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出台
不久前，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在审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草案》时指出，医疗事故的处理涉及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社会各界都很关注，在总结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医疗事故处理》
“老子给儿子鉴定”是否合理？
33岁的徐勇，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名公务员，正当他的事业处于开创阶段，并准备和恋人迈上结婚的红地毯时，一起极为普通的小手术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徐勇介绍说，他去上海东方医院做“包皮过长”的切除手术，大夫张某仅仅用了一两分钟，使他的阴茎系带受损，性功能受到影响。如今他无法正常工作，无法面对自己的恋人，自己每天还要忍受疾病的折磨。
在万般无奈之下，徐勇将浦东的这家医院告上了法庭。但是前后两种鉴定结果却使他欲哭无泪：去年3月，地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结论是：“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同年11月，司法鉴定的结论则为“医疗缺陷”。至今，法院尚未有最后的结论。
, 百拇医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蒋德海说，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制度存在不少弊病，首先是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的组成不合理，有不少就是师生、同学、朋友关系，鉴定的程序也没有严格制约，整个鉴定活动不透明、暗箱操作。如徐勇的鉴定“六位鉴定人仅仅用了两三分钟在本人站立的情形下，粗略地审视了一番后就结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够保证医疗事故鉴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上级医院给下级医院鉴定”，“老子给儿子鉴定”，广大患者对此类做法反映强烈。今年“两会”期间，来自内蒙古的马林等数位全国人大代表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使医疗事故鉴定程序透明、公平，我国不少城市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南京，公检法机关有经验的法医也参加医疗事故鉴定；重庆在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由独立的“第三方”，如人大、卫生纪检部门的人士旁听，听取医患双方陈述、质询，最终做出鉴定结论；宁波医疗事故鉴定的成员中不仅有医学专家、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医务人员，还新增了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5名法医，成员人数增加近1倍。
, 百拇医药
一些地方在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医患双方当事人或代表同时到场，陈述诊疗经过并回答鉴定委员的询问，鉴定结论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并聘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非医务人员参加见证。
病人有权查看、复印病历吗？
1996年，安徽省合肥市陈子菁在省立医院经剖腹产出生，出生时医院评为9分，系优良新生儿。但几天之后，其家人发现新生儿口唇青紫、四肢抖动，遂告知医生，相关科室对陈子菁进行抢救、治疗，诊断为“低钙惊厥”。出院后，陈子菁多次出现惊厥、昏迷现象，其家人将其送往北京、上海各大医院治疗。1999年，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给陈子菁颁发了残疾人证，其残疾等级为智力二级残。
由于对陈子菁致残的原因，患儿家属和省立医院各执一词，意见尖锐对立，患儿家属遂将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15万元。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这起安徽省最大的医疗纠纷案件以陈子菁败诉而告终。陈子菁的代理人向记者反映，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们多次向两级法院提出查阅、复印原始病历，均遭到拒绝。
, http://www.100md.com
在省、市人大干预下，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勉强同意原告律师查阅原始病历的复印件，但不许复印。二审立案时，他们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也交了“证据保全及文字鉴定申请”，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查阅、复印原始病历，在原、被告双方质证和文字鉴定后以辨真伪，但省高院未予采纳。这位原告律师愤愤不平地说，医院提供的病历有多处“被修改的痕迹”，为何患者连起码的知情权也没有？
来自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认为，拥有知情权是病人最基本的权利，而一旦发生医疗官司，病历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被牢牢锁在医院里显然是不公平的。
医疗事故中的重要证据——病历，过去一直是病人存疑的焦点。近年出台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患者有权查阅和复印病历、住院志、检验检查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等资料。
浙江省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说，从法制社会的发展看，特别是在我国医疗鉴定机构处于垄断地位的境况下，立法保护患者知情权，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允许患者复印病历，不但有利于避免医院收费的暗箱操作，节约社会的医疗成本，而且为患者寻求合法保护提供了依据，防止医院篡改病历。
, 百拇医药
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徐景和处长认为，医患双方当事人一旦发生诉讼，医院往往以医院教学、研究资料等为借口，不愿全面、完整地公开医疗档案和病历。在个别情况下，医院还对病案进行篡改，这使患者在打官司中处于十分不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在医疗纠纷中，医院有责任向当事人提供完整、原始的病历，应该对患者的知情权提供更多的保护。
