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揆
1932～1934年，他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期间，分离出苍白密螺旋体(梅毒螺旋体)中国种，并与外国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比观察，有关论文得到了国际会议的好评。此外，他还对包括雅司螺旋体在内的螺旋体，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动物实验，发表了大量论文，刊载于英美等国的杂志上，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传揆的夙愿有了实现的可能。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提案。11月22日晨8时，胡传揆带领北大医院皮花科、妇产科医生赶到“新生妇女收容所”(后改名为妇女教养院)为妇女们检查妇科病、性病。之后他又参与制定治疗方案，对集中的1000多名妓女给予治疗。在这一工作中，他积极负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受到好评。
北京市封闭妓院、消灭性病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并普及到中小城镇，使早期传染性病毒及其他性病大为减少。1950年6月，在卫生部的部署和领导下，他动员北大医院皮肤科3名教师、率领60名高年级学生，组成暑期抗梅队，深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进行性病调查和防治工作。在这以后，他又积极奔赴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甘肃(卓尼、夏河、东乡等县)，以及派人到青海、西康(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对少数聚居的民族进行性病调查、防治、培训当地民族卫生工作人员、建立性病防治网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梅毒等性病立下了功勋。1964年，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基本消灭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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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早年从事梅毒螺旋体的研究时，也对雅司病螺旋体进行过观察研究。雅司本来是热带地区流行的一种传染病，在第二次大战后期由日军传到中国东北一带，并且广泛流行。在他和杨国亮教授、于光元教授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北京、上海等地皮肤科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于1956年彻底消灭了雅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胡传揆深深地体会头癣，尤其是黄癣给病人造成的精神负担，个别人甚至为此而轻生。因为这种病不但使头发脱落，而黄癣还会散发出恶臭，造成永久性秃疤，使人失去健美容貌。他曾进行研究并找出有效的防治方法。然而，在那个时代，广大农民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若想消灭头癣(黄癣、白癣)根本是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健康，也使胡传揆有了实现愿望的可能。于是，在性病基本消灭，麻风已基本控制的情况下，他又在60年代初重新开始了头癣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他探人北京市通县、延庆，江西省南昌、赣州、九江等地，开展头癣的研究。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培训人员为根治头癣而忘我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迫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医疗第一线，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任劳任怨地为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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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后，年过古稀的胡传揆仍牢记着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新疆黄癣患者的关心，积极投入消灭头癣病的战斗。他提出“消灭头癣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口号，建议卫生部把消灭头癣列入议程。1977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六省市(北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新疆)头癣病座谈会，会上制定了治疗方案。会后，他以75岁高龄亲自率领医疗队奔赴湖北省英山县农村防治头癣。他不顾心脏病及脑供血不全，且曾晕厥过，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县的各个公社。这次共普查35万人，普查率高达99.46%，治疗了18217名患者，治愈率达99.86%。前后共用了两个月时间，不仅基本上完成了英山县消灭头癣的任务，还培养了许多皮肤科医务人员，为今后巩固疗效和防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当地群众无不衷心感激，胡传揆的辛勤工作，老而弥坚的精神和作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是值得年轻一代医生学习的。通过这一实践，总结出一套防治头癣的宝贵经验，制定了中西药物结合的治疗方案(即灰黄霉素内服加茵陈酮外用)。湖北省在全省采用此方案，在短期内就治愈50多万患者。1979年，卫生部将湖北省英山县防治头癣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在武汉市召开了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地区消灭头癣的工作。到1981年为止，全国已治愈头癣200万以上。胡传揆教授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又把全部精力转用于牛皮癣(银屑病)的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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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他应邀赴日本参加国际皮肤科学会第十二届会议，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他计划做好三件事：一是继续对性病、麻风、头癣进行研究，做好扫尾工作；二是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皮肤科专业科研队伍；三是组织人力、物力对牛皮癣的病因、发病机制及治疗、预防复发进行深入研究，并准备在10年～20年内做出成绩。他曾引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表示：“我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华医学尽量多作贡献”。然而，1983年11月，他因脑血栓病而卧床不起，不得不离开他从事60多年的医疗科研第一线。
医学教育生涯 胡传揆的一生，除了钻研皮肤性病学外，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医学教育事业上。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来，改称北京医学院，他继续任院长，他为北京医学院新院址和把附属医院由1所增加到6所(第一附属医院、人民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平安医院、口腔医院)倾注了大量心血。“文化大革命”时期，2所(平安医院、第四医院)撤消，现北京医科大学仍有4所附属医院。在校学生也大量增加，最多的一年达到3600名。他认为一个医学院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员和学生。他主持北医工作以来，多方聘请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或讲学。同时，他坚持教师的队伍要相对稳定，使有经验的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是非常重要的。他深深地感到要提高中国科技水平、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人才是最宝贵的。多年来，北京医科大学还经常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进修班和研究生班，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国学习。如今北京医科大学各专科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胡传揆是新中国皮肤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各地的皮肤专家和领导骨干。, 百拇医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传揆的夙愿有了实现的可能。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提案。11月22日晨8时，胡传揆带领北大医院皮花科、妇产科医生赶到“新生妇女收容所”(后改名为妇女教养院)为妇女们检查妇科病、性病。之后他又参与制定治疗方案，对集中的1000多名妓女给予治疗。在这一工作中，他积极负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受到好评。
