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伤寒杂病论》学术渊源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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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伤寒》
一.《伤寒杂病论》学术渊源
《伤寒论》理论渊源有三：①全面继承总结了汉时及以前古典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从《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和《阴阳大论》等著作中获取理论要素；②广泛汲取汉和汉以前医家的有效方药和各具特色的医疗成果，并将之上升为医学理论；③系统总结了仲景本人长期临床实践经验。这种渊源关系明确反映在其自序里，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值得注意的是，其辨外感热病之三阳三阴分证论治方法，主要脱胎于《素问·热论》，而又与之有显著的区别。《素问·热论》只论述了部分热证、实证，未及虚证、寒证，其变化仅有两感，治法只限于汗、下二法。而《伤寒杂病论》则全面论述了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证候诊治特点，寒热虚实，阴阳消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皆论述详尽；治疗上八法赅备，针药并施，既是辨证之纲领，亦是论治之准则。概括而言，《热论》之三阳三阴辨证言常不及变，《伤寒杂病论》之三阳三阴辨证则常变兼论。二者论三阳病证有同有异，而三阴病证则有异无同。前者论传变拘泥于逐日受之，而后者强调以脉证为凭，既不拘于日数，亦不主张机械地顺序相传。由于前者只论述了热证、实证，故而治法仅限于汗下二法；后者病证寒热虚实皆括，故其治法多样，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悉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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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论外感热病主要是基于《素问·热论》，但有人认为[①]，《伤寒论》三阳三阴病辨治是在《灵枢·经脉篇》十二脏腑经络分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不排除《素问·热论》的影响。《伤寒论》联系《灵枢·经脉篇》来看，则三阳三阴的病机实质昭然若揭。如太阳经证不解循经入腑，出现蓄水、蓄血之腑证，这就是脏腑经络之间的络属关系在病变时的必然趋势。而《伤寒论》联系《素问·热论》来看，则只可了解三阳三阴病变一部分外在表现和发展趋势，而很难说明上述脏腑经络病变之间的病机发展趋势。
另外，亦有人认为[②]，《伤寒杂病论》与《内经》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部分日本学者认为两书的文化根源不同，故而属于两种不同的医学流派。然而，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公认。
总之，《伤寒论》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体系主要是在继承《内经》三阳三阴分证论治的基础上，参合各家学说，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在讨论《伤寒论》学术渊源时，我们还应注意如下一些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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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注解伤寒论序》：医之道源自歧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疚，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
有研究表明，《伊尹汤液》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汤液经法》，惜此书早佚。近年发现敦煌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据考证此书可能为陶弘景所撰，抄写年代当在宋代以前。该书有关内容为仲景直接继承《汤液经法》提供了佐证。其曰：“陶弘景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囗，为方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表明该书为《汤液经法》之节略本。书中明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悯民疾苦，造福含灵。”而其所录之方，竟有惊人相似之处，如其小青龙汤即《伤寒论》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之小青龙汤，小阳旦汤即《伤寒论》之桂枝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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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资料说明，《伤寒论》继承了《神农本草》和《伊尹汤液》之成果，与之构成直接之渊源关系。但令人颇感困惑的是，此书既属《伤寒论》主要学术渊源之一，而在其自序里却未提及。
简言之，张仲景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继承医经家之代表著作――《内经》的学术思想；而在方药治疗方面，则主要继承了经方家的代表著作――《汤液经法》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辅以已验，大加发扬，而撰成流芳千古的学术巨著――《伤寒杂病论》。
