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的文化差异
中医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理论体系，卓越的治疗效果。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医的现代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中医该如何发展？该怎样看待中医？怎样研究中医？本文通过探讨个人对中西医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的理解，与同行共同切磋中医现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西医早期差异的形成
中西医形成初期，两种医学受到了不同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医学吸收了周易、道家、儒家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把它们转化为医学伦理，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和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西医学吸收了古希腊的元素论、原子论，并把它转化为医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和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由于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人们无法突破整体，进行微观或部分的研究，因此医学也是注重整体研究、临床研究的。但即使在此时，中西医整体观的内涵仍然不同。
中医学以元气论为基本，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及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一方面，人与客观环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之气演化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应、五运六气、外邪六淫等理论。另一方面，人体自身是整体的、不可分解的，人体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是由混沌未分的整体分化而成的，人的整体性具有原发的、先天的性质，中医学从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并由此提出了藏象、经络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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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认为整体性是组合的、可分的。一方面，把人理解为由元素或原子组合而成的，没有把人看作是自然宇宙分化的产物，也不认为人与环境存在母子关系；另一方面，按组合观点理解人的整体，认为人体是可分解的。因此，解剖、分解、还原成为其必然的研究途径，从而为近代西医学分解还原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医差异的扩大
从公元5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下，中医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医理论沿着《内经》和《伤寒论》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贯彻和发挥了元气论为核心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体系走向成熟，脉学、病因学、病机学、证候学、针灸学等理论日益健全。逐步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了朴素的系统论思维，学术思想上的中医特色正式形成。
此时的西方，以欧洲为代表进入了政教合一的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和禁锢，哲学及科学都成了宗教神学的婢女。西医学开始背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唯物主义传统，否定元素论、原子论，走上了宗教神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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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西方间的差异就由唯物论内部的元气论与元素论、原子论的差异，转变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差异、元气论与神创论的差异。两种医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三、近代中西医差异的加深
17世纪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科技革命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复兴了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了还原研究，形成了医学还原论。打破了古代仅限于整体水平的研究，开始把人体分解，向部分及微观深入；打破了古代研究方法中的方法的直观、模糊、思辨等局限，开始应用分解方法、还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冲破了古代单纯依靠临床经验总结的局限，走上了实验研究的道路，从经验医学阶段转向实验医学阶段。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之中，没有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科学技术革命，这种社会环境，不用说使中医得到发展，相反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和障碍。此时西医学逐渐传入我国，从此在中国形成中西医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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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目前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西医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思维，而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的系统论思维，为更好的理解中西医间的差别，让我们来看一下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差异。
1.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的物质本原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从《周易》的“太极”、道家的“道”和“一”、儒家的“太一”到元气论的“元气”，都认为世界本原是一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2.发生机制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是“分化”发生的，是由混沌未分的统一体分化而成。《易传》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与西方原子论完全相反的世界观。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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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事物整体性的认识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的本原是个统一体，事物从本原上就是不可分解的，部分始终是作为整体内的部分而存在，不可分解性是事物整体性的本质。人的组和特性决定了其可分解性。西方原子论的“组合”观认为人的整体可分为部分，再把各部分分解为更加细小的部分，直至分解到其本原――“原子”。
4.运动的源泉不同。与西方原子论强调原子不可分、没有内部矛盾相反，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事物运动的动力源泉在本原的内部，内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阴阳交而生物”，由此构成了内源的矛盾运动和事物的千变万化。
5.还原观不同。“还原”的本质是把事物或现象“还”到其“还原”来认识或说明，西医贯彻着还原论的“实体”观，按照原子论，是要“还”到“原子”来认识；按照中国的系统论，是要“还”到“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来认识，“整体”才是本源性的最终说明。
