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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乎其所自立而无患乎人不己知
http://www.100md.com 2007年11月23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835期
     □ 刘理想 中国中医科学院

    近几日拜读了张效霞博士的大作《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感觉受益匪浅。资料丰富翔实,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作者立论有据,说理清晰,论断新颖,出语警策,视野开阔,这与当前许多自说空话的有关中医发展著作相比,的确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全书由引论、主角、根由、方案、斗争、蜕变、分析、余音、出路等九个章节组成,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手法,对“废止中医”思潮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了系统梳理和科学分析。作者在书末最后提出“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只有回归中医,才可能拥有辉煌的明天”。笔者也曾对“废止中医”思潮有所关注(曾著《中医存废之争》一书),对近现代中医发展历程也曾作过粗浅的考察,对张效霞博士此论深有同感。

    我们知道,近一百多年来,由于遭受列强的侵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政治的不独立,经济的受剥削,中国文化也遭到破坏与扭曲。在殖民主义话语中,中国文化被表述为僵化落后的东西,认为它是人类文化进化初期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中国文化或遮蔽,或者压抑,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视其为非理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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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统治者不但用西方的思想方法去理解中国文化,而且鼓励中国人自己用西方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现实。殖民统治者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惟一可取的价值观,西方所走过的道路为人类社会惟一的道路,认为西方代表人类的“现代”,中国则处于“传统”的地带,中国除了重复西方的道路,别无他途。

    殖民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最终还要依赖于中国人的自觉认同。近代的中国人一方面勇于反抗殖民压迫,一方面又不得不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信条以潜在或变形的形式被接受下来,从而使得中国人或多或少地认同了西方殖民者对自己形象的扭曲。在《无知与偏见》一书中,张效霞博士说道:“‘五四’运动时期一大批醉心‘欧化’的学者,大都着眼于西方的‘文明’来批判东方的‘野蛮’,带有一种强烈的恨中不如西的情绪色彩。这时,他们连‘教’也不要了,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全盘反传统,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在近代中国的境遇亦与此同。在进化论和西方科学的冲击下,中医被评价为“落后、迷信、不科学”,遭到激进主义者激烈的批判,并进一步强化了中医“落后”的身份,中医表达自身的话语权也被剥夺,中医成了“失语”的中医,中医自身评价中医也要以西方医学话语来表达。而中医自身也不得不认同“落后”的身份,并积极改变自己落后的面貌,无论是医学改良,还是中医科学化,在科学(实质上是只是一种科学表现形式)一元观、医学一元论的思想指导下,近代很多中医思潮多是围绕中医如何向西医靠近、如何获得“科学”之名展开的,而实质上是“落后”的中医向“先进”的西医如何进化的问题。而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则是医学范围内激进主义思想发展极致在实践领域的表现,其实质是企图一劳永逸地将“落后”的中医一举废除,使之万劫不复,而以“先进”的西医学取代之。对此,张效霞博士在《无知与偏见》一书中有详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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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现代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的话语下,传统是落后的,尊古等同于守旧,继承无异于保守。在这种环境中,中医如何“进化”才是关键,继承倒成了次要之问题。即使是继承,也只是那些能够与西医相类似或能为西医所认可的,可以得到光明正大的继承。

    几千年来中医自身有自己的发展历程,有自己的进化历史,是按照自身规律连续稳步发展的。然而,进入近代之后,这个发展历程被强行地打断并发生了急剧偏转,在临床经过人体试验且卓有成效的方剂或中药,现在都成了不可靠的,需要经过小白鼠的点头才能取得合法身份。

    由此,我们便不难知道近现代中医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历程,中医进化是如何的“进化”。这样失去自身主体性与主导性的“进化”已不是正常的进化,而是有点类似于畸形化、扭曲化。

    当前,中医药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服务领域缩小,贡献率降低,医疗服务功能下降,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淡化以及中医药的理论创新还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等(高强《2005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导致当前中医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医发展主体性地位的丧失应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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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百年来中医身份的不明确及被扭曲化,中医历史的传统被歪曲、切断和摧毁,我们有必要重新确认中医的身份,建构中医自身的认识,对中医形成的本源有一清醒的认识。这方面首先离不开尊古,尊重先人的认识而不是扭曲,在中医自身的基础上认识自身。这也是中医学继承与发展的前提。为此,张效霞博士在《无知与偏见》最后一章中明确提出中医的出路:“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只有回归中医,才可能拥有辉煌的明天”。他在书中的末尾说道:“而拨乱反正的惟一有效途径,就是回归中医原有话语系统———让中医自己解释中医,把‘西化’了的概念、范畴重新加以厘正,把颠倒了的价值观念重新扳正过来,把异化了的思维方式重新变换回来,把断裂的文化传统尽量接续起来。惟有如此,中医学才有可能走出百年困惑;也惟有如此,中医学才可能拥有辉煌的明天。”

    中医如何继承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难以律一的沉重话题,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无知与偏见》的作者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圆满解决方案,但是作者是在对近现代中医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当前现状考察的基础上,发出“回归中医”的呼声,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几十年中医发展徘徊的根结所提出的发展思路,的确能给我们以启发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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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乎其所自立,而无患乎人不己知。”(韩愈《重答翊书》)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的观察方法提示传统的内容,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传统。至于传统是正是误,中医是否有效,有无价值,可以让实践去检验,让社会去选择,而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越俎代庖地作简单的判断。只有让中医药自己做主,确立中医药发展的自主性地位,才能保持其原创性的理论活力,也才能真正为别人所理解所知晓,发挥它自身所隐含着的价值。

    当然,“回归中医”并不是完全回归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并不是排斥现代科技文化。中医文化身份有源有头,也有其发展史。它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而不是永恒地固定于某一种本质化的过去。中医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确定中医的身份,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西医传入前的状况;中医的传统有待解释,而这种解释也不可能把这一百年的历史一笔勾销。相反,只能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中医自身发展规律,重构中医的文化身份。这就决定了中医文化身份的建构总是有两个向度: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一个是差异性和断裂性。前者为中医发展提供了传统和根基,后者则提醒人们不断地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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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只注意到西医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惯于趋同性思维,把西医的标准作为医学普适标准,另一些人则出于对西医化的警惕,惯于对抗性思维,而形成保守。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潜在地接受了二元思维,只不过前者把东西方看做同一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阶段,后者把东西方看做同一空间中的对立面。在中医文化身份建构性认同的过程中,既反对把西医作为中心,又反对固执于中医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当有助于中医历史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任何纯粹、静止、绝对的文化认同都是不可能的。

    在现实的科学发展条件下,对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差异保持清醒的态度,承认差异的存在,同时又不把差异看作凝固不变的东西;承认差异带来的阻碍,又不能由此认为医学之间无法交流;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抗,研究、探讨和描述差异,正是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保健事业服务。,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