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学派三大家论治中风探析-2
2 子和论治中风主风
张子和认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无外两条，“外有八邪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儒门事亲·风论》)。而在外邪与情志因素之中，风邪致病是第一位的。因为风邪善行而数变，为百病之始，万病之长，“故百病皆生于风”(《儒门事亲·风论》)。正由于风邪具有善行而数变的特性，所以风邪致病往往使人发生仓卒之变，突然出现失音闷乱，口眼歪斜，不知人事，牙关紧闭等中风症状。
由于张子和私淑完素之学，继承并发展了完素的“火热论”思想，论病析理亦多言火与热。因此他认为中风的基本病机是“真气内弱，风邪袭之，”“风从火化”(《儒门事亲·风论》)，或阳热怫郁，或火伤阴液，或炼津成痰，使血气壅滞而成中风病变。对于中风的治疗，子和力主祛邪为首要，病邪如得祛除，“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儒门事亲·湿门》)，就能达到恢复人体气血流通的目的。“凡中风，失音闷乱，口眼歪斜，可用三圣散吐之，次服通圣、凉膈、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儒门事亲·风门》)。因“风病之作，仓卒之变生，屡用汗、吐、下三法，随治随愈”(《儒门事亲·指风痹痿阙近世差玄说二》)。可见汗、吐、下三法仍是子和治疗中风的三种主要方法。如他治疗郾城一60余岁的中风病人，采用“一涌一泄一汗，其麻立已”(《儒门事亲·燥形》)。又如他治疗中风病人项开完颜，四肢搐，两目直视，昏愦不视人，“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导水禹功丸，散、泄二十余行；次服通圣散辛凉之剂，不数日而瘥”(《儒门事亲·指风痹痿阙近世差玄说二》)，即是明证。虽然子和在治疗中风运用汗、吐、下三法时，采用了完素的通圣、凉膈、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方药，而且运用得当，效如桴鼓，但对刘完素用至宝丹、灵宝丹治疗中风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至宝丹、灵宝丹其性大热，以热治热，实不可取。并且他还指出，中风病人切忌鸡、猪、鱼、兔、油腻、酒、醋、荞面等动风之物，强调中风病人治疗期间勿用酒醪厚味之物，以免助风生痰，这一戒训至今仍为医者和患者所遵循。
, 百拇医药
3 丹溪论治中风主痰
朱丹溪在医学上继承了刘完素、张子和的学术精华，对疾病的认识既强调邪实的一面，也注重正虚的一面。论病析因多从气、血、痰、郁着眼，所以丹溪在认识中风的发病原因和病变机理时，既十分推崇完素的将息失宜，水不制火的观点，也认同子和的风邪袭之，风从火化之说，不过丹溪从他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痰”则是中风一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关键。他在论中风时指出：“案《内经》已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惟刘守真作将息失宜，水不能制火，极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邪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丹溪心法·中风》)。丹溪十分注重地域和人的内在关系，他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包括了“痰因病生，病因痰甚”的辩证关系。中风的本质是血虚，其发生和转归是“痰”作祟，所以他说：“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丹溪心法·中风》)。“血虚有痰”是朱丹溪对中风病因的基本看法。
正因为朱丹溪认为中风是由于“血虚有痰”而致，所以他治疗中风的基本原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丹溪心法·中风》)，即“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从他治疗的27个中风医案可以看出，其中21例就采用了二陈汤和胃化痰。如无明显的标急现象，则往往二陈汤与四物汤同用，标本兼治，则化痰不致伤阴，养血不致滋腻。如“邓士付患中风，卒暴，涎流气闭，牙关紧急，眼目具被损伤。二陈汤加白芷、天南星、甜葶苈、姜汁、竹沥二合愈。”又如“邱敏之，32岁，患中风，四肢如瘫，此人好色，从幼做买卖，有外事。二陈与四物汤加人参、黄芪、白术、麦冬、姜汁、竹沥，百十帖而愈”(《名医类案·中风》)。丹溪还从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风一般病程较长，病久必然入络，形成瘀血，因此治疗中风“及日久即当活血”(《丹溪心法·中风》)，常常用四物汤吞活络丹，这一方法治疗中风后遗症确实疗效较好。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治疗中风后遗症创制补阳还五汤，正是从丹溪的治疗经验中体会而来。不过王清任旨在益气活血，化瘀通络，比朱丹溪养血活血，化瘀通络考虑得更为周到。同时，丹溪还告诫人们治疗中风不宜轻易使用汗下之法，“多汗则虚其卫，多下则损其营”(《丹溪心法·中风》)。这似与张子和治疗中风很相矛盾，其实不然，张子和擅用汗吐下三法是针对中风初起，风痰壅盛，而朱丹溪治疗中风慎用汗下之法是针对中风的中、后期，血虚或血瘀，二者正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百拇医药(黄政德)
