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惪
由于锑剂的毒副反应较大，他一直在关心非锑剂的有效抗血吸虫药。60年代初他知道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在体外有杀虫作用，即领导重庆医学院多个教研室，进行了自基础到临床的研究工作，包括杀虫效果及机制、血药检测手段、药理和药物代谢动力学、临床疗效考核及副作用等。在成都举行的全国血吸虫病研讨会上这一成果得到一致肯定，后来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作为非锑剂抗血吸虫药物，血防846在以后10余年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传染病诊治方面的研究 钱惪在1939年抵达重庆，主持中央医院内科工作5年。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记事》一文中回忆，当时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任务繁重，传染病，包括疟疾、伤寒、阿米巴性肝脓肿、地方性斑疹伤寒、梅毒等严重流行。他积极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尤其是病理解剖工作，提高了医疗质量。由于重庆中央医院有强大的师资队伍，浓厚的学术空气，许多医学院要求来实习。他总结了重庆的伤寒病例240例，特别注意伤寒的多种罕见并发症，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周围神经炎、渗出性胸膜炎、肾周围脓肿、肾炎等，他报道伤寒并发胆囊炎穿孔的专文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氯霉素在40年代后期发现，是当时治疗伤寒的唯一有效抗生素，但国外报道氯霉素剂量为50毫克/公斤/日，每日总量达3克。1950年他发表《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之观察》一文，建议可将日剂量减为25毫克/公斤。以后他又鼓励其学生进一步研究，证实减少剂量既可减少毒副反应，又可达到良好疗效，故自50年代中期起，国内治疗伤寒均采用每日1克的剂量。此外，他还报道了4例极罕见的伤寒杆菌引起的肝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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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肝脓肿在中国是常见的传染病。但中国在40年代前仅有个别报道。他总结了1940～1944年4年间在重庆所见的43例，提出了诊断要点，建议治疗应以吐根素注射后穿刺吸引排脓为主，认为这疗法的病死率低于手术治疗。该治疗方法因此在国内普遍被接受，并沿用至今。他对肠阿米巴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效果亦进行了观察研究，发表了“肠阿米巴的异常显示”一文，报道说该病常误诊为直肠癌、阑尾炎、腹膜炎、直肠狭窄和肠结核等。
肺炎链球菌脑膜炎发病数并不少，但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注意。他总结了1937～1946年所见的25例，指出该病主要发生于抵抗力较低的幼儿和老人，一旦发生，病死率极高。他提出了影响预后的因素，并指出应及早建立诊断和采用大剂量抗生素治疗以期降低病死率。
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是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常见并发症，但以前国内并无报道。他于1949年综述了该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指出由于大多数致病菌系草绿色链球菌，故应采用大剂量青霉素长疗程治疗；同时他还报道了2例成功治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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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大叶性肺炎、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磺胺药引起的白细胞缺乏症及药物疹、扑疟母星和阿的平合用时的中毒反应、四氯化碳中毒、发热、肝肿大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和综述。
治学严谨，勤于著述 钱惪主编和编写多种教科书和参考书。民国时期，他主持编写了《内科临床手册》，以指导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临床工作。1955年他应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邀请，组织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科的高级医师，主编《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上海科技出版社再次请他主编两个新版。他参与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实用内科学》的编写工作。1950年他与国内几位知名传染病专家共同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国家审定的全国统用教科书《传染病学》，该书己修订再版三次。此外他与刘约翰主编了《实用血吸虫病学》，与王季午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又与王季午等共同编写了《传染病学》、《内科理论和实践》等重要参考书。50年来他将临床工作总结为文，发表了论文21篇。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自己写的论著始终力求内容准确无误，反复修改，务求以较短篇幅充分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他主编学术书籍时，对其他编写人的稿件，总是逐章逐节仔细修改，即使对一些知名教授的稿件，亦绝不姑息，必要时要求反复重写。他在编写《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新二版)时，已年逾八旬，患较重的白内障和心率紊乱，但仍日以继夜，手持放大镜，伏案工作。他曾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审稿时亦极为仔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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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耿直，忠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钱惪一向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多次下乡除害灭病，看到了“大炼钢铁”的巨大浪费和各种虚假现象，在党内提出“三面红旗”有得有失，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积极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四项原则，但同时又对党风不正、腐败和以权谋私的现象深感忧虑。他为重庆退休工程师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政者正也，你们不在其位而谋政，胜于在位而不谋正者多矣，人民感谢你们。”
他长期主持医学教学工作，累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既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又觉察到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观点。1982年他在《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医学教学》一文中指出，重庆医学院虽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力量来重庆建立，并已发展为四川省具有相当规模及师资力量的重点院校，但过去26年大部分时间在运动中度过，不断受到“左”的干扰。因此他提出：①院校有了一定数量以后，必须根据其师资水平和设备条件，强调质量；如果片面追求数量，必然粗制滥造，难于保证质量，又会糟蹋师资；学校的规模一定要定下来，要力求稳定，否则会造成很多被动。②要狠抓师资队伍的建设，要选才、育才、用才和惜才，队伍应是宝塔式，要鼓励竞争，有奖惩进退，同时应在知识分子中加强思想工作，克服软弱涣散、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现象；招生时把医学放在第三类并不恰当。③学生中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则有待各方面去关心纠正。④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应重点办好几个重点专业，以免分散人力物力，同时新专业的毕业生亦常由于专业性太强而有适应性反而较差的缺点。⑤医学院校招生人数多而病床不够，认为每个实习医生需要5～10张病床。以上这些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引起了不少医学院校领导的重视。, 百拇医药
