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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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美作为人类直观自身的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受着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主要来自经济、政治、伦理、宗教。此外，性审美与艺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1、性美与经济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首先吃喝住穿，之后才能从事精神活动。因此，经济状况对性审美活动的决定作用是最根本的。
我们知道，服装就其实用价值而言是为己的，就其审美价值而言是为他的(即为了让别人看)，为他的重要方面是为异性。因此，服装美具有较浓重的性美成分。
就社会整体而言，也是如此。美国学者戴斯蒙.莫里斯在《观人术》一书中曾谈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妇女的裙子呈上升趋势；经济衰败时期，裙子就变长而下降。他是对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裙式的发展和演变作过详细考察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20年代，经济发展，裙子较短；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裙子加长了；40年代上半，经济起飞，裙子又上升；二次战后经济萧条，裙子再度下降；到60年代，经济走向繁荣期，裙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短裙就是在这时出现的)；70年代，经济平稳，裙子又回到一般长度。对于其中的原因，莫里斯作了这样的估计和猜测:“或许经济的安全感使她们自觉地更坦然地面对男性，也或许是整个社会的繁荣，使她们也活泼开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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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建国后服饰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经济条件的制约作用。建国初，由于经济刚刚起步，服装表现出朴实、整洁的风格，面料、色彩、款式都较单一；到1956年，经济开始繁荣，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了服饰多样化的苗头；但从1958年至十年“文革”，服装因经济滑坡而走向单调化，甚至以穷为荣；新近以来，经济上改革开放，服装呈现出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局面。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赫洛克指出:“服饰是国家贫富的见证。”这一断语是深中肯綮的。
不只是服装，就连妇女的美容化妆，也是与经济状况分不开的。
2、性美与政治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对性美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前面提到，十年“文革”期间，服装极端单调，除了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男女均戴解放帽，穿绿军装，扎红腰带，女子的长发一律被剪掉；之后便是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越脏越破旧的服装越表示保持革命本色，越适应“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男女之间性的差别被抹杀了，当然也就无所谓性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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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关系美的高级形式是爱情，爱情的结晶是婚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常常是政治需要的手段。王昭君远嫁匈奴，是汉元帝政治上的让步之举；文成公主下嫁西藏，负有汉藏和睦的政治使命。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的联姻活动。马克西米连为皇子时，勃艮第公爵查理为了换取一个国王封号，主动提出把女儿玛丽嫁给马克西米连，未果。四年后查理死去，新继位的玛丽为对抗法国入侵，再次要求与马克西米连成婚。马克西米连飞速前往成婚，目的是借婚姻把尼德兰纳入罗马帝国版图。1482年，尼德兰叛乱，法国乘机逼进，为了向法国妥协，马克西米连把年仅四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法国王太子查理。1488年，马克西米连为了控制布列塔尼，便主动与布列塔尼新继位的女公爵安妮订婚，因自己不能分身，就派代表前往举行结婚仪式。但这时法王查理为了争夺布列塔尼，抢先娶了安妮，把十岁的玛格丽特退还给马克西米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在政治需要面前，个人的爱情自由被扼杀，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对性爱的干预其作用是负面的，政治交易的成功，几乎总伴随着爱情的悲剧。
, http://www.100md.com 3、性美与伦理
美既然离不开善，那么性美作为美的构成部分，当然也包含着伦理内容。
服饰作为性美的标志之一，其起源和作用是耐人寻味的。一般人认为，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创造出衣服，乃是为了遮羞。然而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他发现，那些平日总是裸体的澳洲原始部落的妇女在参加性爱舞蹈时，却要穿起羽制的围裙，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唤起异性的注意。格罗塞认为:“遮羞的衣服的起源不能归之于羞耻的感情，而羞耻感的起源，到可以说是穿衣服的这个习惯的结果。”“在低级文化间，偶然掩蔽性器官，固然可以有性刺激，但等到掩蔽的习惯成为普通的经常的行为时，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意义；……结果成为我们现在的性刺激的就不是习惯的掩蔽，而是偶然的无掩蔽。……这中间已经有了一种很重大的伦理的进展——性的自制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当原始人类还没有懂得穿衣的时侯，是没有羞耻感的；遮蔽性器官，是为了吸引异性；而当穿衣成为习惯时，羞耻感便产生了，偶然暴露性器官就引以为羞了。