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市场一地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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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学家Julio Palmaz(如图)在20年前发明了最早的支架之一，在如今的专利诉讼案件中，他常常以一名证人的身份出现。他说：“这场法律争斗耗去了大量的钱财。就我个人来说，我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是在实验室工作，中年则是在培训医生使用医疗器械，而这最后的第三个阶段是上庭作证。”(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在特拉华法庭，强生的律师告诉联邦法官，医学研究表明强生生产的药物涂层支架Cypher与血栓有一定的关联性，而波士顿科学持有的药物涂层支架产品，在专利中声称不会导致血栓。因此，强生不可能侵犯其竞争对手波士顿科学的产品专利权。
但是，这种推论并没有打动法官Sue Robinson。9月底，她确认了由陪审团作出的Cypher侵犯波士顿科学专利的裁决。
强生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解显然与其“Cypher相当安全”的宣传努力格格不入，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在医疗器械行业的支架专利争夺大战中，扭曲的逻辑推理是如何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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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的新诉讼
支架是一种微型网管，在清理血管堵塞物后，它被植入血管中，保持血管畅通。自从1994年冠状动脉支架首先在美国上市销售以来，全球支架市场规模已增长到65亿美元，支架利润率高达80%。由于利润丰厚加上产品的复杂性，支架诉讼案件层出不穷。在全球范围内，医疗器械行业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及众多小型公司都卷入了支架诉讼官司。
花期银行分析师Matthew Dodds发现，美国目前大约已售出240亿美元的冠状动脉支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销售与诉讼案件息息相关，丰厚的利润似乎与各方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医疗专家看来，这场专利纷争不仅使得医疗器械公司最终的赢家扑朔迷离，还会阻碍新产品上市，减少病人获得有益治疗的机会。
目前，生产支架的医疗器械公司拒绝公开评论这些诉讼案件，一来为了避免泄漏其司法对策，二来担心触怒法官。华尔街分析人士则表示，鉴于司法进程缓慢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法律成本，许多创业公司已将其产品出售给了规模更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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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加拿大一家开发支架产品的创业企业evYsio医疗器械公司将其支架设计的独家专利权出售给了美敦力(该企业占有的支架市场份额还很小)。
此后，一条新的法律高压线开始形成。在美国旧金山和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地区法院，美敦力分别向雅培、波士顿科学和强生发起专利挑战。在法国，法庭以evYsio的一项专利为基础，禁止雅培销售其生产的心脏支架Xience V，雅培正对该裁决提出上诉。与此同时，美敦力正谋求在其他4个欧洲国家发起反对雅培的类似专利行动。
华尔街分析人士预计，由于强生宣称其控制着整个抗炎化合物家族在药物涂层支架上的应用，一系列新的诉讼案件将会产生。目前，各种抗炎化合物已应用于支架上，雅培、美敦力和波士顿科学都希望明年在美国销售携带抗炎化合物的支架。
徘徊中的老纷争
这些专利纷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然而直至今天，它们仍徘徊在各级法院程序中，一些涉案公司已通过合并或剥离行动更改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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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专利纷争集中在波士顿科学和强生之间。波士顿科学的药物涂层支架Taxus于2004年4月上市，该产品甫一上市，销售额就迅速超越强生的Cypher。在美国市场销售的第一年，Taxus的销售额达到了20亿美元，成为支架市场上的领跑者。
强生于1988年进入支架业务领域，当时，它获得了金属裸支架的专利权。虽然这项原始专利约在两年前失效，但是，强生仍然抓住以前的专利侵犯者不放，要求弥补损失。
1998年，放射学家Palmaz将其所有专利的控制权出售给了强生。据称，Palmaz这么做的目的是，强生认为如果不再与专利纠纷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就能在法庭辩论中成为一名更具有说服力的证人。
在法官Robinson主持的庭审中，强生和波士顿科学历经了陪审团的3次审理。在2005年的最新一轮审理中，独立陪审团作出结论：强生和波士顿科学都侵犯了由对方持有的专利权。最近，强生试图孤注一掷，争辩道，新的医学证据表明Cypher导致血栓产生，为的是促使法官Robinson拒绝考虑陪审团针对强生作出的一项侵权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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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9月底，法官Robinson宣布2005年的所有裁决为最终结论。此案不会就此结束，两家公司可能会不服陪审团裁决以及Robinson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许多裁决，而向华盛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不过，即使裁决得到了确认，在明年2~3季度之前，法庭也不太可能对专利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展开评价性审理。
与此同时，各种非专利性诉讼案件也在“冒泡”。在这些案件中，对支架技术的控制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如，2001年，波士顿科学在纽约联邦法庭遭到了以色列公司Medinol提出的几十亿美元的索赔。由于波士顿科学使用Medinol的专利设计技术没有与对方达成一致协议，Medinol指控波士顿科学违反合同约定，盗取它的技术。
