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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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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愚

     薛愚 (1894—1988)

    薛愚,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药学教育事业,提出药学教育——“三三”制观点,编著我国第一部医药院校专用教材《医用有机化学》,培养了大批中国的药学人才。他还从事大量天然药物化学研究工作。他对中国的药学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我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

    薛愚,字慕回,1894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阳东乡峪山镇一个贫农家庭。1岁时,父亲因为抗租反地主,被官府通缉,外逃一去杳无音讯。全家靠着勤劳俭仆的母亲做活维持生计,家境十分贫寒。童年时代他卖柴、放牛、喂猪,帮助母亲作短工,尝尽人间艰苦。在外祖父的资助下,他读了3年私塾,后进入峪山街教会办的免费学堂。由于学习成绩出众,被送至樊城(今襄樊市)教会办的鸿文学校。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中学毕业时,在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信义会设立的教会中学联合毕业会考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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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中学毕业。鸿文学校仅选两名毕业生给以资助上大学,薛愚被选中,考取了齐鲁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同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讲课注重实际效果,务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重视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在教学之余,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26年,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进步团体——“大地社”,并在该社出版的杂志《现代青年》上发表进步文章。

    1930年,他得到校方资助赴法国深造。在巴黎大学药学院M.Bridek教授的指导下,他勤奋学习,不分节假日,几乎每天都埋头于实验室和图书馆中,进行大量的植物化学成分或天然药物化学的分析研究。这些严格的训练,为他以后研究中草药化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他在博士论文报告会上宣读了论文《中药醉鱼草成分研究》,并报告了《植物体中甙类成分的形成与变化》,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一致通过,授予他理学博士学位。在回国前,他又到英国作了短期的参观访问,更开阔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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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他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然而,在中华民国时期,由于他积极参加民主爱国活动,所以屡遭撤职、解雇,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3年,他任河南大学理学院教授,讲授分析化学。河南大学教师虽不多,但派系却不少,彼此争斗不休,2年时间内换了4次校长。1935年,刘季洪出任校长后,以薛愚乃“不安定分子”为由,将其解雇。旋即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讲授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同时兼任同德医学院化学教授。

    1936年,薛愚到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他创建了农化系兼系主任。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后,西北农专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西北农专抗日救国后援委员会”。薛愚积极参加活动,被选为负责人之一,组织大规模募捐活动,并将募集的财物送交西安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他还亲赴西安拜访林伯渠同志,因此又被学校解雇。

    1938年夏,薛愚到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教。当时该校刚自南京迁至重庆,条件困难,教师匮乏。他讲授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同时还担负教务长之职,任务繁重,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工作。1939年春的一天,教育当局派督学检查该校工作,不料这位督学就是当年河南大学解聘他的校长刘季洪,这样,薛愚不得不又离开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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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冬,他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奉命筹建化学系,后又经努力创建了药学系。他在办教育、讲授课程的同时,始终关心政治,参加进步活动。由于参加进步组织“中国西部青年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担任会长,以及参加反对校长汤吉和的“倒汤运动”,于1944年暑假前被解聘。

    1945年春,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请薛愚至重庆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药专在“复员”问题上有争议,有人主张停办,有人主张维持现状,而薛愚强调药专的兴亡与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密切相关,力争药专复员。经他多方努力,最后教育部决定药专复员。他领导组织了“药专复员委员会”,不辞辛苦,亲自奔波于重庆、南京、上海之间,最后在南京选择校址,本着简俭的原则重建了国立药专。正当一切就绪,开始招收新生时,他突然接到教育部的指令:“药专校长薛愚另有任用,着行解职”。由于薛愚的激进活动、教育部内部的矛盾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致使他又一次离开药专。

    1946年,他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药物化学。一年后,担任药学系主任兼药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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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医学院自北京大学独立出来,他被任命为药学系主任。根据卫生部要加强扩建药学系的指示,他挑起重担,克服种种困难,不仅抓扩建工作,而且抓教务,并亲自执教讲课。1957年,他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被撤消系主任职务,也不能上讲坛授课,于是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已是年迈体弱,也因白内障而视力锐减,但他仍不停息地收集资料,从事写作,直到逝世。

    薛愚一生勤勤恳恳,顽强刻苦地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第一届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药学会第十四届理事长,第十七届名誉理事长。1984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献身药学教育事业提出“三三”制教学观点 早在1940年,他创建了齐鲁大学药学系。1945年,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时,按照自己的设想办学。1946年,又积极组织药专复员,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在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时,以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全系的工作,聘请蒋明谦、李炳鲁、顾文霞、傅鹰、费青等教授;制订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设置,并亲自讲授药物化学及药剂学;还向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争取到不少贵重仪器、药品等;同时聘请郑启栋高级工程师负责药厂工作,扩大、健全药厂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造良好条件,致使基础薄弱的药学系教师阵容不断加强,仪器设备不断扩充完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医学院自北京大学独立出来,他更加积极地扩建、充实药学系,聘请当时留学刚回国的教授王序、楼之岑、诚静容、林启寿等,使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建立了药学实验楼,添置仪器设备,扩充图书馆,不断增加招生人数,使药学系规模不断扩大。他还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改变了以前“一揽子教育”的状况,分设生药学、药物化学、药品检验等三个专业,以培养各类药学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建设中国药学事业的骨干。他在开创和发展我国药学教育事业的工作中,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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