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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扁鹊的足迹
http://www.100md.com 2001年10月24日 科学时报
     该书对于现今能见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所得实物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而将脉学“源歧多流”的形成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将“数术”、“方士”、“房中”等等今人斥为糟粕与科学大敌的思想学说、社会群体及实践活动,与脉学的发展历程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应有的历史位置。

    古人云:“不知十二经脉,开口动手便错”。可见“经脉”在医学知识体系与治疗行为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师者秉《黄帝内经》有关经脉的论说以传道,业医者用之救苦而屡建功效,如此循环往复既造就了“医学的传统”,也成就了“传统的医学”。同时,这一学说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这就是身体的结构、这就是生命的科学。

    然而自西方医学传入,这个上有古代圣训以为凭,下有实际应用以为据的“医学基础理论”与“生命的科学”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责难——人体上真的有经脉存在吗?于是乎批判之声与研究之风并起,一次次“证实”与“否定”的潮起潮落,使得人们逐渐习惯于采取皮里春秋的态度:闻“实”不喜,知“虚”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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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民先生最近完成的大作《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着力于“立体”地看待中国传统医学“脉”的概念与历史,希望沿着这条路径揭示古代“人体科学”的本来面貌。该书对于现今能见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所得实物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而将脉学“源歧多流”的形成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将“数术”、“方士”、“房中”等等今人斥为糟粕与科学大敌的思想学说、社会群体及实践活动,与脉学的发展历程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应有的历史位置。在这里,我们已然看不到“科学”与“文化”之间还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因为历史的真实面貌原本就是如此。

    不妨首先用“科学眼”来看待经脉问题:中国的传统科学,大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已然死亡的,如传统的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只要不是出于“心理需求”的人,都会承认这些所谓的科学已然丧失了生命力,只能纳入历史文化遗产的范畴,并加以历史学的研究;资料性的,某些学科需要长期观察的资料,例如气象、地震、天文等,但这毕竟只有从“资料”的角度出发才能发现其价值;活着的,唯有医学这一特例。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医学还“活着”、没有像其他古代科学那样被近代科学全面取代,就应该思考其之所以“活”的道理。如果承认“活”得有道理,就意味着要对其对立面——当代医学的权威性加以某种限制。不管认为传统医学、经脉理论是科学也好,是经验也罢,作为一种实用技艺,其发现、发展的过程与能够存在的原因,都不是用“文化”二字可以说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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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以扁鹊具有“X光”一般的透视眼作为解释,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种“实证”性的解释多少有些“科学”的味道;今人则以通过“穴位的连接”作为其“科学”的解释。从李建民氏的论说中,已然可以看到,这后一种、即当代“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本身并不科学。于是乎,只能像他诣前请教的那位老师那样解释:“经脉是人体的无线电系统”(存在而看不见);“学习中医需要一些想象力”等等。实际上,数十年来以科学手段对于经络问题的研究已然相当不少,尽管这些研究尚未解明经络传导现象的实质,但却似乎都支持“人体在神经体液之外还存在着某些未知的传导现象”的观点。众所周知,与任何一门其他科学相较,生命科学尚属年幼,但年幼者毕竟会长大。如同预言年幼者长大之后如何一样,现在断言经络学说的本质是“实”还是“虚”,都为时过早——谁知道生命科学这位少年长大之后,会给我们点什么“颜色”看看呢?等待、而不轻下断语,才是科学的态度。

    再说文化的研究:一般认为,经脉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内容。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医学知识体系中,还是在域外的古代医学知识体系中,都存在类似的概念与描述。例如在壮族医学中,认为拔火罐的目的与作用在于疏调人体上“龙路”与“火路”的气机;印度医学认为人体中存在“dhamani”、“sira”、“srotas”三种管道系统分别运送血液与体风素等等,又有107个称之为“marman”的关键点。西方学者曾试图寻找这些概念与神经、动脉、静脉的对应,自然难于让人信服与接受;日本的梵文学者大地原诚玄氏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分别将这三种管道系统译作经络、脉管与输管。不管如何翻译,只要我们想到古人在粗浅、直观的形态学认识的基础上,都要通过想象来构建有关人体新陈代谢生理功能的解释,自然就会对这些无法用神经与脉管系来解释的“脉学”感到并不奇怪。

    《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2000年7月台湾乐学书局出版,定价:新台币500元。

    ■文/ 廖育群,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