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引发的思考
一、温故而知新
最近，有人提出在抗击非典之役中，应当温故知新。我很赞成这个意见。
非典出现以后，中医界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同道们纷纷就非典发表看法，这是一件大好事，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在关于非典在中医学中的归属上，有人认为：本病发生于冬春季节，有一定的传染性，临床症状轻重不一，比较复杂，多以发热、咳嗽、气促为主症，整个病程大体上按卫气营血阶段传变，因此本病仍属温病风温范畴，若有较强传染性，可称“疫疠”。有人认为，非典属于春温伏湿病。而又有人指出：非典初起似流感、感冒，似风温、春温，但非春温、风温，而是具有较强传染性的温疫。此外，还有人投书《中国中医药报》，认为非典应属伤寒范围，按温病治错了。还有人认为：非典不是瘟疫，而是温疫。
《伤寒论》，名为“伤寒”，实际上包含了多种急性热病，当然也包含了传染性热病，因此应当是广义的，即《素问·热论》指出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不能认为《伤寒论》所讨论的伤寒，就是伤于一个寒邪而已。不过，限于时代条件，加之仲景生当汉末战乱，其著作散佚，所以，从现存《伤寒论》看也存在若干不足，如病之初起，有辛温解表方而无辛凉解表方，所述变证坏证，也以扶阳救阳为重。正是这样，后来温热学家才起来补其未逮，在其基础上，既有继承又多发扬。把二者对立起来，聚讼纷纷，视若敌国，是不对的。合二者之长，则适见其丰富、发展，而且伤寒温病之间具体地看，也存在着各有短长，相互取长补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温病的方法不够的，可以在伤寒中去找，伤寒的方法不够的，也可以在温病中去找，合之则全，强分之则偏。例如蒲辅周老先生治疗一肺炎患儿，高热不退，但便下稀水，汗出，肢冷，精神萎靡，脉象细弱，他认为患儿是素禀不足，又因多用过用苦寒，伤及中阳而致，毅然投以《伤寒论》甘草干姜汤、温复肺胃之阳药后，即转危为安。当时人们都讶其非温病方，蒲老认为：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不能在肺炎和温病之间划上等号，他说：肺炎固多属温病，也有用伤寒法的。旨哉言乎!我们服膺他的观点，不是因为他曾经以治疗乙脑名动全国，而是他说的真有道理。今天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在非典与温病之间划一个等号。至于具体的治疗，从风温治，从春温治，从温疫治，从伤寒治，则以见证为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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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传染与不传染来划分温疫与温病，则欠妥。周扬俊说：“一人患之谓之温，一方患之谓之疫”，也是有片面性的，例如流脑、乙脑也属温病，能说这些病不传染？只不过一般把传染性强、病情重、有大流行趋势的一类温病称作温疫而已，实际上仍不出温病范围之外，其病也大体上按卫气营血、三焦传变，与温病殊无二致。“瘟疫”之“瘟”其实就是“疫”的意思。大抵文人、书面语言作“疫”，民间则称“瘟”。为什么又有“温疫”之名？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卷》中该条是这么写的：“疫在古代文献中又称作瘟疫，瘟与疫同义，都是指流行性传染病。温疫是指流行性传染病中以热证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瘟疫；以寒证为主要症状的则称做寒疫，寒疫初起虽有发热、恶寒、无汗等表寒证象，但其邪化热入里，即与温疫并无二致，所以近世著作不再有寒疫的论述和报道。”
通过温故，还使我看到同道在讨论非典时，常有人援引20世纪50年代蒲辅周先生治疗乙脑的经验，有人说：蒲老提出治疗乙脑用清瘟败毒饮，收到良效，得到周总理的赞许。这与事实大相径庭，蒲老平生强调辨证论治，反对的正是株守一方、一法、一药。蒲老逝世不过20多年，遗著就在手边，何不去翻一翻再说呢？我想，还是让我们大家都好好读一些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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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生命
我注意到了，有同道在一次座谈会上追溯20世纪60年代治疗腺病毒肺炎时说：“当时，大家都认为蒲老的经验好是好，但八个基本治法，二十多个方子，不好掌握使用。”我感谢他说的实话。直到今天，恐怕还有不少人希望有那么一个、两个好方子出来，用于非典就可以一枪下马。殊不知死抱一方、一法、一药，恰好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大敌。什么是辨证论治？就是要坚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质言之，就是要因病(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最后得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就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神秘。