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业的基层社区发展模式
从“条线模式”到“社区模式”
我国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往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实行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为中心，经由省、地、市、县、乡镇逐级实施政策、行政拨款、修建设施、管理和培训专业人员的纵向“条线模式”。
在农村改革中，“条线模式”显露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逐级辐射形成的层级落差，使宏观政策及财政支持的作用通过省、县、乡、村逐级传递，逐级递减，因而处于行政末端的农村的社会事业长期处于落后地位；二是在管理上统得过死，使基层财力难以动员，人员难以流动，事业资源难以开发和共享；三是长期以行政方式包揽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使社区难以形成合理的内源开发机制，从本质上说是落后的、浪费的和违背社区原则的。这些都成为农村社会事业难以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客观原因。
实践证明，农村社会的最终进步要依赖于最基层的社区——村庄的发展。联合国社会事务局对“社区发展”的定义是：“社区发展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将当地人民自助合作的力量与政府或志愿机构协助的技术相互配合，以改善社区的生活条件。”所谓“社区模式”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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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条线模式”不同，“社区模式”更注重于推动地方的横向联合，开发村庄内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借助村民或社区成员自助合作的力量，有效地形成社区“公共财政”，并依靠民主管理的方式将之投入社区公共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当前仍然以“条线模式”推动社会保障、而农村相应地缺乏社会保障的体制下，“社区模式”及其推动下的社区保障也许正是社会保障最适宜的替代品。
农村社区保障和合作医疗制度曾经在我国农村被广泛地实践过，作出过很大贡献。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区的合作医疗和保障解体了，与之相应的农村居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等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又重新出现，农村居民仍希望恢复合作医疗或能够提供一种新的保障制度。当然，农民现在所希冀的已经不是对过去合作医疗的简单恢复。
目前各地农村根据本地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意愿，吸取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试行形式多样、内容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如健康医疗保险、合作办医、预防保健合同制等，合作医疗也为“医疗保健制度”所替代，但是，“社区模式”仍然在多样化的改革方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百拇医药
从“行政动员”到“民间组织化”
与“条线模式”相适应，主渠道依靠行政力量，从上到下组织和动员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最明显的特点，是依靠行政拨款建设公共事业，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行业专业人员，依靠行政动员实施和落实政策。因而在基层，一方面造成对地方积极性的束缚，容易形成“等、靠、要”的局面；另一方面行政动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腐败和对事业基金管理不当等现象，又使农民对此失去信心。加之，农村地区长期贫穷落后，原有的组织化手段失败，合作医疗等组织衰落，公共事业成为最难以动员和发展的领域。其中医疗、卫生、保健等事业的发展，由于直接涉及和影响到农户和农民个人的收支状况和生存质量，因而面临的难题更多。
改革实践还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依靠社区民间组织化的力量，解脱行政束缚，自己组织起来，举办公共事业的新鲜模式。这种模式得以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首先是由公共事业发展的某些规律所决定的。地方公共事业具有社区共建共享的性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公共物品的形成往往包含着大量志愿者的劳动。我国以行政方式包揽公共物品建设管理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违背社区原则的。其次，从成功经验来看，民间组织化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社区对公共事业的需求虽然为民间组织起来准备了条件，但不能自然引发民间组织起来。组织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大多数村庄仍然是以村集体为核心的基层政权组织。再次，民间组织化的力量有可能借助于社区共同体的传统内聚力和信任感，在社区这种小规模的、由传统人际关系维系的、便于农民监督的范围内，依靠民间力量解决公共事业中最难办的资金筹集问题，共同办好社区内部的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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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
与纵向推动模式相适应，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中心—边缘”推进模式，“送医送药下乡”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反映。以往人们总认为，这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规律，而很少考虑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长期以行政方式过度汲取乡村的结果，只谈城市带动农村，而忽视了乡村内部潜藏着的需求和自我发展的能量。事实上，城市带动农村模式产生的另一重结果，是城市捆绑住了农村发展的手脚。一旦松绑，乡村虽然存在因失去国家支持和集体保障(其实都很微弱)而迅速凋敝的可能，但也存在摆脱对大社会体系和城镇的依赖之后反而快速发展的可能。对于村庄来说，相对于失去国家计划为其承担经济风险和事业支持的保证，摆脱大社会行政体系的控制，将有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经济利益。
实践证明，村庄虽然是宏观社会经济体系的最末端，但是近十余年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并没有完全遵循从“中心”到“边缘”(或从都市到乡村)逐级扩散的模式。农村改革的先行性，给边缘地带以新的发展机会。在摆脱对大社会体系和城镇的依赖，经过自我发展之后，出现了一些异常发达的村庄。实践向我们提示，村庄有可能形成城乡之间的第三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在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现有的城乡关系和格局，使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成为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村庄由开始只进入农村市场，以后逐步进入地方、区域乃至全国性市场，从而在城乡之间形成了平等的市场交换与竞争关系。由于超级村庄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参与合作和竞争，在这种关系中已实际摆脱了农村对于城市的单向依附关系，因而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一些新的经济、文化、服务，特别是社会事业的中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发展中存在“中心—边缘”结构，那么这种结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散的多元化的农村城市化模式。在经济起飞阶段或高速发展阶段，城乡结构由原来的稳态转为动态，城乡关系中出现新的主体或原有主客体角色互换的现象是极有可能的；即使后发展地区也可能自然地形成边缘地带新的中心，继而产生扩散效应，不仅向周边的经济落后地区扩散，也有可能向那些因旧体制的束缚而活力不足的城市扩散。
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卫生、保健、福利保障和教育等以往被认为最不适宜于乡村举办的事业，许多地区的村庄中都不同程度地兴办，而且卓有成效。它们的实践充分展示出社区性公共事业发展的丰富经验和广阔前景。, 百拇医药
