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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2363252
答某《周刊》记者问
http://www.100md.com 2006年10月15日 科学公园
     【这是我回答某《周刊》记者的提问。因为人家还没有发表,我抢先发表,不好公布刊物的名称。】

    1.你对中医药的质疑是否基于其疗效?如何看待中医治疗的成功案例?又如何评价中医的诊疗历史?

    答:中医药问题,不只是疗效没有确定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医疗观念错误、方法草率和妨碍我国与国际接轨的医德建构。

    我所看到的中医“成功案例”还只是个案有效。而导致“个案有效”的因素很多。并不是任何一个“治疗在前,康复在后”的过程,都可以被判断为“因为治疗而康复”的过程。这一点,主张保守中医的人既不承认,也没有拿出反驳意见。

    我是研究科学史的。科学史当中包括医学史。也许大家不相信,几乎所有医史专家来写中医史都感到犯难。16世纪,有一个叫波尔塔的意大利医生,研究了中医以后说,中医是“庸医”。17世纪,著名作家拜仑也发表过批评中医的意见,其中,他最瞧不起的是中医的脉诊。1725年,德国出版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药典,编者也看到了中国的《本草纲目》,居然这本药典的编者在前言中就说“中国人对植物疗法一无所知”。原因是,这本书的编者认为,古中国人在采用植物治病方面具有太多的庸医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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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开始,西医开始传入中国。慢慢地,通过比较以后中国人发现了中医的不足。康熙皇帝打摆子,中医治不好,一个法国医生只用了一钱金鸡纳霜就治好了。郭嵩焘可能是当时见到“西医神奇”最多的。洗胃拯救中毒,开刀割瘤子,剖腹产拯救婴儿和产妇,切开颈部插根管子治疗喉闭。凡是中医认为能治,西医都能治;中医不能治的,西医也能治。

    到了20世纪,大力提倡西医的人多了起来。有一位叫吴汝纶的医生说过这样的话:“中医不若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故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盖可付之一炬。”

    1916年,有一个美国上校写了一本《医学史》,非常权威。他写到中医时,写了这么一些话:“中国医学是完全静止的,如果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受中世纪思想的指导,我们的医学可能也会和中国的一样。他们的作品很多,但是没有一个有哪怕一丁点的科学价值。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对权威的崇拜,僵化的形式以及迂腐多余的细节。”

    这样的医学史,是不可能在世界医学史上占有什么地位的。现在一些人把中医标榜为“国粹”,我至今不了解什么叫做“国粹”?为什么中国总是那些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的东西都是“国粹”。有些正面影响的,如儒家学说,造纸术,反倒没有人说它们是“国粹”。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比中医鼻祖扁鹊大53岁,没有人把希波克拉底医学标榜为“希腊国粹”。我的观点是,个人的就是个人的,任何个人的学术成就,都不能冒用民族或祖宗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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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在文章中说到的“中医中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有何所指?

    答:这个题目很大。如果非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用感觉来证明真理,用直觉来判断外部世界,用玄秘造作躲避经验检验。

    分别举三个例子吧。否则,这些关于过于哲学化的表达,普通读者不懂。

    第一个例子。中医总是以个案有效来渲染它的存在价值。看八字算命,求神祈雨、化纸消灾、婚丧择吉、抽签打卦、占梦相面,在许多人心目中也都是“有效”的,甚至是“非常灵”的。可是,有效本身有一个如何证明的问题。“跟着感觉的走”的证明方式,是这样来证明“人参大补”的:

    正面的论证是:“人参是大补之王,我吃了人参以后,昨晚睡得特别好”。

    反面的论证是:“人参是大补之王,我吃了人参以后,补得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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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用“跟着感觉走”的证明方式,可以100%地证明“人参大补”。

    如果我们用科学方式来证明它,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分析出人参含有些什么东西;其次,我们证明这些成分是否能够被人体同化;再其次,我们证明“吃人参”与“大补”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再证明吃人参是否符合安全第一的原则。经过100多年的科学证明,人参其实既没有药用价值,也没有营养价值。现在我们埋怨“人参就像干萝卜条”。其实,人参还不如干萝卜条。