在传染病诊治方面的研究 钱惪在1939年抵达重庆，主持中央医院内科工作5年。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记事》一文中回忆，当时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任务繁重，传染病，包括疟疾、伤寒、阿米巴性肝脓肿、地方性斑疹伤寒、梅毒等严重流行。他积极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尤其是病理解剖工作，提高了医疗质量。由于重庆中央医院有强大的师资队伍，浓厚的学术空气，许多医学院要求来实习。他总结了重庆的伤寒病例240例，特别注意伤寒的多种罕见并发症，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周围神经炎、渗出性胸膜炎、肾周围脓肿、肾炎等，他报道伤寒并发胆囊炎穿孔的专文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氯霉素在40年代后期发现，是当时治疗伤寒的唯一有效抗生素，但国外报道氯霉素剂量为50毫克/公斤/日，每日总量达3克。1950年他发表《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之观察》一文，建议可将日剂量减为25毫克/公斤。以后他又鼓励其学生进一步研究，证实减少剂量既可减少毒副反应，又可达到良好疗效，故自50年代中期起，国内治疗伤寒均采用每日1克的剂量。此外，他还报道了4例极罕见的伤寒杆菌引起的肝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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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肝脓肿在中国是常见的传染病。但中国在40年代前仅有个别报道。他总结了1940～1944年4年间在重庆所见的43例，提出了诊断要点，建议治疗应以吐根素注射后穿刺吸引排脓为主，认为这疗法的病死率低于手术治疗。该治疗方法因此在国内普遍被接受，并沿用至今。他对肠阿米巴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效果亦进行了观察研究，发表了“肠阿米巴的异常显示”一文，报道说该病常误诊为直肠癌、阑尾炎、腹膜炎、直肠狭窄和肠结核等。
肺炎链球菌脑膜炎发病数并不少，但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注意。他总结了1937～1946年所见的25例，指出该病主要发生于抵抗力较低的幼儿和老人，一旦发生，病死率极高。他提出了影响预后的因素，并指出应及早建立诊断和采用大剂量抗生素治疗以期降低病死率。
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是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常见并发症，但以前国内并无报道。他于1949年综述了该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指出由于大多数致病菌系草绿色链球菌，故应采用大剂量青霉素长疗程治疗；同时他还报道了2例成功治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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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大叶性肺炎、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磺胺药引起的白细胞缺乏症及药物疹、扑疟母星和阿的平合用时的中毒反应、四氯化碳中毒、发热、肝肿大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和综述。
治学严谨，勤于著述 钱惪主编和编写多种教科书和参考书。民国时期，他主持编写了《内科临床手册》，以指导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临床工作。1955年他应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邀请，组织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科的高级医师，主编《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上海科技出版社再次请他主编两个新版。他参与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实用内科学》的编写工作。1950年他与国内几位知名传染病专家共同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国家审定的全国统用教科书《传染病学》，该书己修订再版三次。此外他与刘约翰主编了《实用血吸虫病学》，与王季午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又与王季午等共同编写了《传染病学》、《内科理论和实践》等重要参考书。50年来他将临床工作总结为文，发表了论文21篇。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自己写的论著始终力求内容准确无误，反复修改，务求以较短篇幅充分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他主编学术书籍时，对其他编写人的稿件，总是逐章逐节仔细修改，即使对一些知名教授的稿件，亦绝不姑息，必要时要求反复重写。他在编写《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新二版)时，已年逾八旬，患较重的白内障和心率紊乱，但仍日以继夜，手持放大镜，伏案工作。他曾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审稿时亦极为仔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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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耿直，忠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钱惪一向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多次下乡除害灭病，看到了“大炼钢铁”的巨大浪费和各种虚假现象，在党内提出“三面红旗”有得有失，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积极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四项原则，但同时又对党风不正、腐败和以权谋私的现象深感忧虑。他为重庆退休工程师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政者正也，你们不在其位而谋政，胜于在位而不谋正者多矣，人民感谢你们。”
他长期主持医学教学工作，累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既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又觉察到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观点。1982年他在《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医学教学》一文中指出，重庆医学院虽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力量来重庆建立，并已发展为四川省具有相当规模及师资力量的重点院校，但过去26年大部分时间在运动中度过，不断受到“左”的干扰。因此他提出：①院校有了一定数量以后，必须根据其师资水平和设备条件，强调质量；如果片面追求数量，必然粗制滥造，难于保证质量，又会糟蹋师资；学校的规模一定要定下来，要力求稳定，否则会造成很多被动。②要狠抓师资队伍的建设，要选才、育才、用才和惜才，队伍应是宝塔式，要鼓励竞争，有奖惩进退，同时应在知识分子中加强思想工作，克服软弱涣散、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现象；招生时把医学放在第三类并不恰当。③学生中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则有待各方面去关心纠正。④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应重点办好几个重点专业，以免分散人力物力，同时新专业的毕业生亦常由于专业性太强而有适应性反而较差的缺点。⑤医学院校招生人数多而病床不够，认为每个实习医生需要5～10张病床。以上这些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引起了不少医学院校领导的重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