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偷病历？
合理的要求无法满足，我只好偷病历
我叫杨旭波，是一名虽然出院、但至今尚未痊愈的患者。1998年11月23日，我因慢性结石引发的胆囊炎疼痛难忍，来到了合肥W医院接受治疗。这是安徽省内为数不多的三级甲等医院之一，我对治疗充满了信心。
此前，我听人说过，施行胆囊切除的腹腔镜手术一般三四十分钟就可完成，在医院住上四五天就可出院。但我却在手术床上三四个小时，中途还发生了胆汁泄漏，生命垂危，被迫做开腹手术清洗腹腔抢救，住院时间长达17天，到1998年的12月9日才出院。我是带着一根从腹腔胆管直通体外的T形胆汁导流管出院的，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尽管医生们手术顺利，但我却不禁对手术效果产生了怀疑。
在回家休养期间，我一边忍受着因身上带着一根管子带来的巨大不便，一边又托亲拜友，找到安徽省内的其他几家医院的专家们咨询，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 百拇医药 有人告诉我，我身体的造影片显示：肝胆总管有横断性缺损约两厘米，有可能造成“胆道狭窄”的终身残疾，并可能因胆汁流排不畅而危及生命。这些情况都是我在W医院手术后和住院期间没有听说过的。我对医院产生了怀疑。
一切只有从原始的病历开始寻找答案。我稍一打听便知道眼下一些医院的情况，通过正规渠道，医院不可能让我看病历。
在与院方最初交涉的几个月中，我先后几十次去医院，结果碰了钉子。到后来，院有关领导专门在办公楼下派了门卫，一见到我，立即拦住。我万般无奈，开始悄悄地做工作。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一生身体健康的大事。
因为在税务部门工作，熟人多，我终于托人走关系，从W医院找到“内线”，将我的《门诊病历记录》从病历档案柜中偷拿了出来。
因为曾经在司法部门工作过，我知道证据的重要性。我将这份病历记录复印后，又专门到公证部门作了“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公证，盖上了公证机关的大印。
, 百拇医药
果然，这份1998年12月8日由院方填写的病历记录(下简称“病历一”)对我手术情况的记录与我出院后所作的造影显示结果不同。
“病历一”中说，对我“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发现胆囊部粘连、解剖不清、胆囊颈部有结石嵌顿，遂决定行开腹手术……见胆囊颈部结石压迫肝总管，与肝管间形成内瘘，瘘口约0.4厘米，占肝总管周径约五分之一。切除胆囊后，于瘘处放置T型管一根，手术顺利……”
到底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损伤胆管长度、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的“内瘘”，还是手术中因失误造成的后遗症很大的“缺损”，差别太大。
不“偷”病历，我将永远蒙在鼓中
“偷病历”的收获让我有了与医院交涉的底气。1999年2月4日，我在掌握最原始病历之后与W医院院方谈话。由于一开始我就亮出了已看过的病历，做我手术的医生被迫给了一个“系误伤”的解释，并声明，“病历一上写的‘肝总管内瘘’是‘推测’的，现在讲的才是真实情况”。不过院方还是说，“肝总管绝对没有完全断，也没有缺损”，只是“机械损伤”。
, http://www.100md.com
由于我掌握了病历，并坚持说病历上的记录是医生亲眼看到的后记录下来的，结果院方进一步辩解，说“出院病历是一位轮转的实习医生写的，未经主治医生核准，属院方的责任”，“器械损伤肝总管是事实，由于医生及时发现，弥补措施得力，未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只能属于手术并发症，所以不应再追究医院责任”。
不可思议的是，W医院院方尽管在与我的第一次交涉之后已部分承认了手术中的失误，但在我与他们交涉后，他们在给我原单位的一份《通报》中仍然这样说：“术中肝总管损伤、修复、放置T形管引流在原始病历中均有记载，不及时告诉病人及家属，不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是实行临时性保护措施，目的是保护病人，不增加病人的精神负担和困扰。”
所幸的是，我“偷”病历的经历还没有结束，我还要继续调查。
从1999年2月份之后，我利用每周去W医院例行检查、拿药、向医护人员说病情的机会，先后多次进了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趁着他们外出查房或给其他病人配药，将院方先后几次改动的病历摘要等“偷”出医院，经过复印、公证后再偷偷放回原处。下面就是我的收获―――
, 百拇医药
1999年2月5日，院方在新的一份手术情况说明(病历摘要)中，“瘘口”的大小又发生了变化，从占肝总管的“五分之一”变成了“五分之二”，离真实又靠近了。