二.《伤寒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秦汉时期，方剂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则标志着方剂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全书实际收方269首，其中伤寒部分载方112首，使用药物214种，基本包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故被誉为“方书之祖”。其方剂学贡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组方原则，严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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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的组成，必须遵循一定的组方原则，否则，组合杂乱无章，难以收到卓越的疗效。仲景对方剂组成、以及药物的加减化裁等，均作了严格的规定。如桂枝汤，用治发热恶风、汗出脉浮缓之太阳中风证，方以桂枝为君，解肌祛风；芍药为臣，敛阴和营；二药相须为用，共奏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之效。生姜辛温，佐桂枝发散卫邪；大枣甘温，助芍药敛补营阴，二药以相须为用，同为辅佐之品。甘草甘平，调和诸药，益气扶正，以为使药。全方药虽5味，却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相合的组方原则。组方虽有原则，证象更多变化，故临证处方用药，须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药随证转，灵活加减。仲景于兹，刻意以求，而有卓绝之造诣。如太阳中风兼项背强几几者，在主方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升津舒经之葛根；若兼表阳虚汗漏不止者，则加温经扶阳之附子；邪气欲陷而胸满脉促者，则去酸敛之芍药；太阳表邪内陷太阴，而现腹满时痛者，则倍加芍药以和络止痛。由此可知，其组方既有严格之原则性，亦求变通之灵活性。
2.治疗八法，方药体现
《伤寒论》之方剂具体体现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治疗大法。汗者，麻桂之属；吐者，瓜蒂之剂；下者，承气诸汤；和者，柴胡类方；温者，四逆之辈；清者，白虎三黄；消者，生姜泻心；补者，炙草复脉。方剂之用，扶正以攻邪，祛邪以扶正，总求邪去正复，阴阳平衡。上述诸方，为仲景运用八法之典型。更有攻补兼施、寒温并行者，如白虎加人参汤，白虎以清热，人参以补气液，而收攻补兼施之效；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则以芩连清上热，姜参温下寒，以求寒热互调之功。此又八法灵活运用之实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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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传古方，创制新剂
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古为今用。其书中所载部分方剂，即为直接继承古人成果，如大黄黄连泻心汤，其组成与火齐汤(伊尹三黄汤)相同；青龙、白虎、真武等方名，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与麻黄、桂枝、葛根等方命名原则不同；而炙甘草汤，其方后注：一名复脉汤，说明此方也是前人所创，因仲景收录而传世。在继承的基础上，仲景自己创制了不少名方。在《伤寒论》所载的112首方剂中，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方剂是古方，哪些方剂是自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所录之方，大多疗效可靠，颇切实用。如白虎汤清热，五苓散利尿，十枣汤治悬饮，麻黄汤散表寒，苓桂术甘汤健运脾阳以蠲饮，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而消痞等，均历经千年临床检验而不坠，为后世所喜用，且其应用范围不断得以扩展。
4.剂型多样，煎服科学
仲景之方，剂型丰富多样，大大超越前期医方成就。据《伤寒杂病论》书中所载，有汤、散、丸、栓、酒、洗、浴、熏剂，以及滴耳、灌鼻、软膏剂等不同类型。仅《伤寒论》中所记，就有汤、散、丸、栓、灌肠剂等。另外，仲景于药物之煎煮，要求甚严。对溶媒之选择及用量之多寡、煎煮时间的长短、药物入煎先后顺序、药物炮制方法等，常据其方剂之组成、作用及其剂量大小等情况灵活对待。如小柴胡汤以水1斗2升，煎取6升，去滓，再煎取3升；附子泻心汤别煮附子取汁，掺入三黄渍取液中；炙甘草汤水8升、清酒7升混煎诸药，取3升去滓，纳胶烊尽等，无一不反映出仲景于药物煎煮刻意求精之企图。其于服药之法，亦有严格要求，主张药必中病，忌太过不及。具体体现于：①合理使用第1次煎液，根据病情需要而分别采用顿服、2次服、3次服或数次服；②渐加药量，以知为度；③重视服药时间的选择；④服药后调理(啜粥、饮水、温覆等)。以上措施反映了治疗手段的不断完善，既是方剂学的进步，也是临证医学发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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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药剂量，严格精确
仲景方药，其剂量要求严格精确，主要体现于两方面：①药物的绝对剂量较为精确。其处方剂量大多使用精确的计量单位，如分、两、斤、合、升等，只有少数情况下运用不精确计量单位，如一大把、鸡子大等。这些不精确计量单位的使用，反映了方药剂量从不精确逐渐转为精确的演化过程。②方药相对剂量的严格精确化。所谓相对剂量，即指同一方剂中各药剂量比例。仲景于此，要求甚严。如桂二麻一汤与桂麻各半汤、桂枝汤与桂枝加芍药汤、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等，皆是剂量比例上的变化决定方药的功效变异。另外，服药次数的多少，亦反映了方药剂量的轻重。
三.《伤寒论》对后世医学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对后世医学之发展影响极大。其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收录的著名方剂，向为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因而该书实为后世临证医学之基石。除前述之三阳三阴辨证体系和方剂学成就外，其于后世之影响尚可大略归结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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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伤寒论》与八纲辨证