    第二个例子。中国古代用“天人合一”的直觉方式来认识外部世界。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是一种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思想境界。其实,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和“天”的理解都十分朦胧。中医“打散弹”、“捆绑销售”的用药方式对“人”和“天”的破坏都相当严重。我在我已经出版的教材中已经多次说过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人”来比附“天”,又用“天”来比附“人”。人参长得像人,就判断人参最有营养;猴子最灵巧,就判断吃猴头可能补大脑。云南有一种植物长得像又大又长的人的阴茎,龟头、包皮、充血勃起的海绵体历历在目,于是就认为这种植物可以治男性阳痿。什么东西难得,什么东西就最有营养。这些都是以直觉方式判断出来的,没有科学依据。周作人就描述过,用牛角冒充犀牛角,用羊角冒充羚羊角,具有相同的“治疗效果”。可见,这种思维方式做出的判断多么荒唐。在另一方面,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我国生物资源的破坏却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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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例子。维护中医的人经常批评我“不懂中医”,所以,我不能对中医发表意见。我的确不是中医生,但我读中医书已经33年。我的确不懂中医。而且,我敢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懂中医,包括那些拼命保守中医的人也不懂中医。原因就是,中医里边的概念是以玄秘主义的方式标榜出来的,还原不到实践层次去理解。“补气”的实践含义是什么?“心”的实践含义是什么?“厥阴病”的实践含义是什么病?都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东西。凡是不能被还原到实践领域进行理解的东西,又竭力冒充为科学的,基本可以断言为伪科学。

    3.中医界一直希望实现科学化(治疗方法和药物标准化)和国际化,你如何看待这种努力?其后果是增加中医的生存壮大的机会,还是取消了中医本身,又或者,你根本认为这种努力无益于中医的衰落?

    答:中医的概念没有科学基础,中医方法得不到实践检验,中医科学化成本太高,使得中医本身不可能科学化。

    但是,我们可以在用科学方法对待中医方面做另外一些工作。它与“中医科学化”不同。“用科学的方法对待中医”,其工作大致可以有如下一些: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中医文化遗产研究;用科学方法做中草药对西药和中草药的干扰性研究;用科学方法做自然疗法研究;用科学方法进行中医药的安全性研究。我主张中医药大学在中医退出国家体制成功以后,就近并入当地的医科大学,把学术方向转向这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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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你区分了系统化的中医理论、诊疗体系和中国民间草药治疗手段,认为后者有其合理性而对前者表示反感,这是否自相矛盾。

    答:中医其实只是中国古代土著医术的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被中医瞧不起的“草医”(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医术)。草医一直被中医瞧不起,就是因为草医没有中医的那些所谓“理论”。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看,草医比中医的因果关系更加明确。而中医只是剽窃了我国民间的部分草医成果之后,自我标榜出来的。如果我国要开展自然疗法研究,我建议医学界更加注意草医。我这样推荐草医,批评中医,都是从追求因果关系明确这样一个人类最普遍的认识目出发的,不存在任何自相矛盾。

    5.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医高等教育?

    答:一句话,两个字:“害人”。

    中医没有确定性,100个医生有100个不同的辨证,会开出200个不同的方子,即对于相同的疾病,相同的中医生昨天开的方子和今天开的方子都可能不同。学校教育的特点是具有普遍性。所谓普遍性是这样一种意思:在中国学到的牛顿定律与在美国学到的牛顿定律是相同的牛顿定律,在中国学到的生理学,与在瑞士学到的生理学也完全相同。没有达到普遍性高度的东西,可以研究,也可以个别传授,但不可以进行普遍性的学校教育。所以,办中医学院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国办那么多中医学院,为我国社会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中医学院的博士毕业生就业困难。原因就是,他们在中医药大学学到的东西,不是普遍性的知识。没有普遍性,只有特殊性,让这位博士一直呆在导师身边大概可以算高才生,离开导师以后,就可能什么也不是。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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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你批评中医典籍的真伪,是否过分拘泥于版本而忽略了内容的辨析?