谁来分担医疗及手术风险？
中国医大二院是沈阳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医院，这家医院从1999年开始每年从全院职工工资、奖金中提取2%，用于赔付医疗差错、意外引起的患者经济索赔。此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年来，医患纠纷逐渐增多，各地出现的患者“天价”索赔事例使得“医生胆子越来越小，手术越做越小”。用中国医大二院负责人的话说，他们对此也没有高招，只好采取这种“土办法、笨办法”作为分担医生职业风险的权宜之计。
, 百拇医药
据了解，1987年我国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没有规定医疗事故的赔偿标准，只规定了医院应给患者一定的补偿。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关的法律赔偿制度，对患者的补偿也无法可依。
来自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县以上医院一年的医疗纠纷索赔金额高达42亿元，已经占医院医疗收入的5.9%。
全国人大代表、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吕秋娥告诉记者，现在一旦出现了医患纠纷，媒体、消协往往站在患者一边，一些患者和家属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对医生进行威胁、恐吓甚至诉诸暴力，以此为借口拒交住院费、医疗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据了解，发生医疗纠纷后，不少病人及家属有过激行为，有的发展成打砸医院，导致医务人员受伤。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和现代医学发展的不完善，医患之间很难达成共识。
安徽省陈有志律师事务所曾经代理过许多医疗纠纷案件，这个所的律师李昌根说，医院遇到医疗纠纷案件，往往一输就是赔偿万元、数十万元甚或更多，这对医院不利，最终也无法保护患者的利益。他认为，应该考虑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基金，可以从医疗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由社会保障部门统筹使用，从而缓解当前医疗纠纷中突出的矛盾。
杭州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金都认为，中国医大二院内部的风险保障金制度，只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过渡举措，医生的高风险应当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转移，美国的医生都买这种责任保险。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医生也反映，如今国外普遍实行医生职业风险的社会化，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索赔。
随着医疗纠纷逐年增多，人们呼吁出台切实可行的医疗事故法律、法规，给患者一个说法，给医院一个“准绳”。不少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露了同样的心声：即将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应当强调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以营造平等、友善的医患关系。, 百拇医药(傅刚 崔砺金 卢尧)
“老子给儿子鉴定”是否合理？
33岁的徐勇，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名公务员，正当他的事业处于开创阶段，并准备和恋人迈上结婚的红地毯时，一起极为普通的小手术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徐勇介绍说，他去上海东方医院做“包皮过长”的切除手术，大夫张某仅仅用了一两分钟，使他的阴茎系带受损，性功能受到影响。如今他无法正常工作，无法面对自己的恋人，自己每天还要忍受疾病的折磨。
在万般无奈之下，徐勇将浦东的这家医院告上了法庭。但是前后两种鉴定结果却使他欲哭无泪：去年3月，地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结论是：“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同年11月，司法鉴定的结论则为“医疗缺陷”。至今，法院尚未有最后的结论。
, 百拇医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蒋德海说，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制度存在不少弊病，首先是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的组成不合理，有不少就是师生、同学、朋友关系，鉴定的程序也没有严格制约，整个鉴定活动不透明、暗箱操作。如徐勇的鉴定“六位鉴定人仅仅用了两三分钟在本人站立的情形下，粗略地审视了一番后就结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够保证医疗事故鉴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上级医院给下级医院鉴定”，“老子给儿子鉴定”，广大患者对此类做法反映强烈。今年“两会”期间，来自内蒙古的马林等数位全国人大代表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使医疗事故鉴定程序透明、公平，我国不少城市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南京，公检法机关有经验的法医也参加医疗事故鉴定；重庆在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由独立的“第三方”，如人大、卫生纪检部门的人士旁听，听取医患双方陈述、质询，最终做出鉴定结论；宁波医疗事故鉴定的成员中不仅有医学专家、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医务人员，还新增了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5名法医，成员人数增加近1倍。
, 百拇医药
一些地方在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医患双方当事人或代表同时到场，陈述诊疗经过并回答鉴定委员的询问，鉴定结论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并聘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非医务人员参加见证。
病人有权查看、复印病历吗？