外感热病，是在外邪之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反映。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和证候的基本性质。是故《伤寒论》之三阳三阴辨证，即是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中医基本理论，对三阳三阴病证之病位、病性、病机、病势以及邪正进退等因素，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以求得出正确之辨证结论，并确定合适之治疗方法。而后世之八纲辨证，则是对一切疾病的病位、病性的总概括。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三阳三阴病大要分为三阳病证和三阴病证，从病情性质来看，其三阳病证多属热证、实证，皆为阳证；三阴病证多属寒证、虚证，概为阴证。从邪正关系而言，三阳证表示正气盛，抗病力强，邪气实，正邪相争剧烈，病情多呈亢奋状态；三阴病表示正气衰，抗病力弱，病邪未除，病情一般呈现虚衰状态。从表里关系而论，三阳三阴病证一般太阳病属表，其余各经病证属里，此乃绝对之辞。相对而言，则三阳病证相对于三阴病证，则前者为表，后者属里；少阳病证相对于厥阴病证，亦为前表后里；太阳经证与太阳腑证，亦有表里之别。由是可知，三阳三阴辨证已经运用了八纲辨证之具体内容，实为八纲辨证之滥觞；而八纲辨证则是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对三阳三阴辨证内容在另一个理论高度上加以系统化、抽象化，是三阳三阴辨证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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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伤寒论》与脏腑辨证
《伤寒杂病论》一书，其论脏腑辨证的有关内容，主要见于《金匮要略》部分，但其《伤寒论》部分，亦蕴含着丰富的脏腑辨证思想。脏腑经络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阳三阴证候的产生，均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因此，三阳三阴辨证不能脱离这些有机的联系。以脏腑的病理反映而论，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之脏腑，而出现脏腑的病症。如膀胱为太阳之腑，太阳表邪不解，传入于腑，导致膀胱气化功能失常，水气内停，可小便不利、少腹里急、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则吐等症。胃与大肠为阳明之腑，邪入阳明，燥热炽盛，腑气不通，可见潮热谵语、腹满硬痛、大便闭结等。胆与三焦为少阳之腑，胆火上炎，证见口苦咽干目眩；三焦气化不利，则现心下悸、小便不利、或咳、或利等症。脾为太阴之脏，病则脾阳不振，运化失常，脾虚脏寒，寒湿内停，可见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等症。心与肾为少阴之脏，病则心肾虚衰，气血不足，而见脉微细、但欲寐、恶寒、呕吐、下利、肢厥等阳虚阴盛症象；或心烦不眠、咽干口燥、舌红绛、脉细数等阴虚火旺症象。肝为厥阴之脏，病则寒热错杂，肝气上逆，可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饮而不欲食等症。由上可知，正是《伤寒杂病论》中丰富的脏腑病证辨治内容，为后世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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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伤寒论》与温病学说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自然包括温热性疾病在内。《伤寒论》奠定了温病学基础，而温病学说则是伤寒学说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伤寒论》第6条即明确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在其外感病论治过程中，或清热、或养阴、或苦寒攻下，时刻强调顾护阴津。其白虎、承气、麻杏石甘、黄连阿胶、竹叶石膏、三黄泻心等方，成为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三阳三阴辨证所揭示的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实转虚的病理发展过程，亦为温病学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提供了有益启示。由是可知，《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实为中医临证之准绳，对温病学说之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书必竟“详于寒，略于温”，其于温病证治之内容，不尽完整全面。其阳明病证治内容虽可运用于温病，但远不能概括所有温病的证治。因此，后世医家乃另创新论以“羽翼伤寒”，故温病学说实为伤寒学说之发展和补充。二者相互补充，使中医外感病证治体系趋于完善。
4.《伤寒论》与本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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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历代本草学家多以仲景对药物的运用为圭臬，丰富和扩展了《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主治和功效。如《名医别录》记葛根“疗伤寒中风头疼，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本草纲目》论柴胡主“妇人热入血室，经水不调”，论黄芩“得柴胡退寒热，得芍药治下痢”；《本草正义》阐述柴胡功效时曰：“约而言之，柴胡主治止有二层。一为邪实，则为外邪之在半表半里者；一为正虚，则为清气之陷于阳分者，举而升之，返其宅而中气自振”；《本草疏证》论桂枝“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瘀、补中，为桂枝六大功效”；《珍珠囊药性赋》论附子“温暖脾胃，除脾湿肾寒，补下焦阳虚”等，皆本之于仲景。上述例证说明了仲景在继承前人用药经验基础上，对药物之运用，根据临床实际，大加发挥和拓展，为后世本草学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①]吴润秋·《伤寒论》三阳三阴之我见·中医杂志·1981；(6)：4
