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机构化运动”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
|
在2007年WPA上海地区会议上,美国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教授Byron Good进行了题为“亚洲精神病院在不断变化的精神卫生体制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他通过回顾过去几十年里在欧美国家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中开展的“去机构化运动”的历史和利弊,讨论“去机构化运动”对亚洲国家的借鉴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精神障碍的药物治疗、新的社会心理干预及康复手段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人性化照料及公民权利的新认识,再加上精神卫生保健经济状况的改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精神病院角色和结构的认识,人们普遍认识到发展社区精神卫生保健的重要性,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应该与社区和综合性医院整合,以取代收容所模式的精神病院。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开始了“去机构化运动”。
Good教授通过大量证据对欧美“去机构化运动”进行客观分析。“去机构化运动”导致很多条件和服务很差的大型精神病院关闭,精神障碍患者被转移至社区或综合性医院精神科。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转变取得了相当好的结果。美国Courtenay Harding在佛蒙特州精神病院进行的长期研究表明,1/3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转入社区后获得全面康复,另有1/3也获得显著改善。该研究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包括精神科医师,对精神分裂症预后的看法。
但“去机构化运动”并不是神话。当没有充足的资金,没有发展好的、真正的社区服务时,“去机构化运动”会转变成“转机构化运动”。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从精神病医院出院的无家可归的患者藏身于避难所,精神障碍患者被关进监狱的人数急剧增加,所接受到的服务支离破碎,患者被社区拒绝,病耻感增加,以及精神患者病死率增加。
Good教授分析了亚洲的情况。目前在亚洲,精神病院作为患者的终身看管机构仍然很常见,大量的资源和精神卫生专家都集中在精神病院,而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极其有限。亚洲国家精神科床位数从一开始就低于西方国家,即使经过“去机构化运动”,西方国家精神科的床位数仍高于大部分亚州国家。
另外,亚洲各国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包括病耻感、宗教信仰、对精神病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可替代的传统治疗手段,这些都会对精神卫生的服务模式产生影响。比如,有的患者长时间抵制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帮助,拒绝住院治疗,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患者长期住院治疗。
Good教授引用WHO精神卫生和物质依赖司主任Benedetto Saraceno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去机构化运动只有在有明确的理论支持,将患者成功地转移到有支持功能的社区,以及不同服务系统间的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才能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真正的服务。”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谢斌教授认为,Good教授的演讲对我国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探索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由于卫生资源水平和卫生保健体制不同,“去机构化运动”对于我们有着不同的含义。“去机构化运动”的目标——让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区仍然很重要,但我们要摸索符合我国国情和各地方特点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