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的日子里，读懂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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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医学院的第一天，所有课程都没有触及正题，只有病理学老师在白板上潦草地写了一个词：死亡。这个词在白板上一直保留着，第二天早上才被擦去。在随后的日子里，伴随着学医的脚步，我面对的死亡越来越多，于是我慢慢地去学会读懂死亡。
“我就要死了吗”
一个年仅18岁的小伙子，患有囊性纤维化(欧美人最常见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遗传病)。前一天晚上，化验室在他的血液中发现了“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这是一种能疯狂生长的病菌，对抗生素耐药，甚至能生长在青霉素之中。它在血液中的出现，意味着死亡将至。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我们把他作为清早查房的最后一个病人。
我们慢慢地走进病房。病房里有点暗，杂志、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一台游戏机还在闪着亮灯。小伙子醒着，坐在床上。他的父亲一脸憔悴地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等我看见小伙子脸上的表情时，我发觉他已经知道了。我告诉了他实验室结果。一阵沉默后，他看着我说：“我就要死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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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真的在问问题。我的回答也与问题毫不相干，只是说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主治医生也插话进来。但我确信，年轻的病人根本没在听。
3周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肿瘤科住院医生，负责20多个病人，他们的情况都很糟糕。癌症病情严重意味着：肿瘤挤压器官导致功能障碍；不得不注射大量的吗啡用于止痛，就像灌水一样；接受副作用很大的治疗。
一天，一位四十出头的强壮男子踏入了这个病房，因为他的血液中有大量畸形的淋巴细胞，这意味着白血病。事实上，他已经处于我们称之为“急变期”的阶段。
我一直观察着他的变化。他步伐矫健地走进医院，面色镇定、友善、意志坚定，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但到了下午4点，当诊断明确之后，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暴躁易怒，最后思维混乱。当我在他腹股沟穿刺放导管时，尽管用了麻醉，他还大声尖叫。此后，他沉静下来，整晚如此。那一夜，他的血氧含量开始下降，左眼皮也耷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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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三周里，我再没见他笑过。白血球计数不断下降，一个最普通的感染都会像野火一样把他扑倒。到了第三周后期，我几乎已经认不出他了：面色憔悴，嘴唇起皮，眼睛无神，还有些愠怒，好像怨恨着我们。他根本不跟任何人说话。
我知道，他不肯说话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是希望的破灭。他先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每件事，包括健康和美好的生活，都将灰飞烟灭。有了这样的想法，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到瞳孔中的自己
还有一个男病人，45岁，十分英俊，他来到急诊室说自己胸痛。随后，心电图和血液化验提示，他的心脏的确出问题了。在他被推进导管室之前，我试着和他谈了5分钟，这位帅气十足的男子根本不明白要发生什么。几个小时后，他被送进了重症心脏监护病房。过了几小时，一个护士叫我过去。进到病房，我拨起他的眼皮，瞳孔已经成了小黑点，并瞄向不同的方向。
紧急做了CT，片子上病人脑部正中有一个大白点，这是个血块，说明一根动脉已经破裂。我身后的神经外科值班医生说：“这个没法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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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将眼睁睁看着他死去——颅内的积血逐渐堆积，压迫脑组织；很快，大脑供血被阻断；再过一会儿，脑干受压，主管呼吸、心跳的神经中枢将停止运转……
当我最后一次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病人的眼睛是睁开的，苍白凸出的眼球就像一对乒乓球。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脉搏只有42，血压也在下降。最终的时刻来临了。我想再看一次他的瞳孔。但当我俯下身去，在他的眼珠里，我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一个白色、朦胧而扭曲的人形。
“死而复生”的奇迹
在医学院的第四年，我在神经内科会诊中心呆了一个月，又见到了许多令人难过的病例，但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去确定病人是否脑死亡了。
判定是否脑死亡，医生会用一些看上去很粗鲁的方法，比如把病人的头从一边滚到另一边、猛拉气管插管或向耳朵里灌冰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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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天，一位32岁的男子不省人事。被送到急诊室时，他的体温是42.1摄氏度。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没有任何脑活动的迹象。
走进他的病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亲属，只有床上的那具躯体和床边那台按照固定节奏嘶嘶啦啦作响的呼吸机。他的瞳孔大小固定不动，往耳朵里灌冰水也没反应。我告诉了主治医生，他说：“我去看看。”
当我们重返病房时，病人的家属也到了。突然，病人的眼睛睁开了，我几乎屏住了呼吸。主治医生发出了满意的笑声。在我身后，亲属们的声音渐渐升高，起初带着稍许的怀疑，继而爆发出庆祝的欢笑。
正当家属沉浸在喜悦之中，主治医生内疚地瞅了病人家属一眼，转而招招手让我俯身观察。他在病人眼前左右挥动着笔型电筒，病人的眼睛准确地随之而动。“你注意到什么了吗？”他问。
我看到，病人的眼睛在动，跟踪着物体。病人活着，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也许还听到了家人的狂喜。但是，脸上却毫无表情，四肢一动不动，甚至没有一个手指在抽搐。我看了看主治医生。他盯着病人，表情哀伤地说：“他被闭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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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锁综合征”，每当老师讲述它时，学生们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希望永远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病人脑干的一个区域遭受了中风，切断了大脑与身体的联系，除了使眼球运动的肌肉。此时，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但身体则和死亡的躯体一样——他被活生生地“埋葬”在一个死去的身体中。
站在病床边，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身后，病人家属的声音逐渐稀疏，归于寂静。这时，主治医生和他们谈了起来，身后悲声渐起。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第二天，我们进到病房，发现病人的家属兴奋得好像在观看一场焰火表演。见到我们，一个家属反复喊：“看，看!”她每说一次，病人的右手就会相应地挥一下。再看病人的脸，也有了变化，他扭曲着尽力露出半个脸的笑容。中风消解了，我们弄错了。
直到我们离开病房，一直无语的主治医生才说出话来：“你刚才看到的是个奇迹。从现在开始，当你碰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你就要想起这个人。”
我想他说的没错。, http://www.100md.com([美国]T·E· 霍尔特（医学博士） 博 峰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