何况非典病情复杂多变，因此既要知常，又须达变，也就是既要掌握原则性，又要根据具体情况，“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明乎此，也就明白：任何一个病(包括非典)，不是搞几个分型就是辨证论治了，它毕竟是“死”的，只能供实际工作中参考，如果不顾具体情况照搬，就和拘守一方、一法、一药差不多。王孟英曾批评过吴鞠通，他虽然把叶天士的许多好经验穿缀起来了，但“拘守其迹，岂是心传”!学古人也好，学今人也好，重要的是学其思路方法，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也是这个意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很多。如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乾隆癸丑，京师大疫，医生用张景岳的办法，十死八九，改用吴又可法也不效。这时出来一位余师愚，他用大剂石膏为主药(清瘟败毒饮)而全活甚众。那么，余师愚的经验以及50年代治疗乙脑的经验，石家庄的白虎汤、北京的通阳利湿法以及这次广东的经验，是不是也可以照搬呢？问题再清楚不过。由此也可见辨证论治确实是中医的特点、中医的生命。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精通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要指望天下会掉下来现成的东西，不要一提到瘟疫，就是吴又可、杨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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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方药也要用辨证论治精神作指导，前些日子，有识之士就对“千人一方”提出批评，其实当时何止是“千人一方”。
三、我们要向广东学习些什么？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广东省的同道们以其辉煌的战绩，为全国中医界树立起了一面旗帜，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
1.学习他们主动请缨、知难而进的精神。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他们不是退缩，不是观望，不听来自当时“上面”的“中医可以作辅助治疗”的话，积极收治非典患者。广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从1月至5月1日，收治非典患者112例，除7例死亡外，其余105例均获治愈出院；一附院从2月至4月17日，共收治非典患者37例，全部治愈或明显好转，无一例恶化，退烧快、胸片炎症阴影消退快，平均住院天数也较短。(据2003年5月1日《中国中医药报》)他们的经验证明了中医药早期介入，不仅可以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从而有效地阻断或扭转病势，而且能促进炎症吸收，防止肺纤维化，防止病灶扩散，有助于患者康复。
, 百拇医药
他们取得的战绩，使全国同道为之欢欣鼓舞，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视察广东后，也表示了肯定和赞许。中央领导更明确地指示：应当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投入和加强中医和中西结合的力量。他们的主动出击，并不是要和西医争一日之短长，而是中西医紧密配合，各自发挥其优势而相得益彰，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有高水平的西医，还有高水平的中医。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来，他们抗击非典只有一个拳头，而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拳头。
2.学习他们敢于在实践中啃硬骨头，勇于创新的精神。非典不同于一般肺炎，它来势凶险，传染性强，病情复杂多变，过去没有见过。所以，尽管几千年的中医学记载有很多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但没有现成的东西拿来就可以照用，而且历史上照搬古人经验酿成大祸的例子不少。广东的同道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啃硬骨头，勇于创新，在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坚持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终于得到了许多新认识、新经验，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非典的方案。其中，用仙方活命饮化瘀软坚散结就是一个创新。虽然叶天士说过“入血便须凉血散血”，王清任也提出过“瘟毒烧炼”而致瘀血的观点，但是，借用治疮的仙方活命饮来治疗非典，吾侪闻所末闻，见所未见，这真是出奇制胜的一招。从邓老介绍的典型病案的第三诊看，所用药如银花、连翘、虎杖、升麻清热解毒，浙贝化痰散结，犹是肺炎常用之药，而穿山甲、皂角刺、乳香、没药、白芷的使用，在我这个学生看来，恕我不敬，简直是匪夷所思!而非典病程中的肺纤维化，正是由清热解毒、化瘀软坚散结药解决的。这已经为中医温病学说增添了新的光彩。