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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艾滋病引发的血液官司
http://www.100md.com 2000年8月24日 中青在线
     走进法院的那一刻,王为军的手有些颤抖。他的女儿得了艾滋病,他的妻子因艾滋病刚刚死去。这双重悲剧,王为军认为是妻子产后的一次输血所致。

    艾滋病毁了一个家

    王为军回忆说:“1997年7月30日,我送妻子靳双英来到××医院分娩。孩子于8月1日出生后,医院动员输血。交了460元钱,输血时什么手续都没有,等了足足4个小时后,才输上血。我爱人于8月4日出院。出院后,没多长时间,双英开始出现肚子、腿等局部疼痛;1997年底开始出现口腔溃疡,伴着低烧。能用的药都用了,怎么也治不好,转眼到了1998年秋天,双英从低烧发展到高烧39到41摄氏度之间。来到邯郸市××医院治疗,怎么也查不出病因。后来把血送到北京化验。化验后,医生把我单独叫到医务室,说双英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回家后由县卫生防疫站负责进行治疗。”

    “防疫站的同志来到我家,告诉我要到北京的艾滋病门诊取药时,我的头都炸了,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竟会出现这种可怕的病!在我准备带她去北京的时候,她的腿突然不能动了。1999年5月16日,她就离开了我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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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的调查分析认为:“有可能血源传染,当然不洁器械也有可能,但以前者为主。患者无性乱史,传统、本分可靠。爱人也无性乱史和不曾接受血、血浆及血制品治疗史。”

    该卫生防疫站的处理意见认为:“接产医院血源来自预约献血队。时过年余,器械污染检验有一定局限性。血源追踪存在难度。”

    然而,更令王为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说:“通过对我们全家人检测检验,我和儿子正常,令人心痛的是我那两岁多的小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要面对死亡的恐惧!”

    献血人到底是谁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任岩峰说,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是普通的农家妇女,连远门都没出过,血液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防疫站的追访报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靳双英分娩所住的民办医院———沙河市××医院。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武安市(县级市)归邯郸市管辖,而××医院在沙河市境内不归邯郸市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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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同一事件出现了另一份调查报告。

    沙河市卫生局在1999年11月10日,作出了《关于王为军反映其妻靳双英在沙河××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情况的调查结果》,称“根据王为军反映的情况,我们调查小组通过××医院找到了给靳双英输血的献血者杨兴其。其人男性,25岁,沙河市柴关乡安河村人。当时献血时瞒着医院和家人化名‘刘保’。经邢台市性病预防中心采血检测,杨其兴,B型血,艾滋病抗体阴性。因此,靳双英感染艾滋病不是××医院输血所致。”

    王为军向各级政府反映,刘保是个化名,怎么能证明输血者就是杨兴其?

    记者查阅了调查组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调查人员问杨兴其:什么时候献的血?杨答:“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大概是九七年秋头(天)。”在回答得到多少钱时,杨答“460元钱。”问“谁通知你献血?”杨答:“有人捎信,记不清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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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调查笔录,给杨兴其采血的是他姐姐杨巧芳。她对于“当时采血时,谁给你兄弟捎的信?”的问题,同样回答“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记者问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彭群增:“在献血过程、时间这么重要的细节上,当事人用记不清了来回答,如何就得出杨兴其就是刘保的结论?”

    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彭群增证实,调查进行之初,××医院化验员杨巧芳说给靳双英输的血来自××市中心血站,编号“222”,献血者化名刘保。后经过甄别,杨巧芳承认了“222”编号是自己编的。

    根据血液管理有关规定,医院不允许私自采血,只能从中心血站购进。沙河市卫生局为此对××医院罚款5000元,并让该院交了检讨。

    彭群增局长说:“××医院院长王顺英的妹妹王爱英,是我们沙河市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关于调查报告,我向她汇报过,说不考虑这层关系那是假话,但调查结论已经作出了,我就用不着说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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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为军的遭遇惊动了省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沙河市卫生局向省卫生厅报告靳双英的死亡时间为1999年5月16日,而在另一份给邢台市政府、河北省政府的报告中靳双英的死亡时间却成了5月26日。