因此，衣服的遮羞功能包含着道德自制的内容。格罗塞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气温最适于人体时仍需要穿衣。对性美的欣赏，也首先是从服装开始的，只有情侣关系的男女才有可能彼此欣赏裸体之美。这之中，道德规范起着潜在无形、但又极其强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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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美中，道德的地位更为突出。专一性被认为是恋爱者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没有一个人同时深深地、忘我的、热烈地爱两上或三个人。那必然会导致心理动荡，使人面临困难的抉择，分散感情的洪流。爱情首先要求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象上，要求感受的和谐完整。”《诗经.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东门之外女子众多如云，却不是我所思念的，只有那个穿着素衣绿裙的女子，才能唤起我心头的愉悦。爱情的专一被视为美德，而始乱终弃则为人所不齿。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终生只经历了一次爱情，他为妻子写下了许多充满柔情的诗篇；马克思与燕妮是风雨同舟的一对伴侣，患难与共近四十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也经历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这些人物的爱情都被世人传为佳话。
性美是比较容易与单纯生理欲求相混淆的领域，因此道德在这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
4、性美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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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美与宗教的关系不亚于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说道德在许多方面对性美还有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宗教则基本上起着消极作用。在这方面，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最有代表性的。
首先，基督教否定了人体之美。中世纪教堂，裸体绘画与雕塑是被严格禁止的。教会认为，肉体是精神的羁绊，无美可言，人体艺术也就毫无意义。
其次，与人体美相联系，基督教也无视服饰美。在中世纪宗教统治下，服装一律是包围式的，极力抹杀人的形体特征，妇女除了脸庞不得不暴露以外，其他部分一律遮蔽起来，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异性的邪念。从服装的色彩款式方面看，也是单调和笨拙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性禁忌，其违反人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性爱，认为性欲是可耻的，罪恶的。耶稣的使徒保罗就提出“男不近女”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抛弃家庭，自行阉割，以献身宗教；圣柔米宣称，圣徒的使命之一，是“用圣洁的大斧砍倒婚姻之树”；圣奈勒斯已有两个孩子，忽然痛哭忏悔，与妻子离异。琉西霞为了不当诱惑男人的妖魔，自己刺瞎了双眼，被奉为贞女；西尔维斯已年过六十，四十年间一直拒绝盥洗手指以外的部位，来表明自己与性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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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真的断绝男女之欲，那就连这些拯救人类的圣徒也不存在了，人类灭绝，基督教也无法存在，于是只好允许婚姻中的性“罪恶”。但又规定了繁琐的禁忌日，夫妻在这些日子性交是犯罪的，将在阴间受到烈火和毒蛇的严厉惩罚；发现这种“不正当性交”的人必须立即向神父告发，神父则对当事人进行公开审判。神学家彼得还规定:凡是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的夫妇,就应判死罪，因为他们不思正事，只是以性交取乐。
佛教则为了防止女性诱惑而提出以“九想”来排斥“六欲”，六欲是指男性对女性肤色、形貌、仪态、语言、细滑、人相六方面的欲望；“九想”是膨胀想(想象人是膨胀的尸体)、青瘀想(想象人是遍体青瘀)、坏想(想象人是坏烂的尸体)、血涂想(想象人体血肉涂糊)、脓烂想(想象人体浓烂腐臭)、嘬想(想象死后鸟兽来嘬咬尸体)、散想(想象被嘬咬尸骨散乱)、骨想(想象人是一堆白骨)、烧想(想象人死后火化成骨灰)。有了这“九想”，女人就成了极其丑陋不堪的东西，情欲自然就会消失。扼杀性美，是各种宗教的共同之处。
, 百拇医药 5、性美与艺术
艺术美是生活美的反映和升华。性美是生活美的重要内容，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使欣赏者接受熏陶，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包括性审美水平。
艺术中性美最多出现的是爱情美。古今中外，爱情歌曲、爱情神话、爱情小说、爱情戏曲、爱情影视等等，构成了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中有大量的爱情名篇，七仙女下凡、牛郎织女等神话，《红楼梦》、《激流三部曲》等小说，《长生殿》、《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戏剧，都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西方艺术中，爱情占有更大的比重，长篇巨著中，几乎没有不涉及爱情的。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高乃依的戏剧《熙德》，席勒的戏剧《阴谋与爱情》，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克列尼娜》等等。这些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真实地描写了生活中恋人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有正剧，有喜剧，也有悲剧，欣赏者从这些作品中体味着爱情的真谛，作品也激励着人们去寻求高尚的、美满的爱情，净化着欣赏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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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影星、歌星效应是唤起社会公众性意识的重要媒介。即使他们演出的内容与爱情无关，也会对青少年编织自己的爱情幻想起着巨大的诱导作用，尤其是那种被称为“性感演员”的人，诱导作用更大。有时，明星效应可能使某些天真的少年误入迷宫，偏离了爱情的正确轨道，“追星族”中有一些成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总之，爱情是艺术永恒的题材，艺术也激发出无穷的爱情力量。