此外，五爪龙的使用，也值得注意，此药补气的作用近于人参，但其性质平和，在毒热炽盛之时使用，有扶正而不恋邪之功，本系两广草药，是前人本草著作未予收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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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他们的学术民主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对于非典这个至今还难识其真面目的敌人，在开始接触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广东的同道也不例外。截止至上月初，我们可以从他们已发表的资料看出：他们既有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案，也有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在西药抗生素的使用上，可以看出他们有不同的主张，朱敏教授认为应尽早使用抗生素。他认为患者持续高热，肺部炎症阴影，且有畏寒、咽痛、头痛、全身酸痛、乏力等全身中毒症状，虽然白细胞不高或降低，也要考虑到细菌感染的因素而尽早使用抗生素。而邓铁涛教授认为：非典不宜随便使用抗生素。白细胞不高或降低，便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之一，因此要扶正祛邪，而抗生素强力杀菌，也强力抑制病人的正气。(均见5月1日《中国中医药报》)。面对非典这样一个新的疾病，在如何认识和治疗的探索中，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好事。通过实践的检验，认识最终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我学习他们的经验，初步体会到：抗生素当用还是要用，特别是在病情凶险、毒热炽盛，有继发感染倾向时。而中药透达清热、利湿通阳、扶助正气，可能和抗生素有协同作用，且有减低抗生素毒性的作用；而病情一旦缓解，即以益气养阴中药为主，减用或停用抗生素，毋使过用伤正。相信通过这次抗击非典，他们所在的广州中医学院及附院，学术空气会更加浓厚，成果也会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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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学习广东中医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早在此次非典出现之前，据我所知，他们就建立起了以广东名老中医为中心，广邀全国名老中医作顾问、作导师的一套制度，目的就在于振兴中医事业，培养中医人才。他们不是请几个人壮壮声威了事，而是一位导师带几个徒弟，拜他们为师，切切实实进行跟师学习。在这次非典之役中，北京的路志正老，上海的颜德馨老，江苏的朱良春老、周仲瑛老，吉林的任继学老等，都积极地为广东献计献策，或由学生直接在电话上请老师会诊。有一位77岁老翁在大手术后染上重症非典，高热，神昏，肢厥，病势危笃，主管医师用安宫牛黄丸不效，就在电话里及时求教于朱良春老。朱老说，厥证有阳厥阴厥之异，安宫牛黄是凉开，此属阴厥，要用温开的苏合香丸。用后果然立竿见影。3月20日，这位老人已经痊愈出院。(见5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
过去，我们常常说“全国一盘棋”，现在这一盘棋，竟被广东下活了。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就是他们有为人民健康负责的精神，抗击非典成功，中医学术也后继有人了。, 百拇医药(何绍奇)
最近，有人提出在抗击非典之役中，应当温故知新。我很赞成这个意见。
非典出现以后，中医界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同道们纷纷就非典发表看法，这是一件大好事，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在关于非典在中医学中的归属上，有人认为：本病发生于冬春季节，有一定的传染性，临床症状轻重不一，比较复杂，多以发热、咳嗽、气促为主症，整个病程大体上按卫气营血阶段传变，因此本病仍属温病风温范畴，若有较强传染性，可称“疫疠”。有人认为，非典属于春温伏湿病。而又有人指出：非典初起似流感、感冒，似风温、春温，但非春温、风温，而是具有较强传染性的温疫。此外，还有人投书《中国中医药报》，认为非典应属伤寒范围，按温病治错了。还有人认为：非典不是瘟疫，而是温疫。
《伤寒论》，名为“伤寒”，实际上包含了多种急性热病，当然也包含了传染性热病，因此应当是广义的，即《素问·热论》指出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不能认为《伤寒论》所讨论的伤寒，就是伤于一个寒邪而已。不过，限于时代条件，加之仲景生当汉末战乱，其著作散佚，所以，从现存《伤寒论》看也存在若干不足，如病之初起，有辛温解表方而无辛凉解表方，所述变证坏证，也以扶阳救阳为重。正是这样，后来温热学家才起来补其未逮，在其基础上，既有继承又多发扬。把二者对立起来，聚讼纷纷，视若敌国，是不对的。合二者之长，则适见其丰富、发展，而且伤寒温病之间具体地看，也存在着各有短长，相互取长补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温病的方法不够的，可以在伤寒中去找，伤寒的方法不够的，也可以在温病中去找，合之则全，强分之则偏。