    答:你大概知道我已经处在众矢之的的位置上了。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在讨论中医问题。我还要完成我的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如果完成不了我的日常工作量,我就拿不到奖金和岗位津贴。凭我1800元一个月的工资是不能养家糊口的。我讨论中医问题纯粹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个人来说,这是“损人而不利己”的。做古典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在浙江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在图书馆日日夜夜地呆了一周,有一次还差点被管理员反锁在资料室,才写出“1040年前后”几个字。现在的年轻人做学问都很漂浮,洋洋洒洒发表很多东西,都不严谨。我做中医典籍的版本研究就已经够花时间的了,就那几行字,读者读起来很简单,写出来可是费了劲的。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短期内面面俱到。大致说起来,中医的概念体系很乱。我建议不做科学史研究年轻人,用直接抛弃的方式去对待它们,不要细究这些东西,免得浪费自己的青春。

    7.你是否了解1929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如何评价当时争论双方的观点,又如何评价当时政府的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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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国真正废除中医的最好时机应该是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皇帝也支持,民众也理解,中医界也接受。中国人首次看到的“西医神奇”也最吸引人。比如,西医可以将一个活人开膛破肚取出难产的胎儿,可以用不到一钱的药治好皇帝老子的打摆子。这样的“西医神奇”,吸引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大概是教育条件不够,我国没有抓住发展科学医学的机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出洋留学的人,如孙中山、鲁迅、余岩,他们都知道西医可靠,而中医不可靠,于是倡导废除中医,发展西医。还有一些不是学医的,如梁启超、胡适,丁文江,梁漱溟,也都是支持废除中医的。后来,傅斯年、丰之恺都是废除中医的强力倡导者。1928年,国际联盟组织一个卫生考察团来中国考察了中国的卫生状况,参观了中国的10多个城市和乡镇,发现了不少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不少建议。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全国卫生委员会来改良中国的卫生状况。1929年,这个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后来,一个由6个人组成的晋京请愿代表团,向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废止中医案”的决议并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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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存废之争是否太过激进,为何没有选择更缓和、具有过渡性的建议?

    答:“存废之争”是一个古老话题,并不激烈。因为大陆读者有72年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医走向神坛,使得我国年轻的读者民族心理上不能接受这个提法。但他们至今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话。据我观察,我国保守中医的能力接近于零。许多是“面子工程”的民族心理在作怪。其实,科学革命、科学进步经常发生。欧洲人今天用的医学,就大大不同于他们16世纪以前的医学。我赞成保守自己本民族文化。但是,科学是普遍性的。没有什么“民族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都与世界融合了,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医学与世界融合呢?再,我们告别中医中药也只是促使它退出国家体制,并没有对它做“焚书坑儒”和“破四旧”。所有其它国家的土著医学都可以这样生存,为什么中国的土著医学就一定要放在国家体制的摇篮里呢?

    我国用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时间和机会不是很多,用不着老纠缠下去。纠缠下去,将累积更多的问题。因此,我倡导一步到位的医疗体制改革,尽快让中医退出国家体制,不要搞什么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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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在争论中,有没有言之有据而能自圆其说的对手,回应你的批评?

    答:现在中医界的护医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缺乏最起码的护医能力,尤其是,其中许多人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而“护医”,生怕自己脱离国家体制以后,就没有饭吃了。这都是他们的情感世界十分脆弱的表现。情感世界脆弱的人,不讲理性,因此,他们除了骂街,还是骂街。

    其中比较文雅一点的指责,就是说我“无知”。这样指责,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听过不止一次了。原来骂我国的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不也是蕴含了我们“无知”吗,还包含一个“臭”字呢。比起“臭老九”来,我还少了一个“臭”字。我把我自己做的这个事叫做“愚公移山”,就蕴含了我承认我“无知”。比如说,大家都说中医是“国粹”,我就不懂。我不知道,所谓的“国粹”是什么?他们凭什么把这种落后的东西叫做“国粹”?20世纪头30年关于中医的争论,没有一个人用标榜中医为“国粹”来争论过,70多年以后,中医突然变成“国粹”了。我是真不明白这些。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不懂什么叫做“国粹”。你看我无知不无知?简直无知到了极点!不过,郑板桥老人家有一句话可以为我辩解:“难得糊涂。”兴许,我的这种“无知”还是非常难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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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有人质疑你的专业,视你为门外之谈,如何看待这种质疑?