人体艺术也占有广阔的地盘。三万年前原始人类的维林多夫的维纳斯雕像以崇拜的心理塑造了一个生育女神的形象，胸、腹、臀、会阴等与生殖有关的部位被夸张了，以表现对生殖的热情歌颂；后来人体艺术就带有某种象征意味，也运用变形手法，比如古埃及的方尖牌乃是男性器官的象征。到古希腊，人体艺术走向写实，直到当代社会，人体艺术久盛不衰(中世纪除外)。艺术中的人体是经过提炼、加工、升华了的完美形象。往往被视为人体美的标准和典范，因而影响到现实生活中人体美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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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行为，艺术家们大多采取慎重的态度。有关这类艺术内容向来是毁誉并存的，有时，性行为的审美表现与淫秽表现的界限很难划定。《红楼梦》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斥之为淫书，今天已被视为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了；《金瓶梅》也曾被列为禁书，今天人们也能肯定其中的积极价值。实际上，这一题材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避的，问题在于如何去表现。正确的做法应当是:①将这一内容上升到审美层次；②通过性行为的描写显示出特定的社会内容；③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暗示手段，即用曲笔。比如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用“露滴牡丹开”一类比喻性词语暗示性行为。
性审美活动涉及的基本心理因素
即感智、想象、情感、理解。
审美感知指审美对象刺激人的感官而引起的各种感觉及与之而来的知觉的综合活动。感知是审美活动的先导。人的视、听、嗅、味、触等感受器和神经通道、大脑皮层的感觉中枢三部分组成了人的感觉器官，接受、传导、加工、分析外界的各种信息。其中视、听为高级感官，在性审美中起着主要作用，同时也不可否认嗅、味、触在性审美活动中的作用。抚摸、拥抱、接吻等性接触中所产生的美感，便与嗅、味、触感官直接相关。但应该看到，审美感知并不只产生单纯的心理效应，它同时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人的感官虽也受生理欲望的影响，但由于人类长期的审美实践，积淀、凝结着文化历史的因素，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动物的生存功利性，而演化成了具有社会性的感觉器官。视、听与嗅、味、触等相比，之所以被当做主要的审美器官，也在于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性，积淀了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审美感知和一般感知不同，它往往蕴含着主体情感得到表现和陶冶的强烈渴望。审美感知中交织着更多情感、想象、理解以及个体的理想、情趣、个性等社会实践经验与生活阅历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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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想象指在头脑中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的形象心理过程。它与表象不同，形象是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在头脑中的再现，而想象所形成的形象是新的，是想象者没有直接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在性审美活动中，想象是审美主体凭借审美感知直观从审美对象身上所获得的形象和审美主体从过去的经验中所获得的其他表象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形象的心理活动。由于审美主体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水平的不同，想象能力和想象内容也不相同，所获得的审美感受也就不同。审美想象和一般想象的区别在于，审美想象不带直接的功利目的，并伴随着爱憎好恶等情感活动。想象在性审美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不恰当的想象，也会产生心理偏差。
审美情感指审美过程中直接产生的知觉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主观情绪的反映。情感不是对客观对象本身的反映，而是主体和对象之间某种关系、主体对客观对象的一定主观态度的反映。这种态度与人的需要、要求、理想密切相关。对象与主体需要的不同关系，产生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情感又驱使主体采取不同的活动。审美中的情感活动与对象的感性形式密切联系，审美对象引起的感觉、知觉、表象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而在知觉、表象基础上进行的想象活动，更推动了审美的情感活动。随着主体立场观点诸主观条件的不同，随着主体与对象的客观利害关系的不同，具体的情感也就会有所不同。性审美中的情感，是性审美的产物，反过来又对性审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审美理解在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基础上产生的理性认识活动，是使审美感受获得理性品质的心理因素。在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中有两种理解因素：审美的前提性理解和情感性理解。审美的前提性理解与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审美修养、文化知识、审美标准和世界观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它是美感产生和深化的基础。真正的审美理解是情感性理解。审美情感性的理解是审美感受过程中的理解，它的特点的：不以概念和抽象论证、逻辑推动等形式出现，一切理性的认识都化作情感，在情感中得到显现。审美主体的修养、个性等，都化成了情感，直接表现为对审美对象所采取的好、恶、爱、憎的倾向和态度。审美的情感性理解是建立在大量审美实践和经验基础上的，在性审美中，情感理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避免产生性审美偏差的重要保证。,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