病原的研究。当时日本著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1876—1928)认为沙眼是颗粒杆菌引起的。汤先生以实验证明颗粒杆菌并无致病作用，从而推翻了沙眼“细菌病原说”。虽然科学无国界，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一位中国学者以无情的事实，推翻一位久负盛名的日本专家的论点，还是很令人振奋的。遗憾的是，此后由于抗日战争，使汤先生的研究工作暂时中断。直到建国后，他的研究才再次启动，并迅速取得重大突破。1954年他阐明沙眼包涵体的本质，1955年分离出第一株沙眼衣原体(当时称为沙眼病毒)，从而成为世界重要病原体发现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惟一一位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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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为中国学者取得的重大成果而振奋时，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改变。那就是1957年春夏之交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我是在“拔白旗”运动开始不久，就听说汤先生成了“白旗”。而在这之前，我已因对苏联医学的“先进性”略具微辞而被补定为“右派分子”了。汤先生的主要“罪状”，除了“白专道路”之外，最令人生畏，可能也是汤先生最难接受的，是说他“里通外国”，原因是汤先生海外关系复杂，来往也多，有学术的也有私人的，学者间交流科研资料则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的“铁证”。如此等等。我很想去看看汤先生，但以“右派”待罪之身，去看“白旗”，又不知会摊上什么罪名，惹出什么祸事，就不敢去了。但不久我所在的医院奉命迁往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是外乡人，对北京没有多少留念，但对这些尊敬的师长，还是情有不舍的。而且不知怎么，竟会有一种永别的感觉。觉得此出京门，今生今世，也许很难再见了。因此行前还是犹豫地上了路。我不敢奢望一定能见到汤先生(或许见不到更好)，而只是自己求得一点心灵上的安慰。“运动”场景到处一样。这里也贴满了声讨汤先生的大字报。那是个星期天，没有什么人。我走过一个房间，忽然发现门半开着，一个老人端坐在桌前，正是汤先生。我四顾无人，就蹑手蹑足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先生当然看见了我，但脸上毫无表情，连头都没有动一下。我没有勇气叫他。我们对视了几分钟。我忽然感到一阵悲怆，忍不住要掉眼泪。我想那是不好的，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我又站住，回过身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汤先生还是那样端坐着，一动不动。我把门带上，带着一脸泪水走了。我至今记得汤先生眼镜后面那呆滞、淡漠的眼睛。只有对人世的一切断了想往、信念和要求的人，才会有那种绝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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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传来消息说“汤飞凡自绝于人民”。我虽然有过永别的感觉，但那是从我这方面设想的，一个卑微的“右派分子”，恐怕是不大可能再回北京了。但是当噩耗传来，还是感到难以接受，汤先生不该走啊。30年后他的夫人告诉我：汤先生是用最“传统”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从此我记住了：1958年9月30日，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含冤走完了他一生的路。1959年国际组织要给发现沙眼病原的中国学者授奖，但中国已无此公了。
令人欣慰的是：一切都过去了。1981年国际沙眼组织郑重宣布：确认汤飞凡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重新给他颁发金质奖章。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人问鼎诺贝尔奖的事，受到各方的重视。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在自己这片土地上成长和收获的诺贝尔奖。有人预言那将是2020年前后的事。对此我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唯其如此，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事，不是更加令人痛心么？
这是一部科学家为科学家撰写的传记。世界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病毒形状，40年代在我国首先研制成功青霉素，50年代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分离培养沙眼病毒，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惟一一个中国人。该书作者、著名血液专家刘隽湘曾追随汤先生多年，是其主要助手之一，该书全面、生动地记述了汤先生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一生。
《医学科学家汤飞凡》，刘隽湘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http://www.100md.com
