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性”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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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4日
90年代以来，世俗化的社会潮流为文化市场孕育了无限的商机，而女人、性、欲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享乐主义，则构成了这一潮流的主干性内容。
我们首先看报刊业。报纸通俗化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最简便有效的途径还是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当前，被报界记者狂炒的女性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被公众广泛关注的大牌女明星。她们漂亮的身段、卓越的成就、多彩的私生活，甚至饮食起居、生辰属相，都会激动读者的神经。另一种女性则是被欺骗、污辱、出卖、蹂躏的下层妇女。她们的遭遇一方面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并从中获得恶劣的快意。当然，如果一个女明星误入歧途，像下层妇女那样堕落、吸毒、犯罪，那么将会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报纸虽然高举起了女性的旗帜，但它毕竟还是有所顾忌，有所遮掩的。因为登载新闻是报纸的基本属性，而政治经济新闻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位置毕竟要比女性话题重要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在报纸上谈女人，多集中在其周末版或生活版上。至于杂志，由于人们对它趣味性的要求大于新闻性，而且它也具有连篇累牍地叙述事件的版面，这样，它就比报纸更具有关注女性的优势。看街头消费性杂志的封面，80%都少不了一个或数个靓女的玉照，而且这封面女郎大多性感妖艳，秀色可餐。翻开杂志的目录，被用黑体字强调的文章多是在叙述女性的现实经历和爱情命运，凑数的短文也大多离不开女性保健或服饰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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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报刊杂志对女性问题的无休止爱好，有些人也会提出如下的疑问：读者的群体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过多刊载女性内容固然能引起男性的兴趣，但女性会不会对此心生厌倦呢？事实是，女性对此类内容的喜好绝不亚于男性。因为杂志中的女明星给她们平凡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梦想，封面女郎给她们追求美丽树立了一个目标，而被侮辱损害的女性则为她们丰富的同情心找到了一个寄托。这就像人们在生活中的感觉：一个女性可能不喜欢奶油小生式的男人，却对青春靓丽的同类抱有本能的好感。这种现象提醒人们，关注女性话题是使读者团结起来的重要途径。
当然，同是围绕着女人做文章，不同杂志的格调和品位也可分为三六九等。一份杂志，如果它的内容只涉及各种女劳模、三八红旗手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而闭口不谈她们的私生活甚至性隐私，那么它虽然内容健康，但读者一般不感兴趣；相反，如果一份杂志从头到尾“性”气逼人，那么它不仅让人恶心，甚至会引发公众道德的愤怒。因此，杂志出版者要想既占女人的便宜又不沾染色情，就必须开辟第三条道路，即遵循中国人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在当代中国的杂志出版行业，真正被公众欢迎的也正是这种在性、情、理三者之间分寸适宜的刊物。它们写到性暴力，总要对女性受害者寄予同情，对邪恶势力进行义正词严的谴责；写到女劳模、女先进，则不忘在列举其巨大贡献的同时，渲染一下她们的情感生活。至于写世俗的情爱，这是杂志每期都要上演的重头戏，涉及面相当广泛。比如，幼儿在母腹中即有胎恋，出生之后则有母子、父女情深主题，上学之后有情窦初开的“十六岁的花季”，到了婚恋年龄则有青年人怎样在情场上“潇洒走一回”。对于已婚的男女，杂志更有许多问题可以关注。例如，它要找一些幸福的家庭主妇谈降伏丈夫、教子成才的秘诀，要找一些妇科医生谈生理保健问题，要向婚姻遇到挫折的男女提出忠告，要劝有婚外恋倾向的男女尽早悬崖勒马。另外，杂志编辑也不会忽略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发现爱情的闪光。比如，老年人之间有黄昏恋，活人与死人之间有生死恋，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有忘年恋，同性别的男男女女之间有同性恋。总之，情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是世俗社会乐此不疲的的永恒主题。刊物只要以情爱为主干，以性、礼为两翼，就会在文化市场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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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靠文字传递信息的书报杂志相比，电视无疑是一种更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它使世界变得如此狭小，以至于我们坐在家中，就可以对几千年前帝王的宫廷生活身临其境，对几万里外美国总统的性丑闻了如指掌。
