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就怕生大病(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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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再次进行全国大型民意调查显示
大病对很多老百姓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图为南京一家医院里的农民患者及家属。
今年两会期间，无论代表、委员还是医生、普通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医保”上，这个老话题因此被推到了中国社会的风口浪尖：覆盖面不足、弱势人群缺乏保障、报销限制太多……在种种讨论中，《生命时报》记者了解到，对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居民来说，担心的焦点不是一般疾病保障，而是花费巨大、对生命产生直接威胁的大病。因此，两会结束后，本报联合专业调查公司，继年初推出食品安全大型民意调查后，第二次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5个城市对1368位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的内容正是对大病及医疗保障的看法。
老百姓怎么“看”大病
这次我们围绕大病的各个方面，设计了11个问题，其中1、6、7、9、10号问题为单选，其余是多选。分析结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我国城市居民对大病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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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经常担心自己或家人生大病吗”中，57.3%的人表示偶尔担心，26.5%的人经常担心，16.2%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没考虑过。
问到“最担心自己或家人生什么大病”时，直接威胁生命的疾病如癌症等获得54.0%的“支持率”，其次是意外伤害37.7%，花费巨大的疾病如尿毒症25.4%，长期拖累家人的疾病如瘫痪24.2%，慢性病如糖尿病19.6%。
在回答“因为什么原因担心自己或家人得大病”时，有59.9%的人选择经济负担重，46.8%的人担心威胁生命，其次是拖累家庭37.7%，担心事业受阻14.9%。
关于“一旦得了大病会依靠哪种方式”，医疗保险有68.4%的选择率，47.2%的人选择自己存钱或向亲友筹钱，其余依次是商业保险、社会救助，还有6.7%的人表示没办法。
在第五项“得了大病就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中，“没钱治病”优势明显，有59.2%的选择率，第二位“各个大夫说的不一样”占26.3%，其他依次是住不进医院、不知去哪个医院、托人找大夫给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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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是否担心因病致贫”。57.62%的人非常担心，不担心和没想过的分别占15.75%和26.63%。
下面一个选项印证了“钱多不愁”的道理——当问到“手头有多少存款才不会担心得大病”时，38.8%的人认为要80万以上，26.0%的人认为30万—50万，24.5%的人认为50万—80万，10.7%人认为10万—30万就行。
关于“为了不得大病正准备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运动健身获得46.3%的“支持率”，其次是健康饮食或吃保健品41.7%，定期体检30.8%，获取防病知识26.7%，还有17.5%的人不采取任何措施。
第九项“有没有考虑为自己或家人购买商业保险”的结果是：40.64%的人已经买了，24.60%的人准备买，24.02%的人没考虑过，其余的人考虑过但放弃了。
对于“有没有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存钱”的问题，48.3%的人表示有，13.6%的人正在考虑，38.1%的人没考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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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项“现在的医保制度中，哪点觉得最不方便”中，手术和一些药物不属于医保范围获得54.2%的选择率，其次是报销额度45.4%，定点医院22.4%，区域限制21.8%和报销手续19.1%。
专家高度评价调查结果
本报这次调查主要针对15—65岁的城市居民。看到记者发来的结果，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石远凯教授认为，调查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对大病的基本认识。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黄峻表示，调查结果实事求是、方法可靠，他本人通过相关结果了解到很多信息，非常有用。
对这次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朱铭来的总结更直接：该反映的都反映了。他告诉记者，对学术研究来说，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他和前两位专家都指出，《生命时报》的此次调查，无论对卫生部门、医疗机构还是科研单位来说，都很有借鉴意义。朱铭来更表示，希望新闻机构以后能进行更多类似调查，与学术界共同努力，提出更多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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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印象：缺钱
“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老百姓对大病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黄峻院长一上来就说，我国现在很多慢性病的发病率节节攀升，如高血压患者已达1.6亿；但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刚进入小康，“承受不起风吹草动”，几万元的大病就足以使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因此，26.5%的人经常担心生大病、最多的人因为经济原因担心生大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石远凯副院长和朱铭来教授也有同感。也难怪，无论是担心得大病的原因还是大病就医的困难，对金钱的担忧都“遥遥领先”；而大部分人担心因病致贫和认为80万以上存款才“放心”，更表明老百姓对大病支付能力的担忧，远远超过本该理所当然的原由：生命健康。
这看上去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但却是现实。石远凯副院长告诉记者，以城市居民最担心的癌症等疾病为例，“由于缺乏防病意识，很多患者发现时都到了晚期。这时往往只能通过治疗延长生命，而这种延长是以金钱为代价的。比如晚期肺癌要使用全身化疗，分子靶向和辅助药物治疗，花费几十万很正常，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甚至无法承受的负担”。在黄峻院长看来，致死、致残的疾病都是大病，不但消耗金钱，而且影响到家庭收入以及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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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48.3%的人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存钱，是否是一个稳妥的做法？石远凯副院长认为，一般城市居民认为，存钱买了房子、解决了孩子教育问题，余下的钱就该用于生老病死了。对此，朱铭来教授从风险角度分析认为：最多的人选择80万以上存款，说明大家存在风险意识，但大病不是自行车、钱包，往往不是随便扛得起的。对于这种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风险，必须有一个分散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医保、商保、社会救助的共同努力。黄峻院长的话更直接：老百姓为了大病“未雨绸缪”是出于“传统惯性”，但过于倚靠这种办法并不妥当。在现代社会里，大病保障不能靠人们“自行解决”，医保必须发挥更大作用。