1999年2月底，在我越来越频繁的交涉之后，院方在一份关于手术的补充说明中开始承认，“腹腔镜器械分离时，肝总管损伤”，并特地说明，“肝总管是在腹腔镜手术下所伤，开腹后，缝合修补肝总管裂口”。
1999年7月6日，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门诊结果是：“造影显示‘缺损’，肝总管横断吻合”。
1999年7月13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由W医院的医生带领，我在北京301医院做了检查，会诊记录上写道：“造影显示，T型管位置肝总管连续性中断”。
1999年11月19日，在院方出示的《关于杨旭波同志医疗情况的处理意见》中，情况又一次发生变化，“分离胆囊三角时腹腔镜器械致肝总管损伤，裂口约0.4厘米，约占肝总管周径的二分之一”，在真实的压力下，院方不得不一步步退让。
, 百拇医药
这些病历文件都是病人通过正常途径看不到的。数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今年以来先后三次赴W医院采访，医院还拿出他们自制的假的图片，以显示“是结石造成的内瘘，不是手术的原因”。
如果我不“偷”病历，一切都被蒙在鼓中。
不“偷”病历，我无法体会“知情权”的珍贵
我必须承认，“偷”病历的行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偷”病历掌握的情况，我就会变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偷”病历的无奈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给病人必要的“知情权”太重要了。医疗本身应是一种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按照目前医疗部门的有关规定，只有拥有正当理由，才能调阅医院病历，否则任何人无权调看。但究竟什么样的理由才是正当的？似乎并无定论。
在我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我的律师致函院方要求医院提供全部原始医疗档案的时候，却被拒绝。这就是眼下令人遗憾的现实：知情权成了一种“稀有资源”，作为一个普通的病人，除了以“偷”这样的特殊手段，无法实现自己的知情权。
究竟谁来监督和保证病人知情权的落实？现行的明显不合理、不合法的有关规定是否有修正乃至废除的必要？我和众多的病友都在等待着一个满意的答案。
中国青年报, http://www.100md.com
我叫杨旭波，是一名虽然出院、但至今尚未痊愈的患者。1998年11月23日，我因慢性结石引发的胆囊炎疼痛难忍，来到了合肥W医院接受治疗。这是安徽省内为数不多的三级甲等医院之一，我对治疗充满了信心。
此前，我听人说过，施行胆囊切除的腹腔镜手术一般三四十分钟就可完成，在医院住上四五天就可出院。但我却在手术床上三四个小时，中途还发生了胆汁泄漏，生命垂危，被迫做开腹手术清洗腹腔抢救，住院时间长达17天，到1998年的12月9日才出院。我是带着一根从腹腔胆管直通体外的T形胆汁导流管出院的，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尽管医生们手术顺利，但我却不禁对手术效果产生了怀疑。
在回家休养期间，我一边忍受着因身上带着一根管子带来的巨大不便，一边又托亲拜友，找到安徽省内的其他几家医院的专家们咨询，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 百拇医药 有人告诉我，我身体的造影片显示：肝胆总管有横断性缺损约两厘米，有可能造成“胆道狭窄”的终身残疾，并可能因胆汁流排不畅而危及生命。这些情况都是我在W医院手术后和住院期间没有听说过的。我对医院产生了怀疑。
一切只有从原始的病历开始寻找答案。我稍一打听便知道眼下一些医院的情况，通过正规渠道，医院不可能让我看病历。
在与院方最初交涉的几个月中，我先后几十次去医院，结果碰了钉子。到后来，院有关领导专门在办公楼下派了门卫，一见到我，立即拦住。我万般无奈，开始悄悄地做工作。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一生身体健康的大事。
因为在税务部门工作，熟人多，我终于托人走关系，从W医院找到“内线”，将我的《门诊病历记录》从病历档案柜中偷拿了出来。
因为曾经在司法部门工作过，我知道证据的重要性。我将这份病历记录复印后，又专门到公证部门作了“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公证，盖上了公证机关的大印。
, 百拇医药
果然，这份1998年12月8日由院方填写的病历记录(下简称“病历一”)对我手术情况的记录与我出院后所作的造影显示结果不同。
“病历一”中说，对我“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发现胆囊部粘连、解剖不清、胆囊颈部有结石嵌顿，遂决定行开腹手术……见胆囊颈部结石压迫肝总管，与肝管间形成内瘘，瘘口约0.4厘米，占肝总管周径约五分之一。切除胆囊后，于瘘处放置T型管一根，手术顺利……”