2005年，波士顿科学付出7.5亿美元解决了那起诉讼案。但是事件并没有平息，去年，Medinol又在瑞士提起诉讼，指控波士顿科学最新的支架设计技术侵犯了它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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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复杂化的简单技术
虽然经济利益是支架生产商提起诉讼和相互争斗的主要原因，但支架产品的复杂性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比如，当一家制药公司发明了一种新药后，该产品的基本专利一般取决于独特的分子化合物，确认谁拥有专利相对更容易。然而，支架产品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比如材质、形状、柔软性、强度、涂层，以及用来植入支架产品的导管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大批仿制者之所以争相涌入这一领域，就是因为不必花很大力气，有望使产品的改进达到一定价值。
2004年，加州一位知识产权律师Douglas Portnow发表了一份有关支架专利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支架专利大约有8000~1万件，这一领域非常拥挤。
参与诉讼案件的一位律师表示，许多医疗器械在早期开发阶段都经历了一番专利战。他预言，互相交换许可使用权最终将取代诉讼案件，使相互重叠的专利诉求得到解决，这种情况已经在心脏起搏器生产商中屡次发生。心脏起搏器开发于上世纪60年代，后来也曾遭遇一场接一场的专利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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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审理前的听证会上，Robinson法官对强生、波士顿科学和美敦力的律师们表示，支架并不是一种困难的技术，如果按照每家公司提出的要求，准许律师们作40小时的辩论，陪审团将会感到厌烦。但是，简短就意味着缺乏证据。由于该案包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法庭甚至对Robinson法官向陪审团所作的开场白也讨论了较长时间。
那一次听证会是在2000年开的。7年之后，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医疗器械生产商希望缩短律师的辩论时间。
按照常理，任何一家公司肯定不会在法庭上争辩说，自己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强生最近就这么做了，为的是在长期的法律抗争中赢得支架市场“制空权”。
评论
冤冤相报何时了
支架能疏通血管，挽救病人生命，但支架专利之争则让法庭“脑梗塞”。这正是发生在美国两大医疗器械厂之间喋喋不休的重大专利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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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家公司长达7年的官司到现在还没有彻底了结，两家似乎都涉嫌侵犯对方专利权，法官也算“公平”，各打五十大板。但强生一反常态，以自揭家丑来赢取法官认可，这招事与愿违，是一个败笔，甚至还会败坏强生的名声，没人相信这是强生在对病人安全负责，这一行为更像做秀，或是表里不一。
专利本是用来保护和鼓励创新的，但专利保护策略的滥用，常常会阻碍创新和发明，尤其是中小企业，本身没有太大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费钱、费力的专利官司，本来可以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和改造，却因为专利障碍重重，只能中途放弃，或干脆卖给大公司。
专利保护是每个高新技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和长期投资的基本策略，任何创新成果事关企业发展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如此不惜代价地去保护专利，去应诉，因为输了重要的专利官司，就意味着失去了企业的未来和生存发展空间。
企业如此高度重视专利保护，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挤压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也使得专利官司越来越多，诉讼周期越来越长，费用也越来越高，平均打一场官司，至少要动用多名专利律师，耗费至少200万美元。没有实力的公司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也只有大公司才可以不断挑起专利诉讼官司，靠财大气粗，逼迫中小企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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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形资产在一个公司的估值中所占比例很高，无论是药品、器械还是疫苗，凡是热门、热销技术和产品必定带有各种专利，有的专利确实有价值，有的专利却是用来“圈地”吓唬竞争对手的，专利申请者无意实施这类专利的产业化，却为其他企业制造麻烦，而成为创新“拦路虎”。
另外，由于专利撰写所用的关键词不一样，专利审查员再仔细，也很难避免有重复或重叠的专利被授权，所以得到专利批准授权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一项专利是否有效或可真正维权，一定要靠知识产权法庭的终审判决来裁定。
这两家公司官司持久战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会以庭外和解告终。强生能否实现愿望可能还需等上多时才见分晓。无论如何，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专利诉讼律师，因为无论输赢，他们都能收到大笔的律师费用。官司越长，赚钱越多，现行的体制和律师作为，真正体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
这场官司的最终结果并不十分重要。对国内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保护好自己的专利，如何做好专利检索，不要给竞争对手太多把柄。别人侵权时，要坚定维权；自己被起诉时，要沉着应战，据理力争。即使官司无休无止，也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要被律师牵着鼻子走，靠打官司、吃老本的企业永远做不大，只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永恒题材和动力。(王进), 百拇医药(王迪 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