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绝不是在经典中打转转——兼答王昆文先生
如果有人问，中医的哪些著作最有水平，我估摸着中医界的许多朋友会肯定地回答：几千年前的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书籍。
经典产生以前的那些年代人们是个啥情结我搞不清楚，以后的几千年里，不知有多少人想成为超过那些著述经典的卓越人才，结果最多也只能用点经典上的只言片语来说明自己学说的“正确”了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了经典水平，汉代张仲景先生堪称让中医界高山仰止之人吧，也不敢妄称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经典水平，只能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来完成他那本被后人强冠为经典的《伤寒论》。也有比仲景先生胆大的人，不知“天高地厚”地称超过了经典，立马就招来了同行的唾沫星子，成为一闪而过的短命学说。
我一直在想：那些编著经典的人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的著述一旦横空出世，就能成了千秋万代的绝唱？他们所讲的东西就能成了后人无法逾越的鸿沟？千百年来，那么多人去钻研它，挖掘它，继承它，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两个人学到手。如果弄不懂，学不到，我们何苦还要设立那么多研究院、研究所，动用那么多博士、硕士焚膏继晷地去研究它？还要全国所有的中医师隔三差五地去温习它？如果至今都还没有搞透彻，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种不完备的中医理论基础来指导我们的学术思想，而不去创建一种更完善、更严谨的中医理论呢？
, 百拇医药
中国人读冠有祖宗尊讳的古书，遇到问题时“宁可责己愚，不愿逼其宗”。久而久之，一本极为普通的著述就这样被修炼成了“真经”，演绎成了祖宗训导后人的典诰。中国文化史上，凡成了“经”的著述，大多都是由“黄帝”、“神农”、“周公”、“鬼谷子”编著，这就是古时候著书人惯用的“托古借名”的伎俩。越是远古，传下的著述越容易成“经”，越容易使后来的人们陷入盲目崇拜的愚昧境地，中医的那些经典便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不管是什么著述，一旦成“经”，它就一定会变得“文简、意博、理奥、趣深”，“至道之宗、奉生之始”起来。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要把《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拿来作门面；苏敬等人在编撰世界第一部药典《唐本草》时也声明“上本神规”(以《神农本草经》的说法为准则)；吴鞠通发明了三焦辨证，但问世时，为了不至于“离经叛道”，其书只得把《伤寒论》的桂枝汤作为开路先锋。最为可悲的是陈修园，他编了一本叫《医学三字经》的中医启蒙书，这本书非常实用，但自知是学术新人，恐难以流传于世，书成之初，不得不托名于当时的学界泰斗、其著述也在当时成了“经”的叶天士，待到《医学三字经》流传开了，又才改归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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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里肯定还是有不少实用的好东西，正是“托古借名”这一方法，使这些东西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受惠不少，这也是我主张用“一支专业精、知识广、层次高的专业队伍”来整理挖掘经典的根本原因。但也正是“托古借名”这一方法，把原本普普通通的著述推崇到了经典的神坛上，使中医的学术不敢越经典半步，经典因之成了套在中医学术上的“紧箍咒”。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托古借名”的做法至今还未消散，许多新人出本书要找专家作个序，写个跋，推广某个技术要找权威捧个场，开个学术会要找个老前辈讲句话……
我不敢说经典的学术不高，理论不好。但我想，除了经典，也还应有学术、有思想。很多人指责我没有认真读过几本书，到处去诽谤经典，但在我背诵过的仅有的十几部被人们公认的经典中，我还没有发现过哪一本祖宗的经典压制过我们，禁止过我们去“异想天开”。相反，对那些“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保守思想家们却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无可奈何的是，一些后来人偏要抬出这些经典来压倒一切，使后来之人的想法不敢迈出经典的窠臼而逐渐愚鲁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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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需要继承，但绝不是在经典里打转转。有人说“连经典都可以轻视、视‘继承如考古’的人，能创出什么‘新’来？”我要说：如果到现在连三千年以前的经典还奉若神明，不敢质疑，中医的生命活力靠什么来激发？在中医史上有一位称得上经典式的人物叫吴又可，他发现“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产生出了创新性中医疫病理论———“疫气说”，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能有这样独到的见解，绝不是在那些经典故纸堆里能学得到的，我想他当时创出来的这个“新”恐怕还没有人否定得了。然而，有谁想得到，他老人家这一新理论、新学说在他的《温疫论》中一问世，便因不循经规、蹈典矩，遭到了经典维护者的严重责难，正因如此，吴又可先生针对学人盲目崇经拜典这一弊习，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这堪称当今拜“经”者的醒世恒言。, 百拇医药(张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经典产生以前的那些年代人们是个啥情结我搞不清楚，以后的几千年里，不知有多少人想成为超过那些著述经典的卓越人才，结果最多也只能用点经典上的只言片语来说明自己学说的“正确”了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了经典水平，汉代张仲景先生堪称让中医界高山仰止之人吧，也不敢妄称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经典水平，只能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来完成他那本被后人强冠为经典的《伤寒论》。也有比仲景先生胆大的人，不知“天高地厚”地称超过了经典，立马就招来了同行的唾沫星子，成为一闪而过的短命学说。