北京市封闭妓院、消灭性病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并普及到中小城镇，使早期传染性病毒及其他性病大为减少。1950年6月，在卫生部的部署和领导下，他动员北大医院皮肤科3名教师、率领60名高年级学生，组成暑期抗梅队，深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进行性病调查和防治工作。在这以后，他又积极奔赴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甘肃(卓尼、夏河、东乡等县)，以及派人到青海、西康(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对少数聚居的民族进行性病调查、防治、培训当地民族卫生工作人员、建立性病防治网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梅毒等性病立下了功勋。1964年，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基本消灭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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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早年从事梅毒螺旋体的研究时，也对雅司病螺旋体进行过观察研究。雅司本来是热带地区流行的一种传染病，在第二次大战后期由日军传到中国东北一带，并且广泛流行。在他和杨国亮教授、于光元教授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北京、上海等地皮肤科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于1956年彻底消灭了雅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胡传揆深深地体会头癣，尤其是黄癣给病人造成的精神负担，个别人甚至为此而轻生。因为这种病不但使头发脱落，而黄癣还会散发出恶臭，造成永久性秃疤，使人失去健美容貌。他曾进行研究并找出有效的防治方法。然而，在那个时代，广大农民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若想消灭头癣(黄癣、白癣)根本是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健康，也使胡传揆有了实现愿望的可能。于是，在性病基本消灭，麻风已基本控制的情况下，他又在60年代初重新开始了头癣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他探人北京市通县、延庆，江西省南昌、赣州、九江等地，开展头癣的研究。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培训人员为根治头癣而忘我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迫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医疗第一线，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任劳任怨地为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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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后，年过古稀的胡传揆仍牢记着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新疆黄癣患者的关心，积极投入消灭头癣病的战斗。他提出“消灭头癣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口号，建议卫生部把消灭头癣列入议程。1977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六省市(北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新疆)头癣病座谈会，会上制定了治疗方案。会后，他以75岁高龄亲自率领医疗队奔赴湖北省英山县农村防治头癣。他不顾心脏病及脑供血不全，且曾晕厥过，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县的各个公社。这次共普查35万人，普查率高达99.46%，治疗了18217名患者，治愈率达99.86%。前后共用了两个月时间，不仅基本上完成了英山县消灭头癣的任务，还培养了许多皮肤科医务人员，为今后巩固疗效和防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当地群众无不衷心感激，胡传揆的辛勤工作，老而弥坚的精神和作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是值得年轻一代医生学习的。通过这一实践，总结出一套防治头癣的宝贵经验，制定了中西药物结合的治疗方案(即灰黄霉素内服加茵陈酮外用)。湖北省在全省采用此方案，在短期内就治愈50多万患者。1979年，卫生部将湖北省英山县防治头癣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在武汉市召开了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地区消灭头癣的工作。到1981年为止，全国已治愈头癣200万以上。胡传揆教授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又把全部精力转用于牛皮癣(银屑病)的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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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他应邀赴日本参加国际皮肤科学会第十二届会议，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他计划做好三件事：一是继续对性病、麻风、头癣进行研究，做好扫尾工作；二是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皮肤科专业科研队伍；三是组织人力、物力对牛皮癣的病因、发病机制及治疗、预防复发进行深入研究，并准备在10年～20年内做出成绩。他曾引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表示：“我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华医学尽量多作贡献”。然而，1983年11月，他因脑血栓病而卧床不起，不得不离开他从事60多年的医疗科研第一线。
医学教育生涯 胡传揆的一生，除了钻研皮肤性病学外，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医学教育事业上。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来，改称北京医学院，他继续任院长，他为北京医学院新院址和把附属医院由1所增加到6所(第一附属医院、人民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平安医院、口腔医院)倾注了大量心血。“文化大革命”时期，2所(平安医院、第四医院)撤消，现北京医科大学仍有4所附属医院。在校学生也大量增加，最多的一年达到3600名。他认为一个医学院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员和学生。他主持北医工作以来，多方聘请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或讲学。同时，他坚持教师的队伍要相对稳定，使有经验的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是非常重要的。他深深地感到要提高中国科技水平、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人才是最宝贵的。多年来，北京医科大学还经常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进修班和研究生班，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国学习。如今北京医科大学各专科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胡传揆是新中国皮肤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各地的皮肤专家和领导骨干。,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