总之，中医在中国传统系统思维的指导下形成了现有的中医学系统观，其内容包括：整体观、联系观、稳态观、自组织观。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系统方法：整体观指导下的全身调节，联系观指导下的矛盾调节，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等。这些都是中医的魅力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医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解释中医问题必然会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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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西医的现状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人们在医疗实践中能够较容易地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以西医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目前中医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而脱离了自身的中国文化基础，成为西方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很多研究表明，以我们熟悉并习以为常西医思维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如国内外对经络的研究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当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却无法揭示其本质内涵。其症结在于人们试图应用西医的思维模式，研究中医问题，即把经络的本质归结为解剖形态，或以解剖学为基础来阐明其本质，因此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络是一个文学概念。研究经络如果抛开中国文化背景、抛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只从现代科学入手，是很难找到经络的实质的。西医遵循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的传统，任何事物都要从物质实体上去分析，以寻找事物的最基本单位为目的。中医遵循“元气论”的传统，认为事物的本原是“气”。“气”是物质、能量、信息三者的统一体。“气”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实在。而经络是气的通道。如用西医的“原子论”来研究，企图找到“气”、“经络”的物质实体、物质结构，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经络是以气的运行为客观基础的，经络是气的存在。按西方思维的方式，有该“结构”就一定是“物质结构”，就一定可以用实验、实测的方法找到。但按照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结构”不一定都是“物质结构”，更多的是“关系结构”，“物质”不一定都是物质实体而更可能是关系实体。经络就是一个关系结构、关系实在，它绝对不是某一种已知的物质结构如神经、血管、肌肉，而更可能是神经、血管、肌肉、体液等众多物质的关系结构，使人体众多物质结构的关系组合、关系实在、整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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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医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巨大差异，可以看到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概念、方法、模式来研究解释中医势必会遇到困难。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的肯定还停留在经验论的层次上，人们总是应用西医的观点、思维方式去衡量中医，这势必会对中医产生误解，而在研究中医问题时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研究中医，势必会遇到困难，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目前中医界这种研究中医的方式究竟会对中医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大概应该是我们都应该反思的问题。
总之，中西医间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仅仅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去衡量中医是行不通的，中医现代化应该借鉴现代文明，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自身的特点，这大概是我们在研究中医时应注意的问题吧。同时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中医目前的现状，去认识中医独有的魅力，深入挖掘、发展中医，使中医在今天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 百拇医药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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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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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著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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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著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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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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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http://www.100md.com(救死扶伤)
一、中西医早期差异的形成
中西医形成初期，两种医学受到了不同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医学吸收了周易、道家、儒家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把它们转化为医学伦理，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和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西医学吸收了古希腊的元素论、原子论，并把它转化为医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和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由于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人们无法突破整体，进行微观或部分的研究，因此医学也是注重整体研究、临床研究的。但即使在此时，中西医整体观的内涵仍然不同。
中医学以元气论为基本，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及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一方面，人与客观环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之气演化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应、五运六气、外邪六淫等理论。另一方面，人体自身是整体的、不可分解的，人体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是由混沌未分的整体分化而成的，人的整体性具有原发的、先天的性质，中医学从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并由此提出了藏象、经络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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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认为整体性是组合的、可分的。一方面，把人理解为由元素或原子组合而成的，没有把人看作是自然宇宙分化的产物，也不认为人与环境存在母子关系；另一方面，按组合观点理解人的整体，认为人体是可分解的。因此，解剖、分解、还原成为其必然的研究途径，从而为近代西医学分解还原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医差异的扩大
从公元5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下，中医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医理论沿着《内经》和《伤寒论》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贯彻和发挥了元气论为核心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体系走向成熟，脉学、病因学、病机学、证候学、针灸学等理论日益健全。逐步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了朴素的系统论思维，学术思想上的中医特色正式形成。
此时的西方，以欧洲为代表进入了政教合一的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和禁锢，哲学及科学都成了宗教神学的婢女。西医学开始背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唯物主义传统，否定元素论、原子论，走上了宗教神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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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西方间的差异就由唯物论内部的元气论与元素论、原子论的差异，转变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差异、元气论与神创论的差异。两种医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三、近代中西医差异的加深
