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医疗纠纷 功夫在纠纷外
3月6日晚上，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郑法雷以及患者代表孙晨做客本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在线访谈，探讨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问题。
医患关系，走出谷底现曙光
近几年，医患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痛点。不管在媒体上，还是在民间传言中，医患之间的不愉快甚至相互仇视都被广泛传播。患者常常抱怨医生冷漠无情乃至黑心贪财，而医生往往满腹委屈而逐渐愤恨激烈。本来是互相依存的两个群体却像对头一样势不两立。
中华医学会2000年对全国326家医院的调查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占98%；据统计，1998年至2001年，仅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就发生患者影响医院诊疗秩序的事件1567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502起,其中被打残者90人。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显示，2006年医疗纠纷以11%的速度递增。
与此相应，患者的利益被损害、身心受伤害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虽然没有人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就医期间受到身心伤害，但是看病难、看病贵却是有目共睹无人否认。发生在医疗领域的恶性事件、暴力事件，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患者被逼到了墙角的无奈之举。
“这种情况不会再继续下去，也不能再继续下去。”殷大奎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大家也逐渐认识到，紧张的医患关系对医生、患者和政府都没有任何好处。“医生压力很大，患者利益受损，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能完成。”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一些共识也在慢慢地形成。
前不久，中央召开会议研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专门提出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出要尊重医务人员。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前夕专程到吉林省人民医院看望医护人员。他说，“患者对你们说些气话，或者伤害你们的话，你们要谅解。因为他是病人，或许他除了病以外，他家里还困难。然后，回来你们有牢骚跟谁发呢？找我发。”
殷大奎从这些变化中看到了医患关系的曙光，一味互相伤害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他认为，很多时候，医患之间不是真的哪一方有问题，而是原来沟通得不够、理解得不够。这才导致误会、冲突乃至大打出手。一旦医生和患者站到一起，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宽容，那么不管什么矛盾都是容易解决的。
医生不仅要看到病人的病，还要看到生病的人
孙晨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虽然明知道切除脂肪瘤算不上高难度，但他还是给主刀医生塞了红包。“那个医生倒没有跟我索要，我自己心里打鼓啊。希望给医生点钱，他能够用点心，开刀的时候也少点痛苦。”他说，给钱是为了买个保险。
在北京某医院里，一名女患者突然“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接待她的医生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位患者说，她进去的时候，医生没有看她一眼；等她讲完了病情，医生仍然没有抬一下头；最后开处方了，医生问她，“你要什么药？”还是没看她一下。她受不了医生的冷漠。“我是个下岗工人，从大老远过来看病，他怎么能够这么样对我？”
对此，殷大奎表示，中国的病人的确非常不容易。现在老百姓经济上不宽裕，看病又不是小花销，而政府投入不足、医保也不完善，个人要承担绝大部分，当然会觉得看病贵。再者，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又缺少西方“守门人”制度，人们看病都想到协和医院这样的地方，自然会觉得看病难。
他呼吁医生，要理解患者的这种不容易，更何况来就医的人本身就很痛苦，医者父母心，对病人要宽容要尊重，不能够高高在上。中国医师协会曾经做过两个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医疗纠纷不是因为业务技术差错，而是因为医生在和病人沟通的时候不能平等地对待病人引起的。
“老一辈医生为什么会和病人相处得融洽？除了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外，还在于他们在治疗过程中不仅仅看到病人身上的病，而且看到了生病的人。与此相反，现在一些医生的落脚点更多的是病。医生医术再厉害，可是疾病还是生在患者身上，患者感受更深刻。”
公众、媒体要懂医重医
郑法雷对当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不很满意。他认为，那些报道没有遵守客观的原则，而且还显示出作者对医学了解不多。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医生的观点。他们觉得，社会对医生普遍的情绪是媒体不良炒作造成的，医生中的败类当然有，他们利用医药购销、医疗服务、药品处方、检查开单等活动，吃回扣，拿提成，牟取不正当利益，但是这决不是一个整体的画像。
郑法雷说，人们应该看到两个事实：