    医院院长也说输血详情

    在××医院,记者见到了院长王顺英。听说记者是为调查输血感染爱滋病一事而来,王顺英连连摆手:“这事我一听就心梗得慌。”王说:“我有几个病人要看”,就离开了。十几分钟后,记者在医院门口堵住了欲乘车离去的王院长。她解释说要去邢台给病人买药。在记者的一再坚持下,王顺英答应让记者同行。在车上,王一开始紧闭双眼,拒绝回答关于此事的任何问题。王顺英说:“我冤枉死了。我行医32年了,就是会救人。”

    王顺英承认以前医院附近确实有采血队(以地下方式提供血源的献血队伍),但后来医院开业后就没有了。她介绍说,靳双英在生孩子时浑身乏力,血色素只有6克,心电图报告心肌缺血,于是,在产后4天进行输血。献血员杨兴其没有病,就在医院食堂做饭,血源清清楚楚,靳双英8月4日中午输完血,下午16时出院。“对此,领导把我查了个底朝天,已经得出结论,给我洗刷了清白。在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名誉和事业都受到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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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门前,挂着1999年度医疗质量先进的牌子。王顺英透露,以前,该院的输血记录、血袋都只保留一个月就扔掉,从去年6月开始已经长期保留,王顺英向记者出示了新制作的输血、血制品同意书,在家属签字栏内写着:在输血及血制品的同时或静点以后可能发生输血、血制品反应或其他意外情况:如猝死、传染病(性传染病)等,我院概不负责。

    十四个记不清

    在冀南山区奔波了几个小时,记者找到了沙河市柴关乡安河村。杨兴其,××医院和沙河市卫生局认定的献血者“刘保”就出现在眼前。他说当时自己因为经济困难,才要献血的,但长到26岁这么大,迄今为止他只献过一次血。

    记者问:“既然经济困难,为什么只献了一次血?”

    杨兴其说:“献完血就到矿上工作了,经济不那么困难了。”

    杨兴其肯定地说,当初献血得到了400元钱。与他对调查组说的“460元”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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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杨兴其在献血的年份、月份、季节,穿什么衣服、谁通知去的,献血时自己的名字、谁给编的假名等14个与献血有关的细节,均称自己都记不清了。

    “这么一个涉及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重要事件,你都说记不清,是否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你的证言被作为证据推掉了一些人的法律责任,你能对此负责吗?”记者问。

    杨兴其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这时,他的家人进来打断了记者的采访。过了许久,在送记者出门时,杨兴其说:“我对卫生局的人说的,跟回答你们的差不多。”

    血液官司:谁为你作证

    无独有偶,早在1995年10月7日,武安市邑城镇南沟村一名妇女同在××医院剖腹产生下一男婴,1999年7月15日因艾滋病死于家中。沙河市卫生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调查时,她丈夫反映:1995年10月,李君英在××医院生孩子时,曾经输过血,但其亲属对其输血时间说法不一,有说手术前输的血,有说手术后输的血,××医院的病历上没有输血记载,医院有关人员也否认输过血。因而,沙河市卫生局认为:“不能确定李君英在××医院住院期间输过血,不能确定李君英的艾滋病是在××医院输血感染所致。”从而推翻了××医院有责任的投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律师刘巍认为,血液污染的案件,应当是举证责任倒置,即需要由医院举证其对患者家属指控的血液污染是否负有责任。

    受理此案的法院院长冯增岐说,本着依法独立办案的原则,审理中关键是证据说话,如何能证明××医院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有联系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不足或者没有证据,就很可能败诉。

    也有人认为,在血液污染等医疗官司问题上,患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农村患者本身法律意识不强,很少会复印病历、输血记录等原始证据,在医院不保留或者已经销毁了最初的医疗记录后,并对血液来源进行掩盖,患者就会陷入难以举证的局面,这一案件的结果难以预料。,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