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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正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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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抗生素时代:二战以来,公共卫生战略的焦点是消灭致病微生物,其目的就是要使人类能通过一个“过渡期”,将传染病时代永远抛在后面。人们曾经认为,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将活得很长寿,导致生命终结的将只是“慢性病”如癌症、心脏病、老年痴呆症等。这种乐观情绪到1978年达到顶点。当时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全人类健康,2000年》协议,其雄心勃勃的目标是消灭传染病,预言其至穷国也能在2000年前通过过渡期,使寿命大大延长。在1978年,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微生物之间的战斗前景持乐观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抗生素、杀中剂、氯奎(抗疟药)以及其他强力抗微药物和疫苗,再加水处理和食品加工技术方面的巨大进步似乎已为人提供了全套武器装备。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并被治愈了。

    这种大大乐观的情绪其实是建筑在两个错误的假设之上的:微生物会成为生物学上静止的攻击靶子;疾病可在地理上加以隔绝。事实上,微生物以及传播微生物的鼠虫、鼠类等动物是决不会静止,而是经常处于生物学流变和演化状态之中的。达尔文曾指出遗传突变可使动植物更好地适应环境和繁殖后代,自然选择过程乃是生物进化的机制。就在美国军队第一次向太平洋战区的战地医生提供青霉素后不到10年,美国遗传学家就发现细菌世界中的自然选择已在使葡萄球菌的链球菌产生带有抗药基因的新菌株。应用抗生素其实是在选择更有抵抗力的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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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以来,科学家们已观察到了微生物适应和变异的惊人机制。某些微生物的遗传复本中含有这样的DNA和RNA编码,它可指导微生物在环境压力下产生变异,逃避抗生素和其他药物,采取有利于存在的集体行为,让微生物及其后代渡过艰难环境。这种物质存在于DNA和RNA片段中,称为质粒和转位子,可微生物之间自由移动,甚至可在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等不同物种之间跳跃。有的质粒携带的基因可以抵抗多达5个以上的抗生素族或几十种药物。有的可使微生物具有更强的传染力、毒性以及对消毒剂以至高温和酸性环境的抵抗力。

    因此,在微生物世界里存在一个经常变动的基因物质贮藏库存,可以向人类的微小敌人提供无数种方法来智胜药物武器,而武器的数量常常是有限的。1994年,美国食器 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生产的抗微生物新药只有3种,其中没有一种是抗细菌的。

    ②传染病无边界:战后的一切保健计划都把地理隔离列为首要任务,但事实上,要使传染病停留在本国或其发源地区如今已不可能了。即使在商业航空旅行发达之前,1918~1919年的猪流感就在18个月内在全球范围传播5次,导致2200万人死亡,而今一年有50亿人次在作航空旅行,如果现有再发生致死性流感菌株的流行,那将会有多少数量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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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城市成为传播媒介:人口的增加也增加了传播病源体从传播到人,或从传播媒介如昆虫、鼠类等传播到人的可能性。全世界的人口密度正在急速上升之中。有7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1200人,有43个国家超过每平方千米300人。有些国家,即使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不高,它们的某些城市,却已变成了人口最拥挤地方。现在世界的流动人口大多是在流向像印度的苏拉特(1994年发生鼠疫)和扎伊尔的基奎特(1995年发生埃博拉病)这样的大城市,那里的基础设施条件是极差的。拥挤的人口使空气传播、水体传播、性传播以及接触传播的微生物以极大的速度传播开去。更为严重的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还在增加。

    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促使人类行为以及微生物与为人类之间的生态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性行业的兴起和混乱的性行为使性传播疾病大大增加,从而导致贵重药物的过量应用和误用,细菌和寄生虫的耐药性大为增强。共用静脉注射器则是传播疾病的又一途径。

    ④防治办法在哪里 增进国民健康、对付传染病的办法在哪里?支持科学研究、加强对疾病的监测能力、整顿基础公共卫生系统,限量使用强力药物以避免产生耐药性微生物,以及改善医院中的传染病防治措施,都还只是权宣之计。应该采取的更有力的措施是通过采用DNA鉴定、野外调查、对出口物进行化学和生物学的检验和制定地方法规等途径来追踪新出现的卷土重来的致病微生物,不论是天然的,抑或是人为造成的。工作的重点应不仅针对直接危害人类的微生物,而且要包括对植物或家畜造成巨大威胁的微生物。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多种多样的、简便易行的、国际规模的。但是,这需要很大的花费。,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