到底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损伤胆管长度、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的“内瘘”，还是手术中因失误造成的后遗症很大的“缺损”，差别太大。
不“偷”病历，我将永远蒙在鼓中
“偷病历”的收获让我有了与医院交涉的底气。1999年2月4日，我在掌握最原始病历之后与W医院院方谈话。由于一开始我就亮出了已看过的病历，做我手术的医生被迫给了一个“系误伤”的解释，并声明，“病历一上写的‘肝总管内瘘’是‘推测’的，现在讲的才是真实情况”。不过院方还是说，“肝总管绝对没有完全断，也没有缺损”，只是“机械损伤”。
, http://www.100md.com
由于我掌握了病历，并坚持说病历上的记录是医生亲眼看到的后记录下来的，结果院方进一步辩解，说“出院病历是一位轮转的实习医生写的，未经主治医生核准，属院方的责任”，“器械损伤肝总管是事实，由于医生及时发现，弥补措施得力，未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只能属于手术并发症，所以不应再追究医院责任”。
不可思议的是，W医院院方尽管在与我的第一次交涉之后已部分承认了手术中的失误，但在我与他们交涉后，他们在给我原单位的一份《通报》中仍然这样说：“术中肝总管损伤、修复、放置T形管引流在原始病历中均有记载，不及时告诉病人及家属，不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是实行临时性保护措施，目的是保护病人，不增加病人的精神负担和困扰。”
所幸的是，我“偷”病历的经历还没有结束，我还要继续调查。
从1999年2月份之后，我利用每周去W医院例行检查、拿药、向医护人员说病情的机会，先后多次进了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趁着他们外出查房或给其他病人配药，将院方先后几次改动的病历摘要等“偷”出医院，经过复印、公证后再偷偷放回原处。下面就是我的收获―――
, 百拇医药
1999年2月5日，院方在新的一份手术情况说明(病历摘要)中，“瘘口”的大小又发生了变化，从占肝总管的“五分之一”变成了“五分之二”，离真实又靠近了。
1999年2月底，在我越来越频繁的交涉之后，院方在一份关于手术的补充说明中开始承认，“腹腔镜器械分离时，肝总管损伤”，并特地说明，“肝总管是在腹腔镜手术下所伤，开腹后，缝合修补肝总管裂口”。
1999年7月6日，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门诊结果是：“造影显示‘缺损’，肝总管横断吻合”。
1999年7月13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由W医院的医生带领，我在北京301医院做了检查，会诊记录上写道：“造影显示，T型管位置肝总管连续性中断”。
1999年11月19日，在院方出示的《关于杨旭波同志医疗情况的处理意见》中，情况又一次发生变化，“分离胆囊三角时腹腔镜器械致肝总管损伤，裂口约0.4厘米，约占肝总管周径的二分之一”，在真实的压力下，院方不得不一步步退让。
, 百拇医药
这些病历文件都是病人通过正常途径看不到的。数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今年以来先后三次赴W医院采访，医院还拿出他们自制的假的图片，以显示“是结石造成的内瘘，不是手术的原因”。
如果我不“偷”病历，一切都被蒙在鼓中。
不“偷”病历，我无法体会“知情权”的珍贵
我必须承认，“偷”病历的行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偷”病历掌握的情况，我就会变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偷”病历的无奈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给病人必要的“知情权”太重要了。医疗本身应是一种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按照目前医疗部门的有关规定，只有拥有正当理由，才能调阅医院病历，否则任何人无权调看。但究竟什么样的理由才是正当的？似乎并无定论。
在我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我的律师致函院方要求医院提供全部原始医疗档案的时候，却被拒绝。这就是眼下令人遗憾的现实：知情权成了一种“稀有资源”，作为一个普通的病人，除了以“偷”这样的特殊手段，无法实现自己的知情权。
究竟谁来监督和保证病人知情权的落实？现行的明显不合理、不合法的有关规定是否有修正乃至废除的必要？我和众多的病友都在等待着一个满意的答案。
中国青年报,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