[②]赵锡庠·我对伤寒论的认识·中医杂志·1955；(4)：10), 百拇医药
《伤寒论》理论渊源有三：①全面继承总结了汉时及以前古典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从《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和《阴阳大论》等著作中获取理论要素；②广泛汲取汉和汉以前医家的有效方药和各具特色的医疗成果，并将之上升为医学理论；③系统总结了仲景本人长期临床实践经验。这种渊源关系明确反映在其自序里，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值得注意的是，其辨外感热病之三阳三阴分证论治方法，主要脱胎于《素问·热论》，而又与之有显著的区别。《素问·热论》只论述了部分热证、实证，未及虚证、寒证，其变化仅有两感，治法只限于汗、下二法。而《伤寒杂病论》则全面论述了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证候诊治特点，寒热虚实，阴阳消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皆论述详尽；治疗上八法赅备，针药并施，既是辨证之纲领，亦是论治之准则。概括而言，《热论》之三阳三阴辨证言常不及变，《伤寒杂病论》之三阳三阴辨证则常变兼论。二者论三阳病证有同有异，而三阴病证则有异无同。前者论传变拘泥于逐日受之，而后者强调以脉证为凭，既不拘于日数，亦不主张机械地顺序相传。由于前者只论述了热证、实证，故而治法仅限于汗下二法；后者病证寒热虚实皆括，故其治法多样，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悉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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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论外感热病主要是基于《素问·热论》，但有人认为[①]，《伤寒论》三阳三阴病辨治是在《灵枢·经脉篇》十二脏腑经络分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不排除《素问·热论》的影响。《伤寒论》联系《灵枢·经脉篇》来看，则三阳三阴的病机实质昭然若揭。如太阳经证不解循经入腑，出现蓄水、蓄血之腑证，这就是脏腑经络之间的络属关系在病变时的必然趋势。而《伤寒论》联系《素问·热论》来看，则只可了解三阳三阴病变一部分外在表现和发展趋势，而很难说明上述脏腑经络病变之间的病机发展趋势。
另外，亦有人认为[②]，《伤寒杂病论》与《内经》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部分日本学者认为两书的文化根源不同，故而属于两种不同的医学流派。然而，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公认。
总之，《伤寒论》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体系主要是在继承《内经》三阳三阴分证论治的基础上，参合各家学说，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在讨论《伤寒论》学术渊源时，我们还应注意如下一些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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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注解伤寒论序》：医之道源自歧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疚，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
有研究表明，《伊尹汤液》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汤液经法》，惜此书早佚。近年发现敦煌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据考证此书可能为陶弘景所撰，抄写年代当在宋代以前。该书有关内容为仲景直接继承《汤液经法》提供了佐证。其曰：“陶弘景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囗，为方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表明该书为《汤液经法》之节略本。书中明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悯民疾苦，造福含灵。”而其所录之方，竟有惊人相似之处，如其小青龙汤即《伤寒论》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之小青龙汤，小阳旦汤即《伤寒论》之桂枝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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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资料说明，《伤寒论》继承了《神农本草》和《伊尹汤液》之成果，与之构成直接之渊源关系。但令人颇感困惑的是，此书既属《伤寒论》主要学术渊源之一，而在其自序里却未提及。
简言之，张仲景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继承医经家之代表著作――《内经》的学术思想；而在方药治疗方面，则主要继承了经方家的代表著作――《汤液经法》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辅以已验，大加发扬，而撰成流芳千古的学术巨著――《伤寒杂病论》。