    答:我是搞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不是职业医生。不过恩格斯很鼓励我们这些哲学家讨论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学科可以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也不是搞科学的,但他们照样谈科学问题。我这一辈子,都是在“门外之谈”下谈科学的。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农学史,我都谈过,发表过论文。我一篇研究64卦的数学论文,还被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图书馆收藏了呢。况且,历史上推动科学革命的都是靠的哲学。哥白尼是学宗教的,就业后主要从事教会法教学,却写过税务改革的论文,后来,他成名于天文学。李扬是学机械的,没有学过配音,做配音还蛮出色。给达尔文的进化论带来最大麻烦(詹金恶梦)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电学家。我是不是外行,可以看我的文章。我感到遗憾的是,大半年过去了。我贴出去的文章,少说也有30万字了,可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指责我“外行”的“内行”,指出过我究竟犯过那些医学常识错误。

    11.我对张先生治学经历,以及如何开始质疑中医的经历颇感兴趣,希望能够简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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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医有问题,我很早就有体会了。我自己看了医学史著作以后,对中医存在的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如果我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无知,我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批评那个立在神坛上的中医。

    12.中国人的成长,几乎都有机会接触中医,张先生记忆中最早接触中医是什么时候,什么情景?你自己和家庭是否接受过中医治疗?如何评价治疗的过程,又如何评价治疗的效果?

    答:我出生以后,西医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只是过于简单了一点而已。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农村人口看病,首选也是西医。如果大家留意,不难观察到,现在中医学院师生看病,首选也是西医。

    我自己曾经非常相信中医。中学毕业后,开始看中医书。我采过药,也炮制过一些药。还开过方子,治过病。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在1974年获得的。当时,我读中医书已经一年。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围着一张八仙桌吃晚饭。席间,我爷爷突然表现要倒的样子,我和我父亲急忙扶住他,终于没有倒地。扶上床以后,我爷爷一直昏迷不醒。更使我们担心的是,他只进不出。吃了9天饭,既没有屙尿,也没有屙屎。如果是现在有些人,就可能把它夸大为“植物人”了。当时,农村里迷信的说法是,不是我爷爷在吃饭,而是我一年前死去的外公找上了我爷爷,是我外公在吃饭,而死人吃饭是不屙屎屙尿的。我们找来赤脚医生,他只看了3分钟,一句有用的话也没有留就走了。后来,我和我父亲都出去找过医生,其中许多是当地的名老中医。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名老中医肯开单子。于是,我就拿我爷爷做起试验来了。我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芯草和木通做引,抓了三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水开即起,凉透再服。服后大约一个小时,奇迹发生了。爷爷突然有要解手的表示,有了知觉。我把他抱在马桶上,屙出了一些黑羊屎一样的东西,浸在马桶里,颜色很深。下午,再喂第二滚。到第二天,居然爷爷开声了。第三天,爷爷要下了床走路,我扶起他从睡房走到了灶屋里。吃完第三剂,爷爷居然活过来了。后来,他还上山砍了三年柴。此后,除双脚有些麻痹外,没有得过别的病。在毛主席逝世正好一周年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享年80岁。在爷爷的最后三年,他逢人就讲:“是我孙子救了我一命”。这件事,至今还有我的同龄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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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的个案有效,如果我用江湖口吻去渲染,我就可以成为妙手回春的“神医”。如果我用中医“理论“来讲,也可能是一套一套的,谁也听不懂。在研究科学史之前,我也的确是用中医“理论”来做的,我把我爷爷的病辨证为“胃腑热积”,治则是“凉血”和“泻下”。学了科学史以后,我发现,这个成功病例用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平衡理论来解释,更简单而且更清晰。用现代医学来分析可能更加可靠。比如,我把这个病例辨证为“胃腑热积”,就可能掩盖了不少更精细的东西。现在我猜,他可能当时属于轻微的脑血栓,使某些神经部位丧失了功能,脑血栓自动修复以后,疾病自愈了。

    我举这个我亲身做的例子是要说明,在中医的“成功”背后可能蕴含了相当多的失败,包括病因判断模糊而造成的失败。这一点,保留中医的思维方式,医生自己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自我反省的。此外,现在回想起来,我肯定多开了药,浪费了钱,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估计,在这个方子中,有一味大黄就够了,其它都可以节约。如果我爷爷真是今天我判断的轻微的脑血栓的话,连这个大黄都可以不吃,他也会好。

    13.如何评价中医药申遗?

    答:医学是科学。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进步的科学淘汰落后的科学,是经常发生的。我不知道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否包括科学。如果旧科学也可以申报遗产的话,则中国古代的数学符号和天文学符号更具有文化遗产价值。, 百拇医药(张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