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与临床的对话
在北京神经内科界，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青年：他们每月一次周末聚会，义务给疑难病人会诊；他们打破学术上的门户派系，资源共享、设备共享、知识共享；他们自费到北欧参观学习，计划着建一批能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模式的卒中病房。这些人都是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BNC)的成员，都在北京各大医院担负着科主任的职务，都具有副高以上职称，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是什么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说，为了跟上世界神经科学发展的脚步，为了千百万脑血管病人。
专家义务会诊
“患者傅和生，男，43岁，因双下肢疼痛3年，麻木及无力月余入院。入院前20天曾在当地医院就诊，以‘脉管炎’治疗两周，症状逐渐加重、行走受限来我院就诊。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入院查体、实验室检查……敬请BNC委员于2001年4月22日星期日下午3点在北大三院参加讨论。”这是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网页上发出的一份
病历摘要。
, 百拇医药
河南农民傅和生是不幸的，好端端的一个壮劳力无缘无故就成了“废人”，不但痛苦异常，病情还越来越重。傅和生又是幸运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并没有提出要求，北京十几个大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们会专门利用休息时间来为他会诊，而且不要他一分钱。
这是沙龙每月一次的例行病历讨论活动，发出病历摘要的是北大三院神经内科的樊东升主任。专家们先来到病房对病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后结合病史、体征及各项辅助检查结果，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初步诊断为免疫介导周围神经病，建议继续用维生素B12和激素治疗后观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傅和生的病情明显好转。出院后电话随访证实，目前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的能力。
“今夜无人入睡”
去年9月，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委员会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武汉某宾馆召开。会议代表发现，电梯门口贴了一张小纸条：“今晚9点在320房间举行BNC会议，请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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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9点整，320房间里能坐人的地方都已经坐满了人，来晚一步的只好站在过道里。谁也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广州的、南京的、唐山的、上海的、香港的……他们都是被电梯口那张小纸条吸引来的，有的想取经，有的直接要求加入沙龙。320房间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两点。
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成立于1998年1月6日。创始人之一王拥军告诉记者，成立的初衷是想有一个科研与临床对话交流的机会。在沙龙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宣武医院和天坛医院领导的关怀，不仅提供活动地点，还给予了资金的支持。许多知名老专家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来举办讲座。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北大一院教授吴逊不顾70高龄，骑自行车来做学术报告，并一再表示以后有活动一定参加。这一切都成为激励他们坚持开展活动的动力。
3年多来，沙龙成员已由成立时的11人扩大到23人，天坛、协和、宣武、安贞、友谊、朝阳、北大一院、北大三院、北京医院、中国康复中心、解放军总医院、309医院、304医院、海军总医院等，几乎囊括了北京神经科病床在30张以上的所有三甲医院。从2000年9月开始，沙龙正式隶属于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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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国考察
见到安贞医院神经科张茁主任时，他刚刚赴瑞典脑血管病急救中心考察回来。一行5人都是沙龙成员，除两人是应邀出席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其余参观考察活动都是自费。此行的背景是，近10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脑血管病普遍下降的大趋势下，中国的脑血管病发病率却在节节攀升，且出现年轻化趋势。
在瑞典先后看了三所大学医院、两个卒中急救中心及两个康复中心，5人收获颇多：“主要是借鉴人家先进的病房管理模式，将急诊、急性期、康复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欧洲的一套，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卒中病房模式。”
去一趟欧洲费用不少，为什么要自费去？张茁说：“其实，在学术会上让赞助厂家发点宣传材料，介绍一下产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大医院的科主任想出去看看，找个企业出点资，也不是没有可能，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张茁告诉记者，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做学术报告，一律没有讲课费，参加所有活动的交通费也一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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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署名“BNC”
6月27日下午200，能容纳400人的天坛医院学术报告厅几乎坐满。这是沙龙成立以来的第14次全市性的学术活动，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德宣教授和协和医院崔丽英教授主讲。报告结束以后，听众踊跃提问，活动共持续了3个半小时。
小小沙龙何来如此吸引力？沙龙网页上早早公告了这次活动的时间、地点及具体内容，“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同道参加。期待着您的关注，期待着您的参与，期待着您的加入，期待着您的建议”，表明沙龙活动是开放式的。为了更广泛地交流，向国内同行介绍当今神经病学国内外的最新动向，他们主办了《脑血管疾病杂志》，还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定期出版物《现代神经病学进展》。
沙龙成员都有到国外学习的经历，出于对国外开放的实验室、共享的信息、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精神的深刻感受，他们打破过去各把一摊，画地为牢的老传统，打破以往派系之争，老死不相往来的旧习惯，先由沙龙成员医院中的8个卫生部药理基地开始合作课题。这么多单位参加，最后的成果算谁的？“就署名BNC!”他们想的是，这