二.《伤寒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秦汉时期，方剂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则标志着方剂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全书实际收方269首，其中伤寒部分载方112首，使用药物214种，基本包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故被誉为“方书之祖”。其方剂学贡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组方原则，严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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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的组成，必须遵循一定的组方原则，否则，组合杂乱无章，难以收到卓越的疗效。仲景对方剂组成、以及药物的加减化裁等，均作了严格的规定。如桂枝汤，用治发热恶风、汗出脉浮缓之太阳中风证，方以桂枝为君，解肌祛风；芍药为臣，敛阴和营；二药相须为用，共奏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之效。生姜辛温，佐桂枝发散卫邪；大枣甘温，助芍药敛补营阴，二药以相须为用，同为辅佐之品。甘草甘平，调和诸药，益气扶正，以为使药。全方药虽5味，却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相合的组方原则。组方虽有原则，证象更多变化，故临证处方用药，须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药随证转，灵活加减。仲景于兹，刻意以求，而有卓绝之造诣。如太阳中风兼项背强几几者，在主方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升津舒经之葛根；若兼表阳虚汗漏不止者，则加温经扶阳之附子；邪气欲陷而胸满脉促者，则去酸敛之芍药；太阳表邪内陷太阴，而现腹满时痛者，则倍加芍药以和络止痛。由此可知，其组方既有严格之原则性，亦求变通之灵活性。
2.治疗八法，方药体现
《伤寒论》之方剂具体体现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治疗大法。汗者，麻桂之属；吐者，瓜蒂之剂；下者，承气诸汤；和者，柴胡类方；温者，四逆之辈；清者，白虎三黄；消者，生姜泻心；补者，炙草复脉。方剂之用，扶正以攻邪，祛邪以扶正，总求邪去正复，阴阳平衡。上述诸方，为仲景运用八法之典型。更有攻补兼施、寒温并行者，如白虎加人参汤，白虎以清热，人参以补气液，而收攻补兼施之效；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则以芩连清上热，姜参温下寒，以求寒热互调之功。此又八法灵活运用之实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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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传古方，创制新剂
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古为今用。其书中所载部分方剂，即为直接继承古人成果，如大黄黄连泻心汤，其组成与火齐汤(伊尹三黄汤)相同；青龙、白虎、真武等方名，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与麻黄、桂枝、葛根等方命名原则不同；而炙甘草汤，其方后注：一名复脉汤，说明此方也是前人所创，因仲景收录而传世。在继承的基础上，仲景自己创制了不少名方。在《伤寒论》所载的112首方剂中，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方剂是古方，哪些方剂是自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所录之方，大多疗效可靠，颇切实用。如白虎汤清热，五苓散利尿，十枣汤治悬饮，麻黄汤散表寒，苓桂术甘汤健运脾阳以蠲饮，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而消痞等，均历经千年临床检验而不坠，为后世所喜用，且其应用范围不断得以扩展。
4.剂型多样，煎服科学
仲景之方，剂型丰富多样，大大超越前期医方成就。据《伤寒杂病论》书中所载，有汤、散、丸、栓、酒、洗、浴、熏剂，以及滴耳、灌鼻、软膏剂等不同类型。仅《伤寒论》中所记，就有汤、散、丸、栓、灌肠剂等。另外，仲景于药物之煎煮，要求甚严。对溶媒之选择及用量之多寡、煎煮时间的长短、药物入煎先后顺序、药物炮制方法等，常据其方剂之组成、作用及其剂量大小等情况灵活对待。如小柴胡汤以水1斗2升，煎取6升，去滓，再煎取3升；附子泻心汤别煮附子取汁，掺入三黄渍取液中；炙甘草汤水8升、清酒7升混煎诸药，取3升去滓，纳胶烊尽等，无一不反映出仲景于药物煎煮刻意求精之企图。其于服药之法，亦有严格要求，主张药必中病，忌太过不及。具体体现于：①合理使用第1次煎液，根据病情需要而分别采用顿服、2次服、3次服或数次服；②渐加药量，以知为度；③重视服药时间的选择；④服药后调理(啜粥、饮水、温覆等)。以上措施反映了治疗手段的不断完善，既是方剂学的进步，也是临证医学发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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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药剂量，严格精确
仲景方药，其剂量要求严格精确，主要体现于两方面：①药物的绝对剂量较为精确。其处方剂量大多使用精确的计量单位，如分、两、斤、合、升等，只有少数情况下运用不精确计量单位，如一大把、鸡子大等。这些不精确计量单位的使用，反映了方药剂量从不精确逐渐转为精确的演化过程。②方药相对剂量的严格精确化。所谓相对剂量，即指同一方剂中各药剂量比例。仲景于此，要求甚严。如桂二麻一汤与桂麻各半汤、桂枝汤与桂枝加芍药汤、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等，皆是剂量比例上的变化决定方药的功效变异。另外，服药次数的多少，亦反映了方药剂量的轻重。
三.《伤寒论》对后世医学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对后世医学之发展影响极大。其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收录的著名方剂，向为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因而该书实为后世临证医学之基石。除前述之三阳三阴辨证体系和方剂学成就外，其于后世之影响尚可大略归结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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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伤寒论》与八纲辨证