一是医生非常辛苦，大医院、知名医院的医生一上午要看几十个病人，平均下来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有的时候不是吝啬，而是后面的病人还在等着。“我想，医生也想和病人多交流一会儿，但是容不得你这样做。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二是医患关系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的事儿，医患矛盾只是医疗体制不顺的一个现象。作为生活在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他和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宏大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采取以药养医的办法，医院、医生也不会把吃饭问题、发展问题都放在医生的创收上。
尽管如此，郑法雷和殷大奎都强调，作为医生还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处理医疗纠纷，功夫在纠纷外
不管是多好的关系，都有发生纠纷的时候，关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解决纠纷的办法。然而，现在医疗纠纷中就缺少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医生们对纠纷处理举证倒置的规定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不公平；患者则担心，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也都是医生，会不会互相包庇。这样的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大，越大越不好解决，最终可能演变成又一场不幸的暴力事件。
殷大奎提出，处理医疗纠纷，功夫在纠纷之外。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做医学科普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普通公众能够更加了解医学。“医学是个高风险的事情，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事情。不是说你把钱堆上去，病一定就能治好，人一定就能救活。”他说，如果给钱真是什么病都能医，那么高官富贾都不会死了。可是，事实却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疾病，医学都无能为力。
“医生，医生，为什么不叫医死呢？就是要把病人医活。但是，医生不是神仙。现在，世界上的误诊率大概有20%甚至30%。”殷大奎希望，病人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或许能够在发生不幸时更加理智。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切除甲状腺肿瘤很可能损伤到神经，特别是喉嗓神经，即便是医生非常小心，也存在一个小的几率出现损伤。“我们要求医生提高医术，尽量避免发生事故，但是病人对此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不过，另外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高达90%；据中国误诊文献数据库显示，造成误诊的原因有16种，其中很多与医生的诊疗水平和责任心有关，如医生的经验不足占25%，医生问诊及体格检查不仔细占17.3%，医生未检查特异性检查项目占17%，过分依赖辅助检查结果占14.7%。
医患关系，走出谷底现曙光
近几年，医患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痛点。不管在媒体上，还是在民间传言中，医患之间的不愉快甚至相互仇视都被广泛传播。患者常常抱怨医生冷漠无情乃至黑心贪财，而医生往往满腹委屈而逐渐愤恨激烈。本来是互相依存的两个群体却像对头一样势不两立。
中华医学会2000年对全国326家医院的调查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占98%；据统计，1998年至2001年，仅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就发生患者影响医院诊疗秩序的事件1567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502起,其中被打残者90人。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显示，2006年医疗纠纷以11%的速度递增。
与此相应，患者的利益被损害、身心受伤害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虽然没有人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就医期间受到身心伤害，但是看病难、看病贵却是有目共睹无人否认。发生在医疗领域的恶性事件、暴力事件，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患者被逼到了墙角的无奈之举。
“这种情况不会再继续下去，也不能再继续下去。”殷大奎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大家也逐渐认识到，紧张的医患关系对医生、患者和政府都没有任何好处。“医生压力很大，患者利益受损，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能完成。”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一些共识也在慢慢地形成。
前不久，中央召开会议研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专门提出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出要尊重医务人员。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前夕专程到吉林省人民医院看望医护人员。他说，“患者对你们说些气话，或者伤害你们的话，你们要谅解。因为他是病人，或许他除了病以外，他家里还困难。然后，回来你们有牢骚跟谁发呢？找我发。”
殷大奎从这些变化中看到了医患关系的曙光，一味互相伤害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他认为，很多时候，医患之间不是真的哪一方有问题，而是原来沟通得不够、理解得不够。这才导致误会、冲突乃至大打出手。一旦医生和患者站到一起，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宽容，那么不管什么矛盾都是容易解决的。