我一直在想：那些编著经典的人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的著述一旦横空出世，就能成了千秋万代的绝唱？他们所讲的东西就能成了后人无法逾越的鸿沟？千百年来，那么多人去钻研它，挖掘它，继承它，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两个人学到手。如果弄不懂，学不到，我们何苦还要设立那么多研究院、研究所，动用那么多博士、硕士焚膏继晷地去研究它？还要全国所有的中医师隔三差五地去温习它？如果至今都还没有搞透彻，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种不完备的中医理论基础来指导我们的学术思想，而不去创建一种更完善、更严谨的中医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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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读冠有祖宗尊讳的古书，遇到问题时“宁可责己愚，不愿逼其宗”。久而久之，一本极为普通的著述就这样被修炼成了“真经”，演绎成了祖宗训导后人的典诰。中国文化史上，凡成了“经”的著述，大多都是由“黄帝”、“神农”、“周公”、“鬼谷子”编著，这就是古时候著书人惯用的“托古借名”的伎俩。越是远古，传下的著述越容易成“经”，越容易使后来的人们陷入盲目崇拜的愚昧境地，中医的那些经典便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不管是什么著述，一旦成“经”，它就一定会变得“文简、意博、理奥、趣深”，“至道之宗、奉生之始”起来。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要把《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拿来作门面；苏敬等人在编撰世界第一部药典《唐本草》时也声明“上本神规”(以《神农本草经》的说法为准则)；吴鞠通发明了三焦辨证，但问世时，为了不至于“离经叛道”，其书只得把《伤寒论》的桂枝汤作为开路先锋。最为可悲的是陈修园，他编了一本叫《医学三字经》的中医启蒙书，这本书非常实用，但自知是学术新人，恐难以流传于世，书成之初，不得不托名于当时的学界泰斗、其著述也在当时成了“经”的叶天士，待到《医学三字经》流传开了，又才改归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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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里肯定还是有不少实用的好东西，正是“托古借名”这一方法，使这些东西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受惠不少，这也是我主张用“一支专业精、知识广、层次高的专业队伍”来整理挖掘经典的根本原因。但也正是“托古借名”这一方法，把原本普普通通的著述推崇到了经典的神坛上，使中医的学术不敢越经典半步，经典因之成了套在中医学术上的“紧箍咒”。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托古借名”的做法至今还未消散，许多新人出本书要找专家作个序，写个跋，推广某个技术要找权威捧个场，开个学术会要找个老前辈讲句话……
我不敢说经典的学术不高，理论不好。但我想，除了经典，也还应有学术、有思想。很多人指责我没有认真读过几本书，到处去诽谤经典，但在我背诵过的仅有的十几部被人们公认的经典中，我还没有发现过哪一本祖宗的经典压制过我们，禁止过我们去“异想天开”。相反，对那些“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保守思想家们却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无可奈何的是，一些后来人偏要抬出这些经典来压倒一切，使后来之人的想法不敢迈出经典的窠臼而逐渐愚鲁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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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需要继承，但绝不是在经典里打转转。有人说“连经典都可以轻视、视‘继承如考古’的人，能创出什么‘新’来？”我要说：如果到现在连三千年以前的经典还奉若神明，不敢质疑，中医的生命活力靠什么来激发？在中医史上有一位称得上经典式的人物叫吴又可，他发现“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产生出了创新性中医疫病理论———“疫气说”，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能有这样独到的见解，绝不是在那些经典故纸堆里能学得到的，我想他当时创出来的这个“新”恐怕还没有人否定得了。然而，有谁想得到，他老人家这一新理论、新学说在他的《温疫论》中一问世，便因不循经规、蹈典矩，遭到了经典维护者的严重责难，正因如此，吴又可先生针对学人盲目崇经拜典这一弊习，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这堪称当今拜“经”者的醒世恒言。, 百拇医药(张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