种合作研究，符合“临床研究必须是多中心”的国际惯例，这个成果不是某个人、某个医院的，要能代表北京的水平，代表中国的水平。, http://www.100md.com
专家义务会诊
“患者傅和生，男，43岁，因双下肢疼痛3年，麻木及无力月余入院。入院前20天曾在当地医院就诊，以‘脉管炎’治疗两周，症状逐渐加重、行走受限来我院就诊。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入院查体、实验室检查……敬请BNC委员于2001年4月22日星期日下午3点在北大三院参加讨论。”这是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网页上发出的一份
病历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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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民傅和生是不幸的，好端端的一个壮劳力无缘无故就成了“废人”，不但痛苦异常，病情还越来越重。傅和生又是幸运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并没有提出要求，北京十几个大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们会专门利用休息时间来为他会诊，而且不要他一分钱。
这是沙龙每月一次的例行病历讨论活动，发出病历摘要的是北大三院神经内科的樊东升主任。专家们先来到病房对病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后结合病史、体征及各项辅助检查结果，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初步诊断为免疫介导周围神经病，建议继续用维生素B12和激素治疗后观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傅和生的病情明显好转。出院后电话随访证实，目前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的能力。
“今夜无人入睡”
去年9月，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委员会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武汉某宾馆召开。会议代表发现，电梯门口贴了一张小纸条：“今晚9点在320房间举行BNC会议，请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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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9点整，320房间里能坐人的地方都已经坐满了人，来晚一步的只好站在过道里。谁也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广州的、南京的、唐山的、上海的、香港的……他们都是被电梯口那张小纸条吸引来的，有的想取经，有的直接要求加入沙龙。320房间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两点。
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成立于1998年1月6日。创始人之一王拥军告诉记者，成立的初衷是想有一个科研与临床对话交流的机会。在沙龙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宣武医院和天坛医院领导的关怀，不仅提供活动地点，还给予了资金的支持。许多知名老专家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来举办讲座。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北大一院教授吴逊不顾70高龄，骑自行车来做学术报告，并一再表示以后有活动一定参加。这一切都成为激励他们坚持开展活动的动力。
3年多来，沙龙成员已由成立时的11人扩大到23人，天坛、协和、宣武、安贞、友谊、朝阳、北大一院、北大三院、北京医院、中国康复中心、解放军总医院、309医院、304医院、海军总医院等，几乎囊括了北京神经科病床在30张以上的所有三甲医院。从2000年9月开始，沙龙正式隶属于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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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国考察
见到安贞医院神经科张茁主任时，他刚刚赴瑞典脑血管病急救中心考察回来。一行5人都是沙龙成员，除两人是应邀出席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其余参观考察活动都是自费。此行的背景是，近10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脑血管病普遍下降的大趋势下，中国的脑血管病发病率却在节节攀升，且出现年轻化趋势。
在瑞典先后看了三所大学医院、两个卒中急救中心及两个康复中心，5人收获颇多：“主要是借鉴人家先进的病房管理模式，将急诊、急性期、康复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欧洲的一套，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卒中病房模式。”
去一趟欧洲费用不少，为什么要自费去？张茁说：“其实，在学术会上让赞助厂家发点宣传材料，介绍一下产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大医院的科主任想出去看看，找个企业出点资，也不是没有可能，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张茁告诉记者，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做学术报告，一律没有讲课费，参加所有活动的交通费也一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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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署名“BNC”
6月27日下午200，能容纳400人的天坛医院学术报告厅几乎坐满。这是沙龙成立以来的第14次全市性的学术活动，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德宣教授和协和医院崔丽英教授主讲。报告结束以后，听众踊跃提问，活动共持续了3个半小时。
小小沙龙何来如此吸引力？沙龙网页上早早公告了这次活动的时间、地点及具体内容，“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同道参加。期待着您的关注，期待着您的参与，期待着您的加入，期待着您的建议”，表明沙龙活动是开放式的。为了更广泛地交流，向国内同行介绍当今神经病学国内外的最新动向，他们主办了《脑血管疾病杂志》，还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定期出版物《现代神经病学进展》。
沙龙成员都有到国外学习的经历，出于对国外开放的实验室、共享的信息、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精神的深刻感受，他们打破过去各把一摊，画地为牢的老传统，打破以往派系之争，老死不相往来的旧习惯，先由沙龙成员医院中的8个卫生部药理基地开始合作课题。这么多单位参加，最后的成果算谁的？“就署名BNC!”他们想的是，这
种合作研究，符合“临床研究必须是多中心”的国际惯例，这个成果不是某个人、某个医院的，要能代表北京的水平，代表中国的水平。,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