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知识改变命运
我21岁时，因为有一些文体特长才被破例从农村招进陕西国棉八厂，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能进厂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厂里当辅助工，主要从事清扫、搬运等工作，还要经常"掏地洞"，清理堆积的棉花杂质，出来后，三层口罩里面的脸仍是黑的，工作很脏很累，却没什么技术。
业余时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都一遍遍地看，至今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1998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借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成的、薛于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
, 百拇医药
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想过，我是车间里惟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
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就考走了好几个，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偏处想，报体育学院?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绘画基础不足。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于拍得好，一定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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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学院，我跟其他同学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年龄大，我差不多是我们这一级里最大的，系里别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小10来岁；二是因为我的入学不是特别正规，因而总有一种沉沉的"编外感"。这两点不同，使我感到压力。
按照当时的行业氛围，我们从摄影系毕业后分到电影厂，还要做若干年的摄影助理，然后才能做掌机摄影师。我想想自己毕业就32岁，再干几年助理，三十七八快四十了才能独立摄影，就觉得不行，于是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一是走出电影圈做摄影记者，尽快独立工作；二是转行干导演。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很少幻想什么，当时我已经着手联系陕西画报社；同时，我从大三开始便偷偷看一些导演方面的书。导演班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陈凯歌、田壮壮……甚至可能有人比我还大，这也是我想转入导演的重要原因，大家同时起步，感觉可能会好一些。
记得当时我是请导演系的才子林大庆帮着开的书目，一共20多本，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苦读，这期间还试着写了个剧本，请导演系的白虹评点……正是有这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使我以后能很自然地由摄像向导演过渡，而无论是考电影学院还是转导演，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出路，谈不上对电影或导演的"热爱"，而一旦选择了，我就想把它干好。
我应该算是命运起伏比较大的人，20年前的我和现在差别很大。平常我们老说人是有命运的，而在我看来命运是受"机会"和"能力"左右的。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机会"是被动的，要受大、小环境和个人的位置制约，比较难预测把握；而"能力"则不然，在获取"能力"方面，人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我想正是因为自己通过学习获得了进一步把握机会的能力(摄影)，才使自己从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有出路的工人走到今天的。因而对我来说知识、学习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认为它们是"能力"的惟一来源。
1978年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百拇医药
业余时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都一遍遍地看，至今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1998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借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成的、薛于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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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想过，我是车间里惟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
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就考走了好几个，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偏处想，报体育学院?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绘画基础不足。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于拍得好，一定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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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学院，我跟其他同学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年龄大，我差不多是我们这一级里最大的，系里别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小10来岁；二是因为我的入学不是特别正规，因而总有一种沉沉的"编外感"。这两点不同，使我感到压力。
按照当时的行业氛围，我们从摄影系毕业后分到电影厂，还要做若干年的摄影助理，然后才能做掌机摄影师。我想想自己毕业就32岁，再干几年助理，三十七八快四十了才能独立摄影，就觉得不行，于是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一是走出电影圈做摄影记者，尽快独立工作；二是转行干导演。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很少幻想什么，当时我已经着手联系陕西画报社；同时，我从大三开始便偷偷看一些导演方面的书。导演班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陈凯歌、田壮壮……甚至可能有人比我还大，这也是我想转入导演的重要原因，大家同时起步，感觉可能会好一些。
记得当时我是请导演系的才子林大庆帮着开的书目，一共20多本，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苦读，这期间还试着写了个剧本，请导演系的白虹评点……正是有这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使我以后能很自然地由摄像向导演过渡，而无论是考电影学院还是转导演，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出路，谈不上对电影或导演的"热爱"，而一旦选择了，我就想把它干好。
我应该算是命运起伏比较大的人，20年前的我和现在差别很大。平常我们老说人是有命运的，而在我看来命运是受"机会"和"能力"左右的。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机会"是被动的，要受大、小环境和个人的位置制约，比较难预测把握；而"能力"则不然，在获取"能力"方面，人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我想正是因为自己通过学习获得了进一步把握机会的能力(摄影)，才使自己从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有出路的工人走到今天的。因而对我来说知识、学习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认为它们是"能力"的惟一来源。
1978年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