汤先生是湖南人，湘雅出身，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余生也晚，比先生几乎迟了40年，又非其入室弟子，本来是无渊源可言的。只是我从做学生时起，就对细菌热原很感兴趣，还有些幼稚的想法。1956年分配到北京，我的业师田浩泉教授就介绍我去拜访汤先生，因此才与汤先生有过一些接触。时间既久，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了。但先生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则是业内人士都很熟悉的。在病毒学研究的早期，人们对病毒究竟有没有生命，尚有争议。汤先生以物理学方法，证明疱疹、牛痘等病毒都是寄生在细胞内，可被离心分离、能通过细胞滤器并能进行自我复制的颗粒，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病毒是有生命的微生物学说。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进入沙眼病原的研究。当时日本著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1876—1928)认为沙眼是颗粒杆菌引起的。汤先生以实验证明颗粒杆菌并无致病作用，从而推翻了沙眼“细菌病原说”。虽然科学无国界，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一位中国学者以无情的事实，推翻一位久负盛名的日本专家的论点，还是很令人振奋的。遗憾的是，此后由于抗日战争，使汤先生的研究工作暂时中断。直到建国后，他的研究才再次启动，并迅速取得重大突破。1954年他阐明沙眼包涵体的本质，1955年分离出第一株沙眼衣原体(当时称为沙眼病毒)，从而成为世界重要病原体发现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惟一一位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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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为中国学者取得的重大成果而振奋时，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改变。那就是1957年春夏之交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我是在“拔白旗”运动开始不久，就听说汤先生成了“白旗”。而在这之前，我已因对苏联医学的“先进性”略具微辞而被补定为“右派分子”了。汤先生的主要“罪状”，除了“白专道路”之外，最令人生畏，可能也是汤先生最难接受的，是说他“里通外国”，原因是汤先生海外关系复杂，来往也多，有学术的也有私人的，学者间交流科研资料则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的“铁证”。如此等等。我很想去看看汤先生，但以“右派”待罪之身，去看“白旗”，又不知会摊上什么罪名，惹出什么祸事，就不敢去了。但不久我所在的医院奉命迁往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是外乡人，对北京没有多少留念，但对这些尊敬的师长，还是情有不舍的。而且不知怎么，竟会有一种永别的感觉。觉得此出京门，今生今世，也许很难再见了。因此行前还是犹豫地上了路。我不敢奢望一定能见到汤先生(或许见不到更好)，而只是自己求得一点心灵上的安慰。“运动”场景到处一样。这里也贴满了声讨汤先生的大字报。那是个星期天，没有什么人。我走过一个房间，忽然发现门半开着，一个老人端坐在桌前，正是汤先生。我四顾无人，就蹑手蹑足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先生当然看见了我，但脸上毫无表情，连头都没有动一下。我没有勇气叫他。我们对视了几分钟。我忽然感到一阵悲怆，忍不住要掉眼泪。我想那是不好的，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我又站住，回过身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汤先生还是那样端坐着，一动不动。我把门带上，带着一脸泪水走了。我至今记得汤先生眼镜后面那呆滞、淡漠的眼睛。只有对人世的一切断了想往、信念和要求的人，才会有那种绝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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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传来消息说“汤飞凡自绝于人民”。我虽然有过永别的感觉，但那是从我这方面设想的，一个卑微的“右派分子”，恐怕是不大可能再回北京了。但是当噩耗传来，还是感到难以接受，汤先生不该走啊。30年后他的夫人告诉我：汤先生是用最“传统”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从此我记住了：1958年9月30日，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含冤走完了他一生的路。1959年国际组织要给发现沙眼病原的中国学者授奖，但中国已无此公了。
令人欣慰的是：一切都过去了。1981年国际沙眼组织郑重宣布：确认汤飞凡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重新给他颁发金质奖章。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人问鼎诺贝尔奖的事，受到各方的重视。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在自己这片土地上成长和收获的诺贝尔奖。有人预言那将是2020年前后的事。对此我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唯其如此，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事，不是更加令人痛心么？
这是一部科学家为科学家撰写的传记。世界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病毒形状，40年代在我国首先研制成功青霉素，50年代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分离培养沙眼病毒，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惟一一个中国人。该书作者、著名血液专家刘隽湘曾追随汤先生多年，是其主要助手之一，该书全面、生动地记述了汤先生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一生。
《医学科学家汤飞凡》，刘隽湘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