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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伤寒杂病论》成书背景
http://www.100md.com 《中医伤寒》
     春秋战国以后,祖国医学发展较快。特别是《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及大量其他医经、医方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医药学理论的初步形成。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中医学的两个显著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此书中均有充分反映,而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其关于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生理病理学说、诊断治疗学说.疾病预防及养生保健学说等,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已经由单纯的经验积累阶段过渡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它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难经》一书,系以问答形式阐明《内经》的学术思想为其著述宗旨,其内容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是书于脉学贡献甚大,变《素问》三部九候之脉法为独取寸口,论及脉象约30种,为后世脉学研究及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论脏腑经络、生理病理等,均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对汉以后的医学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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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至两汉时期,药学知识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山海经》曾记载药物120多种,治病达50多种。而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五十二病方》则记载药物247种,收录方剂283首。时至东汉早期,药物学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武威汉简《治百病方》所录之30余个方剂中,收集药物近百种,其半数为《伤寒杂病论》所用。而《神农本草经》则对战国以来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学知识进行了全面总结。实际上,在此之前,即有药学专著问世。淳于意曾从公乘阳庆习《药论》,惜其失传,故《神农本草经》乃我国传世之第一部药学专著。

    战国至东汉时期,临证医学发展甚快。在医学整体观念指导下,辨证论治思想得以形成和运用。《内经》即十分重视辨证论治,而淳于意则不仅综合运用了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而且注重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别,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原则。东汉早期的《治百病方》,亦反映了当时人们已能灵活运用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方法。至于处方用药,在应用单味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复方配伍理论。《内经》载方12首,而《五十二病方》则收录方剂283个,大部分是复方,所治病种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100余种。《治百病方》所录之方几乎全为复方,且剂型多样,包括汤、丸、膏、散、醴、栓等。此外,《汉书·艺文志》收录11家经方著作书目,总计达274卷之多,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及处方用药经验。凡此,皆表明当时的临证医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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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经和经方著作的大量涌现,标志着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得以初步确立。这种医学体系的良好内部环境,意味着《伤寒杂病论》撰写时机的成熟。而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则是《伤寒杂病论》问世的催化剂。时值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灾疫连年,民不聊生。曹植《说疫气》云:“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描述了当时的惨景。曹丕在致吴质信中亦曰:“昔日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证明当时人民对医药之需求十分迫切。张仲景宿尚方术,素有拯疾济世之心,且灾疫肆虐,其亲属亦深受其害。其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一书,撰成于东汉末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其具体之年份,难于考证。今多据其自传推断,其著述应始于建安10年(公元205年)之后,终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以后,另有观点认为,“建安纪年”为建安12年,则著书应是在建安20年以后。尚有人认为建安乃建宁之误,则著述应始于建宁10年(公元178年)之后。总之,关于其著述的起讫年份,目前有多种观点,尚待确定。,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