医生不仅要看到病人的病，还要看到生病的人
孙晨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虽然明知道切除脂肪瘤算不上高难度，但他还是给主刀医生塞了红包。“那个医生倒没有跟我索要，我自己心里打鼓啊。希望给医生点钱，他能够用点心，开刀的时候也少点痛苦。”他说，给钱是为了买个保险。
在北京某医院里，一名女患者突然“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接待她的医生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位患者说，她进去的时候，医生没有看她一眼；等她讲完了病情，医生仍然没有抬一下头；最后开处方了，医生问她，“你要什么药？”还是没看她一下。她受不了医生的冷漠。“我是个下岗工人，从大老远过来看病，他怎么能够这么样对我？”
对此，殷大奎表示，中国的病人的确非常不容易。现在老百姓经济上不宽裕，看病又不是小花销，而政府投入不足、医保也不完善，个人要承担绝大部分，当然会觉得看病贵。再者，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又缺少西方“守门人”制度，人们看病都想到协和医院这样的地方，自然会觉得看病难。
他呼吁医生，要理解患者的这种不容易，更何况来就医的人本身就很痛苦，医者父母心，对病人要宽容要尊重，不能够高高在上。中国医师协会曾经做过两个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医疗纠纷不是因为业务技术差错，而是因为医生在和病人沟通的时候不能平等地对待病人引起的。
“老一辈医生为什么会和病人相处得融洽？除了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外，还在于他们在治疗过程中不仅仅看到病人身上的病，而且看到了生病的人。与此相反，现在一些医生的落脚点更多的是病。医生医术再厉害，可是疾病还是生在患者身上，患者感受更深刻。”
公众、媒体要懂医重医
郑法雷对当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不很满意。他认为，那些报道没有遵守客观的原则，而且还显示出作者对医学了解不多。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医生的观点。他们觉得，社会对医生普遍的情绪是媒体不良炒作造成的，医生中的败类当然有，他们利用医药购销、医疗服务、药品处方、检查开单等活动，吃回扣，拿提成，牟取不正当利益，但是这决不是一个整体的画像。
郑法雷说，人们应该看到两个事实：
一是医生非常辛苦，大医院、知名医院的医生一上午要看几十个病人，平均下来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有的时候不是吝啬，而是后面的病人还在等着。“我想，医生也想和病人多交流一会儿，但是容不得你这样做。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二是医患关系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的事儿，医患矛盾只是医疗体制不顺的一个现象。作为生活在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他和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宏大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采取以药养医的办法，医院、医生也不会把吃饭问题、发展问题都放在医生的创收上。
尽管如此，郑法雷和殷大奎都强调，作为医生还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处理医疗纠纷，功夫在纠纷外
不管是多好的关系，都有发生纠纷的时候，关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解决纠纷的办法。然而，现在医疗纠纷中就缺少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医生们对纠纷处理举证倒置的规定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不公平；患者则担心，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也都是医生，会不会互相包庇。这样的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大，越大越不好解决，最终可能演变成又一场不幸的暴力事件。
殷大奎提出，处理医疗纠纷，功夫在纠纷之外。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做医学科普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普通公众能够更加了解医学。“医学是个高风险的事情，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事情。不是说你把钱堆上去，病一定就能治好，人一定就能救活。”他说，如果给钱真是什么病都能医，那么高官富贾都不会死了。可是，事实却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疾病，医学都无能为力。
“医生，医生，为什么不叫医死呢？就是要把病人医活。但是，医生不是神仙。现在，世界上的误诊率大概有20%甚至30%。”殷大奎希望，病人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或许能够在发生不幸时更加理智。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切除甲状腺肿瘤很可能损伤到神经，特别是喉嗓神经，即便是医生非常小心，也存在一个小的几率出现损伤。“我们要求医生提高医术，尽量避免发生事故，但是病人对此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不过，另外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高达90%；据中国误诊文献数据库显示，造成误诊的原因有16种，其中很多与医生的诊疗水平和责任心有关，如医生的经验不足占25%，医生问诊及体格检查不仔细占17.3%，医生未检查特异性检查项目占17%，过分依赖辅助检查结果占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