1996年，安徽省合肥市陈子菁在省立医院经剖腹产出生，出生时医院评为9分，系优良新生儿。但几天之后，其家人发现新生儿口唇青紫、四肢抖动，遂告知医生，相关科室对陈子菁进行抢救、治疗，诊断为“低钙惊厥”。出院后，陈子菁多次出现惊厥、昏迷现象，其家人将其送往北京、上海各大医院治疗。1999年，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给陈子菁颁发了残疾人证，其残疾等级为智力二级残。
由于对陈子菁致残的原因，患儿家属和省立医院各执一词，意见尖锐对立，患儿家属遂将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15万元。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这起安徽省最大的医疗纠纷案件以陈子菁败诉而告终。陈子菁的代理人向记者反映，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们多次向两级法院提出查阅、复印原始病历，均遭到拒绝。
, http://www.100md.com
在省、市人大干预下，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勉强同意原告律师查阅原始病历的复印件，但不许复印。二审立案时，他们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也交了“证据保全及文字鉴定申请”，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查阅、复印原始病历，在原、被告双方质证和文字鉴定后以辨真伪，但省高院未予采纳。这位原告律师愤愤不平地说，医院提供的病历有多处“被修改的痕迹”，为何患者连起码的知情权也没有？
来自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认为，拥有知情权是病人最基本的权利，而一旦发生医疗官司，病历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被牢牢锁在医院里显然是不公平的。
医疗事故中的重要证据——病历，过去一直是病人存疑的焦点。近年出台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患者有权查阅和复印病历、住院志、检验检查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等资料。
浙江省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说，从法制社会的发展看，特别是在我国医疗鉴定机构处于垄断地位的境况下，立法保护患者知情权，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允许患者复印病历，不但有利于避免医院收费的暗箱操作，节约社会的医疗成本，而且为患者寻求合法保护提供了依据，防止医院篡改病历。
, 百拇医药
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徐景和处长认为，医患双方当事人一旦发生诉讼，医院往往以医院教学、研究资料等为借口，不愿全面、完整地公开医疗档案和病历。在个别情况下，医院还对病案进行篡改，这使患者在打官司中处于十分不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在医疗纠纷中，医院有责任向当事人提供完整、原始的病历，应该对患者的知情权提供更多的保护。
谁来分担医疗及手术风险？
中国医大二院是沈阳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医院，这家医院从1999年开始每年从全院职工工资、奖金中提取2%，用于赔付医疗差错、意外引起的患者经济索赔。此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年来，医患纠纷逐渐增多，各地出现的患者“天价”索赔事例使得“医生胆子越来越小，手术越做越小”。用中国医大二院负责人的话说，他们对此也没有高招，只好采取这种“土办法、笨办法”作为分担医生职业风险的权宜之计。
, 百拇医药
据了解，1987年我国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没有规定医疗事故的赔偿标准，只规定了医院应给患者一定的补偿。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关的法律赔偿制度，对患者的补偿也无法可依。
来自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县以上医院一年的医疗纠纷索赔金额高达42亿元，已经占医院医疗收入的5.9%。
全国人大代表、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吕秋娥告诉记者，现在一旦出现了医患纠纷，媒体、消协往往站在患者一边，一些患者和家属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对医生进行威胁、恐吓甚至诉诸暴力，以此为借口拒交住院费、医疗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据了解，发生医疗纠纷后，不少病人及家属有过激行为，有的发展成打砸医院，导致医务人员受伤。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和现代医学发展的不完善，医患之间很难达成共识。
安徽省陈有志律师事务所曾经代理过许多医疗纠纷案件，这个所的律师李昌根说，医院遇到医疗纠纷案件，往往一输就是赔偿万元、数十万元甚或更多，这对医院不利，最终也无法保护患者的利益。他认为，应该考虑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基金，可以从医疗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由社会保障部门统筹使用，从而缓解当前医疗纠纷中突出的矛盾。
杭州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金都认为，中国医大二院内部的风险保障金制度，只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过渡举措，医生的高风险应当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转移，美国的医生都买这种责任保险。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医生也反映，如今国外普遍实行医生职业风险的社会化，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索赔。
随着医疗纠纷逐年增多，人们呼吁出台切实可行的医疗事故法律、法规，给患者一个说法，给医院一个“准绳”。不少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露了同样的心声：即将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应当强调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以营造平等、友善的医患关系。, 百拇医药(傅刚 崔砺金 卢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