例如蒲辅周老先生治疗一肺炎患儿，高热不退，但便下稀水，汗出，肢冷，精神萎靡，脉象细弱，他认为患儿是素禀不足，又因多用过用苦寒，伤及中阳而致，毅然投以《伤寒论》甘草干姜汤、温复肺胃之阳药后，即转危为安。当时人们都讶其非温病方，蒲老认为：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不能在肺炎和温病之间划上等号，他说：肺炎固多属温病，也有用伤寒法的。旨哉言乎!我们服膺他的观点，不是因为他曾经以治疗乙脑名动全国，而是他说的真有道理。今天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在非典与温病之间划一个等号。至于具体的治疗，从风温治，从春温治，从温疫治，从伤寒治，则以见证为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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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传染与不传染来划分温疫与温病，则欠妥。周扬俊说：“一人患之谓之温，一方患之谓之疫”，也是有片面性的，例如流脑、乙脑也属温病，能说这些病不传染？只不过一般把传染性强、病情重、有大流行趋势的一类温病称作温疫而已，实际上仍不出温病范围之外，其病也大体上按卫气营血、三焦传变，与温病殊无二致。“瘟疫”之“瘟”其实就是“疫”的意思。大抵文人、书面语言作“疫”，民间则称“瘟”。为什么又有“温疫”之名？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卷》中该条是这么写的：“疫在古代文献中又称作瘟疫，瘟与疫同义，都是指流行性传染病。温疫是指流行性传染病中以热证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瘟疫；以寒证为主要症状的则称做寒疫，寒疫初起虽有发热、恶寒、无汗等表寒证象，但其邪化热入里，即与温疫并无二致，所以近世著作不再有寒疫的论述和报道。”
通过温故，还使我看到同道在讨论非典时，常有人援引20世纪50年代蒲辅周先生治疗乙脑的经验，有人说：蒲老提出治疗乙脑用清瘟败毒饮，收到良效，得到周总理的赞许。这与事实大相径庭，蒲老平生强调辨证论治，反对的正是株守一方、一法、一药。蒲老逝世不过20多年，遗著就在手边，何不去翻一翻再说呢？我想，还是让我们大家都好好读一些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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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生命
我注意到了，有同道在一次座谈会上追溯20世纪60年代治疗腺病毒肺炎时说：“当时，大家都认为蒲老的经验好是好，但八个基本治法，二十多个方子，不好掌握使用。”我感谢他说的实话。直到今天，恐怕还有不少人希望有那么一个、两个好方子出来，用于非典就可以一枪下马。殊不知死抱一方、一法、一药，恰好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大敌。什么是辨证论治？就是要坚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质言之，就是要因病(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最后得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就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神秘。何况非典病情复杂多变，因此既要知常，又须达变，也就是既要掌握原则性，又要根据具体情况，“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明乎此，也就明白：任何一个病(包括非典)，不是搞几个分型就是辨证论治了，它毕竟是“死”的，只能供实际工作中参考，如果不顾具体情况照搬，就和拘守一方、一法、一药差不多。王孟英曾批评过吴鞠通，他虽然把叶天士的许多好经验穿缀起来了，但“拘守其迹，岂是心传”!学古人也好，学今人也好，重要的是学其思路方法，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也是这个意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很多。如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乾隆癸丑，京师大疫，医生用张景岳的办法，十死八九，改用吴又可法也不效。这时出来一位余师愚，他用大剂石膏为主药(清瘟败毒饮)而全活甚众。那么，余师愚的经验以及50年代治疗乙脑的经验，石家庄的白虎汤、北京的通阳利湿法以及这次广东的经验，是不是也可以照搬呢？问题再清楚不过。由此也可见辨证论治确实是中医的特点、中医的生命。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精通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要指望天下会掉下来现成的东西，不要一提到瘟疫，就是吴又可、杨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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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方药也要用辨证论治精神作指导，前些日子，有识之士就对“千人一方”提出批评，其实当时何止是“千人一方”。
