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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再造处女膜社会的耻辱
http://www.100md.com 2002年4月20日 光明网
    处女膜修复手术在我国大约始于1994年。开始这种手术叫做处女膜修补术,后来有人更正说是应该叫做处女膜再造术。

    其实它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为妓女而发明的。当时处女妓的身价扶摇直上,达到过一次100英镑的高价点,相当于当时的一座中等商店的价值。

    然而这一行当好景不长,大约到了1880年左右,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大批真正的处女涌入卖淫业。同时,嫖客的心理也从购买“初夜权”转向购买性技巧。于是处女妓的价格一落千丈,处女膜伪造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在西方,这个行当一直被叫做处女膜伪造术或人造术。跟中国人的叫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观念的表现。“再造”和“修补”,似乎是向“再生”和“再现”靠拢;而“伪造”或“人造”却突出了“假的就是假的”。

    这种手术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术,是试图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定规之间寻找一条生路,哪怕是虚幻的也罢。这种伪造术遭到了批评,但我认为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批评者往往指责那些非要那层膜不可的新郎们,或者纠缠于医生该不该施行这种手术。这些都对,都应该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性活动与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男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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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女膜被说成男女性构造的唯一区别,因此女人的这个天生之物被说成是女性生来低人一等的证据,是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也是社会对男女实行不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就一定仍然是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自愿伪造处女膜的女性,实际上是自寻枷锁,甘愿为奴。尽管她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同情的具体理由,但是这种自甘卑下的客观结果却是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些鼓吹或者纵容这种手术的人,客观上是为虎作伥,至少也是留着清朝的辫子。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天下的处女都不要那层膜,或者说“天下从此无处女”,传统男权社会的“处女膜崇拜”,才能被彻底破除掉。

    如果说这种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在中国国情下,“处女膜崇拜”会带来种种“假贞操”,却是人们很少想到的。

    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在说:只要这个膜没有破,其他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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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根据笔者1991年和1995年分别对北京市所有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虽然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8%到9%,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40%左右。

    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也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不论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双方都仍然是“贞洁”的。因此他们也就照样陶醉在自己的“贞操”之中。我认为,这种“狭义的贞操”与处女膜修复手术同样虚伪,但是,它们恰恰是被“处女膜崇拜”给逼出来的。而且,社会越强调贞操,这种情况就会越多。

    现代人需要的“贞操”是什么?不是膜的完整,而是爱的专一。这,还用多说吗?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才把伪造处女膜闹得沸沸扬扬。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耻辱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潘绥铭),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