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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闯进主任办公室(医患和谐)
http://www.100md.com 2007年7月31日 《生命时报》 2007.07.31
     主任的听诊器刚一接触到儿子的胸,就挪开了,“不行,还是狂跳。”“我一看到您就紧张。”来复查的儿子小声说。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有啥可紧张的?”主任温和地说。

    4年前,儿子被诊断为白血病,我想把自己的骨髓移植给他。几家医院以“衰老的干细胞不易植活”为由拒绝了我。只有这家医院答应帮助我们。

    知识的不对等,考虑问题角度的不同,医患需要以沟通作为润滑剂。然而,在死神频频光顾的骨髓移植病房里,强烈的求生欲望、各种矛盾充斥的治疗体系,造成了期望值与成功率的差异。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多次冲去找主任。

    一天傍晚,天色快黑,我冲向特需门诊。我刚接到通知,让孩子准备出无菌仓。可儿子植入造血干细胞仅20天。无菌仓外,细菌病毒正张开血盆大口。难道就不能再延缓几天?这事非得找主任不可。

    主任终于从诊室走出来,他略带疲惫的脸色让我犹豫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18点45分。常识告诉我,现在不是交谈的时候。但眼前不停地晃动着儿子惨白的脸,我控制不住自己。

    交谈是不愉快的。主任甚至提高了声音,告诉我不可能。“对不起,我急了。但,延缓不可能。”他态度很明确。

    翌日清晨,主任查房来了。不对呀,这不是他的职责。病房是层层负责制,只有危重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要主任出面。

    主任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踢踢门边透明的排泄袋,仔细地观察大便的形状、颜色、分量。倏然,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涌上心头,我焦虑的心平和了下来。

    那年经过两个月的“非典”封闭,仓位有限,加速了正常运作的频率。我明白了,换位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没过两天,儿子开始腹泻,大夫说要做肠镜。我想,肠镜那么痛苦,奄奄一息的儿子受得了吗?我冲进主任办公室,他没在。但我有他的手机号。那是“非典”期间医院被封闭时,主任给我的。这个号码曾经给了绝境中的我们以很大的安慰。

    终于联系上了。“如果不愿做,那就听你们的。”主任说。

    “可我们是外行,怎么能听我们的?”虽然心急,我还没丧失理智。

    “找主治大夫,她会跟您解释的。”

    不多时,儿子打来电话,主治大夫已给他解释清楚了。

    抽髓的那一天终于到来。我在手术台上整整躺了4个多钟头。中午12点多,大夫望着悬浮着薄薄一层铁灰色的暗红血浆,由衷地称赞质量很好。白衣天使的妙手让我这瘦弱老妪的干细胞顺利植入,成活。终于,治疗告一段落。

    中午吃饭时间,我红着脸再次闯进主任办公室。可这次,我是怀着感激之情来的。“本不该这时候来打搅,但实在没有合适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你们……”我一口气将心中的感激倾倒,并对自己的数次鲁莽表示歉意。

    “是您的执着救了您的儿子。”主任笑着说。, http://www.100md.com(福建读者 杨位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