但是，这种声像艺术也有自身的弱点，它具有瞬间性，不像文字材料那样能握在手中细嚼慢品。因此，用电视传播信息，就必须保证能用最短的时间使人们的听视觉印象得到强化，以至于过目不忘。那么，什么样的人物、事件才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呢？除了重大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之外，首选的对象还是魅力四射的漂亮女人以及围绕她们发生的故事。当然，如果漂亮女人和重要的新闻人物结合在一起，对观众的冲击效果将更为强劲。
电视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广告收入，而广告商向电视投入的多少又依托于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所以，怎样适合观众，让观众能锁定自己的频道，就成为让电视行业大动脑筋的事情。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电视节目也明显地以娱乐、煽情作为争夺观众的重要手段。从版块性娱乐节目的制作潮流看，先前是大办电视文艺晚会，用大牌女歌星和伴舞来撑台，但这种形式显得呆板。此后又是大办娱乐晚会，将歌星、模特等各式各样的明星请来做嘉宾，以造成与民同乐的效果，但感性刺激依然不够强烈。1998年，湖南卫视终于在追求煽情方面有了新突破。他们摹仿香港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开办了《玫瑰之约》这一金牌节目，一时间在国内引起轰动。在这一节目中，他们每期精选出数对青春男女，让他们在荧屏上谈情说爱，然后根据双方的选择，在一小时之内配成情侣。这种娱乐节目由于将欲说还休的恋爱直接暴露在观众面前，大大满足了人们对他人情爱的窥视欲望，结果大受欢迎，并引来国内电视媒体的广泛摹仿。于此，电视节目从感性化进一步发展到了近于色情化，将两性的文章做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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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版块性娱乐节目的发展潮流相一致，电视剧和音乐电视的制作也体现出类似的倾向。在当代电视剧制作中，由于政治的禁忌，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但剧作的编导却成功地将这一倾向引入了历史。在一些历史剧中，我们看到，一代明君乾隆皇帝成了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舞枪弄棒，刘邦的妻子暗中热恋着西楚霸王……这种对历史的虚拟化处理，无非是要将沉重的历史置换成恩恩爱爱的轻松状态，用性的威力作为勾引观众的筹码。再看音乐电视，90年代中国最有风格的MTV作品大多和怀旧有关，像艾敬的《燕子》、毛宁的《涛声依旧》、刁寒的《花好月圆》、李春波的《小芳》等作品，多将镜头推向童年的乡村、破败的贵族宅院，而纯情的村姑、古典的淑女则成为画面的主体形象。这些画面人物虽然不以裸露作为视觉冲击手段，但她粗黑的发辫、羞涩的眼神、奔跑的笨拙、等情郎的眼泪，无疑都是在突出一种东方式的性感方式。这种对女性局部性征的强调，是一种精装的纵欲。
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越是陷入危机的行业越需要美女来救急。90年代以来，由于电视的冲击，中国电影业的票房收入一直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影导演被迫转拍自己一直瞧不起的电视剧；另一些困守阵地的导演则在打斗、凶杀和艳情上大做文章，这就是所谓的娱乐片。十多年来，主宰中国影坛的一直是“第五代导演”。在从影之初，他们拍摄了一大批叫好不叫座的影片，仍然对自己的拒绝商业化充满自豪。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也不得不考虑生存问题，不得不在个性化与商业化、艺术性与娱乐性之间搞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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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靠驾驭性题材获得的成功，给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崇尚“不发表等于死亡”的商品社会，你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用女人和性的调料去争取观众。在常规意义上，性加暴力的手段，血淋淋与色迷迷融合的效果，是讨好观众的最便捷方式，但这种方式未免太粗暴，太缺乏艺术韵味。于此，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应该说将性在艺术上的力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电影是中国人现代命运史的缩影，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但艺术形式上又是一个英雄与美人间的凄艳故事；它既让不习惯同性恋的中国百姓大开眼界，又使电影中的人性冲突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另外，女明星巩俐在剧中只能算第三主角，但在公开场合，她的曝光率却超过了另两位男性主角，这明显体现出一种借助美女效应的商业预谋。由此看来，即使在一切以女性为利器的商业时代，也并不能彻底放弃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只有多重因素的完美结合，才会使文化产品既讨好观众，又给人带来震撼灵魂的力量。