三、我们要向广东学习些什么？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广东省的同道们以其辉煌的战绩，为全国中医界树立起了一面旗帜，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
1.学习他们主动请缨、知难而进的精神。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他们不是退缩，不是观望，不听来自当时“上面”的“中医可以作辅助治疗”的话，积极收治非典患者。广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从1月至5月1日，收治非典患者112例，除7例死亡外，其余105例均获治愈出院；一附院从2月至4月17日，共收治非典患者37例，全部治愈或明显好转，无一例恶化，退烧快、胸片炎症阴影消退快，平均住院天数也较短。(据2003年5月1日《中国中医药报》)他们的经验证明了中医药早期介入，不仅可以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从而有效地阻断或扭转病势，而且能促进炎症吸收，防止肺纤维化，防止病灶扩散，有助于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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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取得的战绩，使全国同道为之欢欣鼓舞，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视察广东后，也表示了肯定和赞许。中央领导更明确地指示：应当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投入和加强中医和中西结合的力量。他们的主动出击，并不是要和西医争一日之短长，而是中西医紧密配合，各自发挥其优势而相得益彰，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有高水平的西医，还有高水平的中医。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来，他们抗击非典只有一个拳头，而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拳头。
2.学习他们敢于在实践中啃硬骨头，勇于创新的精神。非典不同于一般肺炎，它来势凶险，传染性强，病情复杂多变，过去没有见过。所以，尽管几千年的中医学记载有很多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但没有现成的东西拿来就可以照用，而且历史上照搬古人经验酿成大祸的例子不少。广东的同道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啃硬骨头，勇于创新，在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坚持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终于得到了许多新认识、新经验，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非典的方案。其中，用仙方活命饮化瘀软坚散结就是一个创新。虽然叶天士说过“入血便须凉血散血”，王清任也提出过“瘟毒烧炼”而致瘀血的观点，但是，借用治疮的仙方活命饮来治疗非典，吾侪闻所末闻，见所未见，这真是出奇制胜的一招。从邓老介绍的典型病案的第三诊看，所用药如银花、连翘、虎杖、升麻清热解毒，浙贝化痰散结，犹是肺炎常用之药，而穿山甲、皂角刺、乳香、没药、白芷的使用，在我这个学生看来，恕我不敬，简直是匪夷所思!而非典病程中的肺纤维化，正是由清热解毒、化瘀软坚散结药解决的。这已经为中医温病学说增添了新的光彩。此外，五爪龙的使用，也值得注意，此药补气的作用近于人参，但其性质平和，在毒热炽盛之时使用，有扶正而不恋邪之功，本系两广草药，是前人本草著作未予收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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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学习广东中医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早在此次非典出现之前，据我所知，他们就建立起了以广东名老中医为中心，广邀全国名老中医作顾问、作导师的一套制度，目的就在于振兴中医事业，培养中医人才。他们不是请几个人壮壮声威了事，而是一位导师带几个徒弟，拜他们为师，切切实实进行跟师学习。在这次非典之役中，北京的路志正老，上海的颜德馨老，江苏的朱良春老、周仲瑛老，吉林的任继学老等，都积极地为广东献计献策，或由学生直接在电话上请老师会诊。有一位77岁老翁在大手术后染上重症非典，高热，神昏，肢厥，病势危笃，主管医师用安宫牛黄丸不效，就在电话里及时求教于朱良春老。朱老说，厥证有阳厥阴厥之异，安宫牛黄是凉开，此属阴厥，要用温开的苏合香丸。用后果然立竿见影。3月20日，这位老人已经痊愈出院。(见5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
过去，我们常常说“全国一盘棋”，现在这一盘棋，竟被广东下活了。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就是他们有为人民健康负责的精神，抗击非典成功，中医学术也后继有人了。, 百拇医药(何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