我国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往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实行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为中心，经由省、地、市、县、乡镇逐级实施政策、行政拨款、修建设施、管理和培训专业人员的纵向“条线模式”。
在农村改革中，“条线模式”显露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逐级辐射形成的层级落差，使宏观政策及财政支持的作用通过省、县、乡、村逐级传递，逐级递减，因而处于行政末端的农村的社会事业长期处于落后地位；二是在管理上统得过死，使基层财力难以动员，人员难以流动，事业资源难以开发和共享；三是长期以行政方式包揽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使社区难以形成合理的内源开发机制，从本质上说是落后的、浪费的和违背社区原则的。这些都成为农村社会事业难以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客观原因。
实践证明，农村社会的最终进步要依赖于最基层的社区——村庄的发展。联合国社会事务局对“社区发展”的定义是：“社区发展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将当地人民自助合作的力量与政府或志愿机构协助的技术相互配合，以改善社区的生活条件。”所谓“社区模式”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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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条线模式”不同，“社区模式”更注重于推动地方的横向联合，开发村庄内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借助村民或社区成员自助合作的力量，有效地形成社区“公共财政”，并依靠民主管理的方式将之投入社区公共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当前仍然以“条线模式”推动社会保障、而农村相应地缺乏社会保障的体制下，“社区模式”及其推动下的社区保障也许正是社会保障最适宜的替代品。
农村社区保障和合作医疗制度曾经在我国农村被广泛地实践过，作出过很大贡献。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区的合作医疗和保障解体了，与之相应的农村居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等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又重新出现，农村居民仍希望恢复合作医疗或能够提供一种新的保障制度。当然，农民现在所希冀的已经不是对过去合作医疗的简单恢复。
目前各地农村根据本地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意愿，吸取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试行形式多样、内容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如健康医疗保险、合作办医、预防保健合同制等，合作医疗也为“医疗保健制度”所替代，但是，“社区模式”仍然在多样化的改革方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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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动员”到“民间组织化”
与“条线模式”相适应，主渠道依靠行政力量，从上到下组织和动员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最明显的特点，是依靠行政拨款建设公共事业，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行业专业人员，依靠行政动员实施和落实政策。因而在基层，一方面造成对地方积极性的束缚，容易形成“等、靠、要”的局面；另一方面行政动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腐败和对事业基金管理不当等现象，又使农民对此失去信心。加之，农村地区长期贫穷落后，原有的组织化手段失败，合作医疗等组织衰落，公共事业成为最难以动员和发展的领域。其中医疗、卫生、保健等事业的发展，由于直接涉及和影响到农户和农民个人的收支状况和生存质量，因而面临的难题更多。
改革实践还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依靠社区民间组织化的力量，解脱行政束缚，自己组织起来，举办公共事业的新鲜模式。这种模式得以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首先是由公共事业发展的某些规律所决定的。地方公共事业具有社区共建共享的性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公共物品的形成往往包含着大量志愿者的劳动。我国以行政方式包揽公共物品建设管理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违背社区原则的。其次，从成功经验来看，民间组织化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社区对公共事业的需求虽然为民间组织起来准备了条件，但不能自然引发民间组织起来。组织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大多数村庄仍然是以村集体为核心的基层政权组织。再次，民间组织化的力量有可能借助于社区共同体的传统内聚力和信任感，在社区这种小规模的、由传统人际关系维系的、便于农民监督的范围内，依靠民间力量解决公共事业中最难办的资金筹集问题，共同办好社区内部的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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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
与纵向推动模式相适应，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中心—边缘”推进模式，“送医送药下乡”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反映。以往人们总认为，这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规律，而很少考虑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长期以行政方式过度汲取乡村的结果，只谈城市带动农村，而忽视了乡村内部潜藏着的需求和自我发展的能量。事实上，城市带动农村模式产生的另一重结果，是城市捆绑住了农村发展的手脚。一旦松绑，乡村虽然存在因失去国家支持和集体保障(其实都很微弱)而迅速凋敝的可能，但也存在摆脱对大社会体系和城镇的依赖之后反而快速发展的可能。对于村庄来说，相对于失去国家计划为其承担经济风险和事业支持的保证，摆脱大社会行政体系的控制，将有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经济利益。
实践证明，村庄虽然是宏观社会经济体系的最末端，但是近十余年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并没有完全遵循从“中心”到“边缘”(或从都市到乡村)逐级扩散的模式。农村改革的先行性，给边缘地带以新的发展机会。在摆脱对大社会体系和城镇的依赖，经过自我发展之后，出现了一些异常发达的村庄。实践向我们提示，村庄有可能形成城乡之间的第三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在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现有的城乡关系和格局，使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成为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村庄由开始只进入农村市场，以后逐步进入地方、区域乃至全国性市场，从而在城乡之间形成了平等的市场交换与竞争关系。由于超级村庄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参与合作和竞争，在这种关系中已实际摆脱了农村对于城市的单向依附关系，因而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一些新的经济、文化、服务，特别是社会事业的中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发展中存在“中心—边缘”结构，那么这种结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散的多元化的农村城市化模式。在经济起飞阶段或高速发展阶段，城乡结构由原来的稳态转为动态，城乡关系中出现新的主体或原有主客体角色互换的现象是极有可能的；即使后发展地区也可能自然地形成边缘地带新的中心，继而产生扩散效应，不仅向周边的经济落后地区扩散，也有可能向那些因旧体制的束缚而活力不足的城市扩散。
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卫生、保健、福利保障和教育等以往被认为最不适宜于乡村举办的事业，许多地区的村庄中都不同程度地兴办，而且卓有成效。它们的实践充分展示出社区性公共事业发展的丰富经验和广阔前景。,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