以上，我们分析了文化商人和文化商业机构开发性资源的种种状况。但是，无论是出版商陪读者玩关于女性的想象，还是影视陪观众玩关于女性的幻象，都不过是一种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精神快餐罢了。一瞬间，美丽的女性就站在我们面前，让人为她的命运生发出无限的慨叹，但一旦走出电影院或关上电视机，那美丽的女性却距我们无限的遥远。由此，我们就会看到，文化产品给人提供的精神抚慰是多么空洞，多么虚幻。, 百拇医药
我们首先看报刊业。报纸通俗化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最简便有效的途径还是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当前，被报界记者狂炒的女性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被公众广泛关注的大牌女明星。她们漂亮的身段、卓越的成就、多彩的私生活，甚至饮食起居、生辰属相，都会激动读者的神经。另一种女性则是被欺骗、污辱、出卖、蹂躏的下层妇女。她们的遭遇一方面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并从中获得恶劣的快意。当然，如果一个女明星误入歧途，像下层妇女那样堕落、吸毒、犯罪，那么将会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报纸虽然高举起了女性的旗帜，但它毕竟还是有所顾忌，有所遮掩的。因为登载新闻是报纸的基本属性，而政治经济新闻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位置毕竟要比女性话题重要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在报纸上谈女人，多集中在其周末版或生活版上。至于杂志，由于人们对它趣味性的要求大于新闻性，而且它也具有连篇累牍地叙述事件的版面，这样，它就比报纸更具有关注女性的优势。看街头消费性杂志的封面，80%都少不了一个或数个靓女的玉照，而且这封面女郎大多性感妖艳，秀色可餐。翻开杂志的目录，被用黑体字强调的文章多是在叙述女性的现实经历和爱情命运，凑数的短文也大多离不开女性保健或服饰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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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报刊杂志对女性问题的无休止爱好，有些人也会提出如下的疑问：读者的群体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过多刊载女性内容固然能引起男性的兴趣，但女性会不会对此心生厌倦呢？事实是，女性对此类内容的喜好绝不亚于男性。因为杂志中的女明星给她们平凡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梦想，封面女郎给她们追求美丽树立了一个目标，而被侮辱损害的女性则为她们丰富的同情心找到了一个寄托。这就像人们在生活中的感觉：一个女性可能不喜欢奶油小生式的男人，却对青春靓丽的同类抱有本能的好感。这种现象提醒人们，关注女性话题是使读者团结起来的重要途径。
当然，同是围绕着女人做文章，不同杂志的格调和品位也可分为三六九等。一份杂志，如果它的内容只涉及各种女劳模、三八红旗手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而闭口不谈她们的私生活甚至性隐私，那么它虽然内容健康，但读者一般不感兴趣；相反，如果一份杂志从头到尾“性”气逼人，那么它不仅让人恶心，甚至会引发公众道德的愤怒。因此，杂志出版者要想既占女人的便宜又不沾染色情，就必须开辟第三条道路，即遵循中国人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在当代中国的杂志出版行业，真正被公众欢迎的也正是这种在性、情、理三者之间分寸适宜的刊物。它们写到性暴力，总要对女性受害者寄予同情，对邪恶势力进行义正词严的谴责；写到女劳模、女先进，则不忘在列举其巨大贡献的同时，渲染一下她们的情感生活。至于写世俗的情爱，这是杂志每期都要上演的重头戏，涉及面相当广泛。比如，幼儿在母腹中即有胎恋，出生之后则有母子、父女情深主题，上学之后有情窦初开的“十六岁的花季”，到了婚恋年龄则有青年人怎样在情场上“潇洒走一回”。对于已婚的男女，杂志更有许多问题可以关注。例如，它要找一些幸福的家庭主妇谈降伏丈夫、教子成才的秘诀，要找一些妇科医生谈生理保健问题，要向婚姻遇到挫折的男女提出忠告，要劝有婚外恋倾向的男女尽早悬崖勒马。另外，杂志编辑也不会忽略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发现爱情的闪光。比如，老年人之间有黄昏恋，活人与死人之间有生死恋，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有忘年恋，同性别的男男女女之间有同性恋。总之，情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是世俗社会乐此不疲的的永恒主题。刊物只要以情爱为主干，以性、礼为两翼，就会在文化市场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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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靠文字传递信息的书报杂志相比，电视无疑是一种更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它使世界变得如此狭小，以至于我们坐在家中，就可以对几千年前帝王的宫廷生活身临其境，对几万里外美国总统的性丑闻了如指掌。
但是，这种声像艺术也有自身的弱点，它具有瞬间性，不像文字材料那样能握在手中细嚼慢品。因此，用电视传播信息，就必须保证能用最短的时间使人们的听视觉印象得到强化，以至于过目不忘。那么，什么样的人物、事件才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呢？除了重大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之外，首选的对象还是魅力四射的漂亮女人以及围绕她们发生的故事。当然，如果漂亮女人和重要的新闻人物结合在一起，对观众的冲击效果将更为强劲。