百姓对医保既期盼又没信心
在我们的调查里，有几组看似矛盾的数据：生了大病，医疗保险是“最受欢迎”的依靠方式，选择率为68.4%，远远超过47.2%的自己筹钱和19.3%的商业保险。但是，依然有40.64%、24.60%的人已购买和准备购买商业保险，48.3%的人为健康存钱——在专家们看来，这样的数字并不矛盾，而是反映出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老百姓对医保既充满期待，但也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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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远凯副院长表示，经过这些年，我国的医保制度和覆盖范围在不断进步，保险比率也在增加。但是和医疗的实际状况比起来，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比如医保保的都是基本药物，新药往往不在范围内，偏偏这些药大多效果最好、价格也高，其费用只能由患者自己承担。朱铭来教授告诉记者，最初社保规定的是当地平均年工资的4倍，后来各地依据自身情况又有上浮或调整。但是，由于额度、范围的限制，这部分钱满足不了大病医疗的需要，比如移植、动脉搭桥手术等，因此，老百姓只能“自谋出路”。
但这条路现在看来是越走越远。黄峻院长表示，现在老百姓对医保的抱怨确实很多，希望自我负担的比例能下降。可是国家卫生投入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降1个百分点，百姓承担比例却不断增加，如今已接近60%，而从全球来看，一般应在30%以下。不过，虽然现实状况催促着老百姓不断为自己加码，但医保是国家承担，人们终究对此充满期待，因而，68.4%的比例更多应是一种期望，而非现实。更重要的是，几位专家都提到，这次调查针对的是城市中等收入人群，他们的意见可以说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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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体系如何完善
不过，此次调查也体现出一些积极信息。石远凯副院长就对有40.64%、24.60%的人已购买和准备购买商业保险的结果表示“超出预想。”他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医保总是有限的，商业保险能弥补相当部分的不足。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都是各种保险机制的相互补充”。朱铭来教授更建议大家在日常理财计划中，将商业保险作为辅助手段，放到比较重要的位置。黄峻院长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中，第一位应该是医保，第二位是商业保险，第三才是个人支付，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社会救助。而在我们的调查中，这4项的选择率为68.4%、19.3%、47.2%和13.6%。
医保如此重要，效果却有限，我们应该如何促使其产生更大作用呢？国家增加投入，加大覆盖范围是首要的——目前，基本医保的覆盖率在城市也只有30%。在调查最后一个问题时，老百姓对现有医保制度的手术、药物费用抱怨最多，其次是报销额度，对地点限制、报销手续的看法也不少。对此，石远凯副院长表示，定点医院和区域限制是客观实际决定的，很正常，而报销项目也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能改的，目前来看主要还是简化报销手续、加快报销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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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铭来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这个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毕竟有限，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全民医保也早让该国不堪重负。因此，“全靠政府”的想法并不现实。他认为，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利用。比如美国，医保政策由政府出台，其执行很大一部分委托给保险公司，政府只负责监督。而政府的投入，则主要放到弱势人群身上(按黄峻院长提供的数字，美国医疗保障中这部分钱占40%)，同时也有更多的财力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救助。“在美国，社会救助是第二大医疗保障项目，针对人群非常明确，就是低收入者。”朱教授指出，可以给保险公司和主动为职工购买商保的企业一些鼓励政策，共同把医疗保障的担子挑起来。
如何解决看大病难
看病贵、医疗保障不足是这次调查体现出的主要问题，而看病难、健康意识提高也明确地通过数字表现了出来。
在“得了大病就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一项中，大夫说法不一、住不进医院、不知去哪家医院和给红包的选择率都比较接近。对此，几位专家进行了分析。石远凯副院长拿胃癌举了个例子：早期直接手术就可以，这是医生的共识，不会有不同意见；但晚期胃癌的药物治疗方案可以有几种，医生们可能各有各的看法，但都在合理范围内。而对于疾病的判断，黄峻院长说，像心肌炎，早期症状和感冒很像，很多医生可能会出现判断偏差。因此，大病最好还是去专科进行检查。而住不进医院的问题，他们认为主要还是医疗资源和患者过于集中造成的。这个“老话题”的解决之道也是“老办法”：大力发展社区医疗。黄峻院长说，到他的门诊看病的人，一多半在社区医院就能解决。如果社区医疗发展得足够好，有了顺畅的转诊程序，就能起到分担大医院压力的作用，甚至还能解决很多患者“不知去哪家医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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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石远凯副院长还特别提到了保健的问题。在第八个问题中，运动健身、健康饮食和定期体检分别得到了46.3%、41.7%和30.8%的选择率。他指出，这3项代表了最主要的3种保健方式，也可以看出人们的健康意识大大提升了。“1/3的恶性肿瘤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他说，人体就像一根弹簧，虽然能屈能伸，但老拉着总有一天也会缩不回去。因此，坚持运动、科学饮食、不抽烟少喝酒就显得非常必要。另外，定期体检也是很重要的防病手段。比如癌症，“早期发现的话，大部分患者几万、十几万就能治愈；如果发现得晚，上百万也保不住”。
大病的其他影响
这次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等收入人群，月收入1000元—4000元的占83.6%。朱铭来教授认为，这个人群对大病保障的普遍担心，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我国在发展初期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内需拉动正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现在老百姓出于对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担忧，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不敢理性消费。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长期下去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他认为，如果国家保障能给予人们充分的安全感，自然会形成良性循环。
黄峻院长告诉记者，在世界主要大国里，只有中国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因此，加强这方面工作是今后的重中之重。他还指出，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国民健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占到20%—30%的比例，因此，健全医疗保障的结果是“双赢”。▲, 百拇医药(吴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