外感热病，是在外邪之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反映。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和证候的基本性质。是故《伤寒论》之三阳三阴辨证，即是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中医基本理论，对三阳三阴病证之病位、病性、病机、病势以及邪正进退等因素，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以求得出正确之辨证结论，并确定合适之治疗方法。而后世之八纲辨证，则是对一切疾病的病位、病性的总概括。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三阳三阴病大要分为三阳病证和三阴病证，从病情性质来看，其三阳病证多属热证、实证，皆为阳证；三阴病证多属寒证、虚证，概为阴证。从邪正关系而言，三阳证表示正气盛，抗病力强，邪气实，正邪相争剧烈，病情多呈亢奋状态；三阴病表示正气衰，抗病力弱，病邪未除，病情一般呈现虚衰状态。从表里关系而论，三阳三阴病证一般太阳病属表，其余各经病证属里，此乃绝对之辞。相对而言，则三阳病证相对于三阴病证，则前者为表，后者属里；少阳病证相对于厥阴病证，亦为前表后里；太阳经证与太阳腑证，亦有表里之别。由是可知，三阳三阴辨证已经运用了八纲辨证之具体内容，实为八纲辨证之滥觞；而八纲辨证则是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对三阳三阴辨证内容在另一个理论高度上加以系统化、抽象化，是三阳三阴辨证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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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伤寒论》与脏腑辨证
《伤寒杂病论》一书，其论脏腑辨证的有关内容，主要见于《金匮要略》部分，但其《伤寒论》部分，亦蕴含着丰富的脏腑辨证思想。脏腑经络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阳三阴证候的产生，均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因此，三阳三阴辨证不能脱离这些有机的联系。以脏腑的病理反映而论，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之脏腑，而出现脏腑的病症。如膀胱为太阳之腑，太阳表邪不解，传入于腑，导致膀胱气化功能失常，水气内停，可小便不利、少腹里急、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则吐等症。胃与大肠为阳明之腑，邪入阳明，燥热炽盛，腑气不通，可见潮热谵语、腹满硬痛、大便闭结等。胆与三焦为少阳之腑，胆火上炎，证见口苦咽干目眩；三焦气化不利，则现心下悸、小便不利、或咳、或利等症。脾为太阴之脏，病则脾阳不振，运化失常，脾虚脏寒，寒湿内停，可见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等症。心与肾为少阴之脏，病则心肾虚衰，气血不足，而见脉微细、但欲寐、恶寒、呕吐、下利、肢厥等阳虚阴盛症象；或心烦不眠、咽干口燥、舌红绛、脉细数等阴虚火旺症象。肝为厥阴之脏，病则寒热错杂，肝气上逆，可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饮而不欲食等症。由上可知，正是《伤寒杂病论》中丰富的脏腑病证辨治内容，为后世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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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伤寒论》与温病学说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自然包括温热性疾病在内。《伤寒论》奠定了温病学基础，而温病学说则是伤寒学说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伤寒论》第6条即明确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在其外感病论治过程中，或清热、或养阴、或苦寒攻下，时刻强调顾护阴津。其白虎、承气、麻杏石甘、黄连阿胶、竹叶石膏、三黄泻心等方，成为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三阳三阴辨证所揭示的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实转虚的病理发展过程，亦为温病学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提供了有益启示。由是可知，《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实为中医临证之准绳，对温病学说之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书必竟“详于寒，略于温”，其于温病证治之内容，不尽完整全面。其阳明病证治内容虽可运用于温病，但远不能概括所有温病的证治。因此，后世医家乃另创新论以“羽翼伤寒”，故温病学说实为伤寒学说之发展和补充。二者相互补充，使中医外感病证治体系趋于完善。
4.《伤寒论》与本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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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历代本草学家多以仲景对药物的运用为圭臬，丰富和扩展了《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主治和功效。如《名医别录》记葛根“疗伤寒中风头疼，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本草纲目》论柴胡主“妇人热入血室，经水不调”，论黄芩“得柴胡退寒热，得芍药治下痢”；《本草正义》阐述柴胡功效时曰：“约而言之，柴胡主治止有二层。一为邪实，则为外邪之在半表半里者；一为正虚，则为清气之陷于阳分者，举而升之，返其宅而中气自振”；《本草疏证》论桂枝“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瘀、补中，为桂枝六大功效”；《珍珠囊药性赋》论附子“温暖脾胃，除脾湿肾寒，补下焦阳虚”等，皆本之于仲景。上述例证说明了仲景在继承前人用药经验基础上，对药物之运用，根据临床实际，大加发挥和拓展，为后世本草学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①]吴润秋·《伤寒论》三阳三阴之我见·中医杂志·1981；(6)：4
[②]赵锡庠·我对伤寒论的认识·中医杂志·1955；(4)：1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