张子和认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无外两条，“外有八邪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儒门事亲·风论》)。而在外邪与情志因素之中，风邪致病是第一位的。因为风邪善行而数变，为百病之始，万病之长，“故百病皆生于风”(《儒门事亲·风论》)。正由于风邪具有善行而数变的特性，所以风邪致病往往使人发生仓卒之变，突然出现失音闷乱，口眼歪斜，不知人事，牙关紧闭等中风症状。
由于张子和私淑完素之学，继承并发展了完素的“火热论”思想，论病析理亦多言火与热。因此他认为中风的基本病机是“真气内弱，风邪袭之，”“风从火化”(《儒门事亲·风论》)，或阳热怫郁，或火伤阴液，或炼津成痰，使血气壅滞而成中风病变。对于中风的治疗，子和力主祛邪为首要，病邪如得祛除，“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儒门事亲·湿门》)，就能达到恢复人体气血流通的目的。“凡中风，失音闷乱，口眼歪斜，可用三圣散吐之，次服通圣、凉膈、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儒门事亲·风门》)。因“风病之作，仓卒之变生，屡用汗、吐、下三法，随治随愈”(《儒门事亲·指风痹痿阙近世差玄说二》)。可见汗、吐、下三法仍是子和治疗中风的三种主要方法。如他治疗郾城一60余岁的中风病人，采用“一涌一泄一汗，其麻立已”(《儒门事亲·燥形》)。又如他治疗中风病人项开完颜，四肢搐，两目直视，昏愦不视人，“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导水禹功丸，散、泄二十余行；次服通圣散辛凉之剂，不数日而瘥”(《儒门事亲·指风痹痿阙近世差玄说二》)，即是明证。虽然子和在治疗中风运用汗、吐、下三法时，采用了完素的通圣、凉膈、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方药，而且运用得当，效如桴鼓，但对刘完素用至宝丹、灵宝丹治疗中风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至宝丹、灵宝丹其性大热，以热治热，实不可取。并且他还指出，中风病人切忌鸡、猪、鱼、兔、油腻、酒、醋、荞面等动风之物，强调中风病人治疗期间勿用酒醪厚味之物，以免助风生痰，这一戒训至今仍为医者和患者所遵循。
, 百拇医药
3 丹溪论治中风主痰
朱丹溪在医学上继承了刘完素、张子和的学术精华，对疾病的认识既强调邪实的一面，也注重正虚的一面。论病析因多从气、血、痰、郁着眼，所以丹溪在认识中风的发病原因和病变机理时，既十分推崇完素的将息失宜，水不制火的观点，也认同子和的风邪袭之，风从火化之说，不过丹溪从他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痰”则是中风一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关键。他在论中风时指出：“案《内经》已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惟刘守真作将息失宜，水不能制火，极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邪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丹溪心法·中风》)。丹溪十分注重地域和人的内在关系，他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包括了“痰因病生，病因痰甚”的辩证关系。中风的本质是血虚，其发生和转归是“痰”作祟，所以他说：“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丹溪心法·中风》)。“血虚有痰”是朱丹溪对中风病因的基本看法。
正因为朱丹溪认为中风是由于“血虚有痰”而致，所以他治疗中风的基本原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丹溪心法·中风》)，即“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从他治疗的27个中风医案可以看出，其中21例就采用了二陈汤和胃化痰。如无明显的标急现象，则往往二陈汤与四物汤同用，标本兼治，则化痰不致伤阴，养血不致滋腻。如“邓士付患中风，卒暴，涎流气闭，牙关紧急，眼目具被损伤。二陈汤加白芷、天南星、甜葶苈、姜汁、竹沥二合愈。”又如“邱敏之，32岁，患中风，四肢如瘫，此人好色，从幼做买卖，有外事。二陈与四物汤加人参、黄芪、白术、麦冬、姜汁、竹沥，百十帖而愈”(《名医类案·中风》)。丹溪还从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风一般病程较长，病久必然入络，形成瘀血，因此治疗中风“及日久即当活血”(《丹溪心法·中风》)，常常用四物汤吞活络丹，这一方法治疗中风后遗症确实疗效较好。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治疗中风后遗症创制补阳还五汤，正是从丹溪的治疗经验中体会而来。不过王清任旨在益气活血，化瘀通络，比朱丹溪养血活血，化瘀通络考虑得更为周到。同时，丹溪还告诫人们治疗中风不宜轻易使用汗下之法，“多汗则虚其卫，多下则损其营”(《丹溪心法·中风》)。这似与张子和治疗中风很相矛盾，其实不然，张子和擅用汗吐下三法是针对中风初起，风痰壅盛，而朱丹溪治疗中风慎用汗下之法是针对中风的中、后期，血虚或血瘀，二者正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百拇医药(黄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