17世纪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科技革命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复兴了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了还原研究，形成了医学还原论。打破了古代仅限于整体水平的研究，开始把人体分解，向部分及微观深入；打破了古代研究方法中的方法的直观、模糊、思辨等局限，开始应用分解方法、还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冲破了古代单纯依靠临床经验总结的局限，走上了实验研究的道路，从经验医学阶段转向实验医学阶段。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之中，没有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科学技术革命，这种社会环境，不用说使中医得到发展，相反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和障碍。此时西医学逐渐传入我国，从此在中国形成中西医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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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目前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西医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思维，而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的系统论思维，为更好的理解中西医间的差别，让我们来看一下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差异。
1.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的物质本原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从《周易》的“太极”、道家的“道”和“一”、儒家的“太一”到元气论的“元气”，都认为世界本原是一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2.发生机制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是“分化”发生的，是由混沌未分的统一体分化而成。《易传》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与西方原子论完全相反的世界观。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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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事物整体性的认识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的本原是个统一体，事物从本原上就是不可分解的，部分始终是作为整体内的部分而存在，不可分解性是事物整体性的本质。人的组和特性决定了其可分解性。西方原子论的“组合”观认为人的整体可分为部分，再把各部分分解为更加细小的部分，直至分解到其本原――“原子”。
4.运动的源泉不同。与西方原子论强调原子不可分、没有内部矛盾相反，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事物运动的动力源泉在本原的内部，内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阴阳交而生物”，由此构成了内源的矛盾运动和事物的千变万化。
5.还原观不同。“还原”的本质是把事物或现象“还”到其“还原”来认识或说明，西医贯彻着还原论的“实体”观，按照原子论，是要“还”到“原子”来认识；按照中国的系统论，是要“还”到“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来认识，“整体”才是本源性的最终说明。
总之，中医在中国传统系统思维的指导下形成了现有的中医学系统观，其内容包括：整体观、联系观、稳态观、自组织观。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系统方法：整体观指导下的全身调节，联系观指导下的矛盾调节，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等。这些都是中医的魅力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医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解释中医问题必然会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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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西医的现状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人们在医疗实践中能够较容易地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以西医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目前中医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而脱离了自身的中国文化基础，成为西方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很多研究表明，以我们熟悉并习以为常西医思维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如国内外对经络的研究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当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却无法揭示其本质内涵。其症结在于人们试图应用西医的思维模式，研究中医问题，即把经络的本质归结为解剖形态，或以解剖学为基础来阐明其本质，因此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络是一个文学概念。研究经络如果抛开中国文化背景、抛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只从现代科学入手，是很难找到经络的实质的。西医遵循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的传统，任何事物都要从物质实体上去分析，以寻找事物的最基本单位为目的。中医遵循“元气论”的传统，认为事物的本原是“气”。“气”是物质、能量、信息三者的统一体。“气”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实在。而经络是气的通道。如用西医的“原子论”来研究，企图找到“气”、“经络”的物质实体、物质结构，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经络是以气的运行为客观基础的，经络是气的存在。按西方思维的方式，有该“结构”就一定是“物质结构”，就一定可以用实验、实测的方法找到。但按照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结构”不一定都是“物质结构”，更多的是“关系结构”，“物质”不一定都是物质实体而更可能是关系实体。经络就是一个关系结构、关系实在，它绝对不是某一种已知的物质结构如神经、血管、肌肉，而更可能是神经、血管、肌肉、体液等众多物质的关系结构，使人体众多物质结构的关系组合、关系实在、整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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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医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巨大差异，可以看到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概念、方法、模式来研究解释中医势必会遇到困难。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的肯定还停留在经验论的层次上，人们总是应用西医的观点、思维方式去衡量中医，这势必会对中医产生误解，而在研究中医问题时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研究中医，势必会遇到困难，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目前中医界这种研究中医的方式究竟会对中医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大概应该是我们都应该反思的问题。
总之，中西医间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仅仅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去衡量中医是行不通的，中医现代化应该借鉴现代文明，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自身的特点，这大概是我们在研究中医时应注意的问题吧。同时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中医目前的现状，去认识中医独有的魅力，深入挖掘、发展中医，使中医在今天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 百拇医药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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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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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著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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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著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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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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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http://www.100md.com(救死扶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