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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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教礼
中医学辨病论治理论的提出，由来已久。纵观历代医家的专著及论述可以看出，病、症、证三者互相关连，难以分割而各有侧重，但在一些中医名家的倡导和推动下，辨证论治学说被捧到了较高的位置，重证轻病、重辨证轻辨病的思潮影响了整个中医界，以至于在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学基础》中明确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的两大特点之一。作者以为无论古今，辨病论治亦应作为中医论治学说的一部分，有感于此，笔者特对中医辨病论治研究的发展阶段做简要回顾，以飨读者。
奠基阶段
关于辨病论治理论基本框架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至商周时代，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有关病名的记载16种,《周礼》中已有外科疾病的记述，《山海经》一书中明确记载的病种已达38种之多；秦汉时代，对疾病的详细论述更加扩大，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五十二病方》共载疾病52类103种，保存古方283个，用药达247种之多，基本上都是辨病论治的；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所论及的内、外、妇、儿、口腔、五官科及其它类疾病上百种，深入浅出地进行了系统探讨，所附的十三首方剂，如兰草汤治脾瘅、鸡矢醴散治臌胀等，均为辨病论治之范例，并未提及辨证分型、依型论治的问题，因此，可以说，《黄帝内经》的问世，建立了中医辨病论治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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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相结合的典范，仲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倡辨证论治思想，但在其著作中亦不乏辨病论治的见解，在论述各种疾病时，均以“辨××病脉证并治”的模式加以探讨，全书明确列举了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及百合病、狐惑病、霍乱病、肺痿病、肺痨病、胸痹病、心痛病、消渴病、肠痈病等各种疾病，依据辨病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创拟了百合生地汤、大黄牡丹皮汤、芍药甘草汤等一大批辨病验方，可以说将《内经》辨病论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弥补了《内经》有论无方之缺憾,同时也丰富了中医辨病论治理论体系。
充实阶段
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强国盛世，医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和宏篇巨著，这一气势一直持续到北宋时期。这一阶段也是中医辨病论治理论的发展充实阶段。唐宋医家孙思邈、巢元方、葛弘、王焘、王怀隐、许叔微等人，均善于从收集整理名方验方入手，总结中医辨病用方经验，大大地充实和完善了中医辨病论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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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共列妇、儿、内、外各科疾病232门，载方5300余首；葛弘《肘后备急方》中大量记述了内、外、五官及各种危重疾病的单方、验方，均以病为纲；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罗列的病种更为全面，包括内、外、妇、儿、骨、皮肤、五官等科疾病，收方达6000余首；王怀隐等人编著的《太平圣惠方》洋洋100卷，分列1670门，录方16834首，可谓收病齐备；最值得称道的是北宋大观年间(公元1110年)太医局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分列诸风、伤寒、痰饮、诸虚、小儿诸疾等14门，载方788首，大多因病而没，其中四君子汤、四物汤、二陈汤、至宝丹、霍香正气散、十全大补丸、参苓白术散、平胃散、逍遥散、活络丹等名方，在临床上应用十分普遍，有些成为家喻户晓的常备药物，使专方治病成为风尚，有力地推动了辨病论治研究的发展。
完善阶段
明清时期，我国南方一带流行瘟疫、霍乱一类的传染病，众多医家习用六经、脏腑辨证之法治疗，屡屡败北，不得不考虑辨病论治，在此机动的促使下，吴又可、吴昆、王肯堂、叶天士、吴鞠通、徐灵胎等人均在其专著中反复强调“诊病施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普济方》(公元1406年)共计426卷，设列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几乎囊括了内科(脏腑身形)、外科、妇科、儿科的所有疾病；《医方考》(公元1584年)共计六卷72门，罗列中风、大头瘟、泄泻、咳嗽、消渴、臌胀、腰痛、痔瘘等诸多病类，并载验方700余首；王肯堂的《杂病论治类方》为其《六科论治准绳》之一部分，更是广泛收集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方2925首，可谓集明朝以前杂病用方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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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伊始，叶天士、徐灵胎等医家高度重视辨病问题，如徐灵胎谓：“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病之所由生，明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足见辨病在论治上的重要地位。其后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鲍相的《验方新编》等书中也大量记载了简、廉、便、验的治病名方，真正地将中医辨病论治内容推向高峰。
创新阶段
中医学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摧残之后，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又获得了新生，五十年代中期，中医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医辨证论治的大讨论，将辨证论治原则列为中医基本特点之一，无形中忽视了对辨病论治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客观上给中医学术的全面发展带来不利，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辨病论治问题才被诸多有识之士重新提到发展中医学的议事日程上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胡熙明总编的《实用专病专方大全》、史大卓主编的《中医内科辨病治疗学》、戴西湖主编的《内科专病专方治疗学》及《百病效验方》等一批专著，基本上将中医辨病论治理论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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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这一阶段的辨病论治研究著述，可以发现它们具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创新。如果说明清时期温病学说是中医学这棵古树上的一朵新花的话，那么近十年诸多学者在辨病论治、专病专方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颗明珠。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正式面市的众多新药、新产品，不但中医基本理论依法组方，完全遵循中药君、臣、佐、使原则，同时也经过临床实践检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产品在正式获得批准文号面市之前还要经过国家有关医药卫生部门所组织的临床研究和药理、毒理试验，这一点较之古人，大大增强了该类药物疗效的客观性和安全性。要在古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取得更好的疗效，就要求后人必须注重创新，这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通过诸多学者的不断创新，才会将中医辨病论治理论推向新的水平。
从中医辨病论治发展历程来看，中医学在对辨病论治的研究上与辨证论治一样，也一直在不断地探讨。应当说明的两点是：强调辨病论治并非否定辨证论治，应当彼此协同，优势互补；辨病论治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病名不统一、表达不明确、分类易混乱等，这些都是今后应当进一步研究和逐步解决的问题。,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