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招标为何医患产销四方不满
1月19日，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冯根生率8省市15家医药商业工业企业、8个行业协会的代表，在浙江杭州对应邀到会的国家计委、经贸委、国务院体改办官员痛陈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十大弊端，会议形成的《关于恳请暂缓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紧急呼吁》已于2月6日发往国务院(《经济观察报》3月4日)。
一度被称为“阳光工程”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什么不到一年半时间便无人喝彩，落得医患产销四方不满的结局？
除掉每次招投标的差旅、资料费不算，按国家规定，投标企业只需花150元买份标书即可。但在全国各地各行其是的不规范面前，任何规范都苍白无力。比如有的招标办规定投标单位要预交10万元投标保证金；有的要求每个中标企业交纳2万元风险金，半天的会议还要交一两千元会务费；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招标一次，不管中标与否，投标企业都要缴1至3万元的管理费。
冯根生为此算了一笔账：正大青春宝目前在全国有2500个供货单位，如果这些单位全部实行招标，向每个招标机构缴纳4万元，保证金就要上亿元；如果有三个品种中标，则履约保证金要7500万元；按招标机构规定，占销售额1%至2%的中标服务费要交700至1000万元。仅此三项就达2.45亿元之巨，而2001年正大青春宝上交国家利税1亿元，企业利润才5000多万元。冯根生愤怒地说：“如果照此招标，试问国内6700家药业，能有几家扛得住？”
, 百拇医药
这是明的。招标过程中暗的吃拿卡要什么的，更不在话下。所以有人说“新一轮腐败开始了”、“过去是小腐败，现在是大腐败。过去药业销售人员要公关的对象还只是医院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现在又增加了分管卫生局长、招标办主任、药事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加入其中的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多：纠风办、计委、物价、药监局、中药管理局、卫生局……有的招标单位一季度甚至一个月招标一两次。由于大部分医院都是以药养医，往往都是只拿出一小部分药品来招标，意思意思，其他绝大部分药要销往医院，仍要去做各环节的“疏通工作”，药品销售费用比招标前不降反升。
还有一个价格悖论是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到的，但在3月7日的《青年时讯》上有文章提到：由于政府规定医院只能拥有20%的利润，结果是医院选药(当然是非招标药)“不选对的，只选贵的”。至于招标药，也有“暗折”，即除了招标时竞相压价，一些用药单位还要求中标单位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再行降价，否则停止进货。药厂为了生存，只好以次充好，或者新瓶装旧酒，旧药卖出新特药价。更甚者，由于中标药品进销倒挂，导致其退出市场，出现病人有方无药的现象。改革的最终结果，是药厂哭爹，医院叫娘，“医药代表”如惊弓之鸟，患者更倒霉，“享受”着越来越质次价高的服务。一项从良好愿望出发的改革，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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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方面跟改革的不彻底有关，医疗单位没有打破垄断、实现资本的自由准入公平竞争，就跟供电企业没有打破垄断一样，虽然发电厂激烈竞争而且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白白浪费，但供电网只有一家，那电价还是无法降到合理的水平上。药价也一样。另一方面的原因亦即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式的政府监管越多，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诚如经济学家所说的：运用资源时，先民间后政府，先市场后行政。民间、市场比政府有效率，私人比官方更专业。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麻烦政府这位老大哥———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用行政的、计划或半计划的方式加强监管，只会使监管成本越来越高，腐败的概率越来越大。
改革二十多年来的经验也已经证明，无论是加强监管，还是价格听证，亦或是打破垄断，单靠行业主管部门关起门来进行的改革绝不可能彻底，相反，它常常走向改革的反面。撇开眼前这个具体的药价问题不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行业主管部门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时代改革的最大阻力，靠他们去主导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所以，任何改革都需要借助多方的博弈并且需要充分借助外部的力量才能真正取得预期的效果。(童大焕), 百拇医药
一度被称为“阳光工程”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什么不到一年半时间便无人喝彩，落得医患产销四方不满的结局？
除掉每次招投标的差旅、资料费不算，按国家规定，投标企业只需花150元买份标书即可。但在全国各地各行其是的不规范面前，任何规范都苍白无力。比如有的招标办规定投标单位要预交10万元投标保证金；有的要求每个中标企业交纳2万元风险金，半天的会议还要交一两千元会务费；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招标一次，不管中标与否，投标企业都要缴1至3万元的管理费。
冯根生为此算了一笔账：正大青春宝目前在全国有2500个供货单位，如果这些单位全部实行招标，向每个招标机构缴纳4万元，保证金就要上亿元；如果有三个品种中标，则履约保证金要7500万元；按招标机构规定，占销售额1%至2%的中标服务费要交700至1000万元。仅此三项就达2.45亿元之巨，而2001年正大青春宝上交国家利税1亿元，企业利润才5000多万元。冯根生愤怒地说：“如果照此招标，试问国内6700家药业，能有几家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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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的。招标过程中暗的吃拿卡要什么的，更不在话下。所以有人说“新一轮腐败开始了”、“过去是小腐败，现在是大腐败。过去药业销售人员要公关的对象还只是医院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现在又增加了分管卫生局长、招标办主任、药事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加入其中的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多：纠风办、计委、物价、药监局、中药管理局、卫生局……有的招标单位一季度甚至一个月招标一两次。由于大部分医院都是以药养医，往往都是只拿出一小部分药品来招标，意思意思，其他绝大部分药要销往医院，仍要去做各环节的“疏通工作”，药品销售费用比招标前不降反升。
还有一个价格悖论是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到的，但在3月7日的《青年时讯》上有文章提到：由于政府规定医院只能拥有20%的利润，结果是医院选药(当然是非招标药)“不选对的，只选贵的”。至于招标药，也有“暗折”，即除了招标时竞相压价，一些用药单位还要求中标单位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再行降价，否则停止进货。药厂为了生存，只好以次充好，或者新瓶装旧酒，旧药卖出新特药价。更甚者，由于中标药品进销倒挂，导致其退出市场，出现病人有方无药的现象。改革的最终结果，是药厂哭爹，医院叫娘，“医药代表”如惊弓之鸟，患者更倒霉，“享受”着越来越质次价高的服务。一项从良好愿望出发的改革，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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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方面跟改革的不彻底有关，医疗单位没有打破垄断、实现资本的自由准入公平竞争，就跟供电企业没有打破垄断一样，虽然发电厂激烈竞争而且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白白浪费，但供电网只有一家，那电价还是无法降到合理的水平上。药价也一样。另一方面的原因亦即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式的政府监管越多，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诚如经济学家所说的：运用资源时，先民间后政府，先市场后行政。民间、市场比政府有效率，私人比官方更专业。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麻烦政府这位老大哥———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用行政的、计划或半计划的方式加强监管，只会使监管成本越来越高，腐败的概率越来越大。
改革二十多年来的经验也已经证明，无论是加强监管，还是价格听证，亦或是打破垄断，单靠行业主管部门关起门来进行的改革绝不可能彻底，相反，它常常走向改革的反面。撇开眼前这个具体的药价问题不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行业主管部门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时代改革的最大阻力，靠他们去主导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所以，任何改革都需要借助多方的博弈并且需要充分借助外部的力量才能真正取得预期的效果。(童大焕),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