电视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广告收入，而广告商向电视投入的多少又依托于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所以，怎样适合观众，让观众能锁定自己的频道，就成为让电视行业大动脑筋的事情。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电视节目也明显地以娱乐、煽情作为争夺观众的重要手段。从版块性娱乐节目的制作潮流看，先前是大办电视文艺晚会，用大牌女歌星和伴舞来撑台，但这种形式显得呆板。此后又是大办娱乐晚会，将歌星、模特等各式各样的明星请来做嘉宾，以造成与民同乐的效果，但感性刺激依然不够强烈。1998年，湖南卫视终于在追求煽情方面有了新突破。他们摹仿香港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开办了《玫瑰之约》这一金牌节目，一时间在国内引起轰动。在这一节目中，他们每期精选出数对青春男女，让他们在荧屏上谈情说爱，然后根据双方的选择，在一小时之内配成情侣。这种娱乐节目由于将欲说还休的恋爱直接暴露在观众面前，大大满足了人们对他人情爱的窥视欲望，结果大受欢迎，并引来国内电视媒体的广泛摹仿。于此，电视节目从感性化进一步发展到了近于色情化，将两性的文章做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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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版块性娱乐节目的发展潮流相一致，电视剧和音乐电视的制作也体现出类似的倾向。在当代电视剧制作中，由于政治的禁忌，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但剧作的编导却成功地将这一倾向引入了历史。在一些历史剧中，我们看到，一代明君乾隆皇帝成了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舞枪弄棒，刘邦的妻子暗中热恋着西楚霸王……这种对历史的虚拟化处理，无非是要将沉重的历史置换成恩恩爱爱的轻松状态，用性的威力作为勾引观众的筹码。再看音乐电视，90年代中国最有风格的MTV作品大多和怀旧有关，像艾敬的《燕子》、毛宁的《涛声依旧》、刁寒的《花好月圆》、李春波的《小芳》等作品，多将镜头推向童年的乡村、破败的贵族宅院，而纯情的村姑、古典的淑女则成为画面的主体形象。这些画面人物虽然不以裸露作为视觉冲击手段，但她粗黑的发辫、羞涩的眼神、奔跑的笨拙、等情郎的眼泪，无疑都是在突出一种东方式的性感方式。这种对女性局部性征的强调，是一种精装的纵欲。
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越是陷入危机的行业越需要美女来救急。90年代以来，由于电视的冲击，中国电影业的票房收入一直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影导演被迫转拍自己一直瞧不起的电视剧；另一些困守阵地的导演则在打斗、凶杀和艳情上大做文章，这就是所谓的娱乐片。十多年来，主宰中国影坛的一直是“第五代导演”。在从影之初，他们拍摄了一大批叫好不叫座的影片，仍然对自己的拒绝商业化充满自豪。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也不得不考虑生存问题，不得不在个性化与商业化、艺术性与娱乐性之间搞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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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靠驾驭性题材获得的成功，给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崇尚“不发表等于死亡”的商品社会，你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用女人和性的调料去争取观众。在常规意义上，性加暴力的手段，血淋淋与色迷迷融合的效果，是讨好观众的最便捷方式，但这种方式未免太粗暴，太缺乏艺术韵味。于此，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应该说将性在艺术上的力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电影是中国人现代命运史的缩影，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但艺术形式上又是一个英雄与美人间的凄艳故事；它既让不习惯同性恋的中国百姓大开眼界，又使电影中的人性冲突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另外，女明星巩俐在剧中只能算第三主角，但在公开场合，她的曝光率却超过了另两位男性主角，这明显体现出一种借助美女效应的商业预谋。由此看来，即使在一切以女性为利器的商业时代，也并不能彻底放弃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只有多重因素的完美结合，才会使文化产品既讨好观众，又给人带来震撼灵魂的力量。
以上，我们分析了文化商人和文化商业机构开发性资源的种种状况。但是，无论是出版商陪读者玩关于女性的想象，还是影视陪观众玩关于女性的幻象，都不过是一种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精神快餐罢了。一瞬间，美丽的女性就站在我们面前，让人为她的命运生发出无限的慨叹，但一旦走出电影院或关上电视机，那美丽的女性却距我们无限的遥远。由此，我们就会看到，文化产品给人提供的精神抚慰是多么空洞，多么虚幻。,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