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杀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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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8日
2003年10月17日，徐州人张文旭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受害者是其前妻吴华。张文旭:注册会计师，30岁；吴华：某中专学校会计，27岁。
挫败和抑郁的过度控制
人的最初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从而使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 ——弗洛姆
张文旭在徐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认识了吴华，之后两人全然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于2001年12月底结婚。
以下是记者和张文旭的对话：
记者：结婚时双方家长为什么反对？
张文旭：她的家人可能是看不上我吧，那时她妈给她介绍了一个搞软件的。
记者：结婚一年多时间，感觉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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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看着记者，低头，抬头要烟抽)。
记者：结婚后为什么老吵架？
张文旭：这些我都给他们说过了(指警察)。
记者注意到，张文旭性格内向、多疑孤僻，这一点在办案警官及张的朋友、邻居处得到了验证。案卷显示，婚后张、吴二人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有时甚至相互厮打。据张文旭身边的朋友、邻居介绍，吴华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张文旭则比较多疑、内向，婚后对吴十分苛刻，甚至不准她与陌生人接触，二人经常为此产生磨擦。最终吴华提出离婚，二人于2002年5月办理了离婚手续。
看似很普通的一桩家庭纠葛，但从张内向、多疑的心理外在可以看出，张具有典型的病理性“过度控制”迹象——在正常范围内，每个人都是“过度控制者”，不过，对于张这样的性格，此种“过度控制”极易激起暴力反应。
, 百拇医药
纽约州立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Toch在《暴力男性》一书中指出，许多暴力犯罪的衍生是行为人在人际冲动中习得，以惯性的方式暴力相向获益。另一位心理学家Megargee则提出了“高度攻击性者”的提法：高度攻击性者具有“低度控制”与“过度控制”两种心理人格特性。“低度控制者”无法抑制攻击行为，当被激怒或面临挫折时，即暴力相向。至于“过度控制”者基本上具有高度挫折忍受力，能经得起一般的挑衅，并接受社会规范约束，但在超过其容忍限度的情况下，其比前者更具暴力反应。
有必要再回到关于张文旭的一些个人经历：吴华的家人一直对张文旭这个女婿不满意，婚前如此，婚后更是如此。吴华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对张不满意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张的职业和经济能力——只是会计事务所的一般职员。可能是为了改善这一点，张文旭在此期间曾报考过证券会计师，如果考取，张的职业道路则会比以前光明一些，但遗憾的是他差3分没有考取。
因为客观原因，我们未能更多了解到张文旭的童年经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的这种猜忌、多疑的性格一定和他童年有关，比如某种刻骨铭心的挫败经历。婚后，吴华父母的态度更加重了他的挫败感。挫败感每个人都有，来自工作方面、家庭方面等，但具有抑郁性格的人，其挫败感所引起的反应会更激烈。在当下充满压力的社会生活境况下，很多人都在忍受着程度不同的各种恶劣情绪的煎熬——对付这种煎熬我们采取的其实都是一种“过度控制”，这点在上文有所说明——这更多是社会精神健康方面的话题，在此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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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性认知：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可使我们对潜在的冲突性质做尝试性的假定 ——卡伦·霍尔奈
离婚让张文旭感受到了某种“加强性挫败”。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婚姻生活的变动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常人如此，对于一个极度抑郁和有过挫败噩梦的人来说，其效应更大。
人在遭到挫折时往往采取攻击性的态度，就像肚子饿了会坐立不安，反应强烈的甚至会经常发火和大喊大叫。而当一个人遭受挫败的原因及发泄怒气的对象不明确或暂时不存在时，他身边的任何物或人都可能遭到株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劝说都不会奏效。
我们通过张的同事了解到，张在离婚后变得更加沉默，工作中出现过几次大的差池。因此在公司内部调整时他没有像其他几为同事一样升职，张甚至因此把一杯咖啡泼在一个得到升职的同事脸上。
张文旭与吴华离婚后，一直独居于他们二人此前住的房子。邻居说，很少见张出来走动，基本上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挫败感强烈时，人会以讨厌对方(外罚型)或责怪自己(内罚型)的方式求得心理上的稳定。比如对在讨论中压倒自己的人会产生反感，以“心术不正，惹人讨厌”为由将对方设成情绪发泄对象以安慰自己，这便是“合理化”的作用，即为守卫自己而在心里筑起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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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吴华有了男朋友。张文旭知道此事后，怀疑吴华在离婚前就与该男友有暧昧关系，感到自己戴了“绿帽子”。
记者：为什么离婚了还不放过她？
张文旭：她对不住我。她不该做那种丢脸的事。
记者：怎么对不住你了？
张文旭：她有别的男人，她下贱……我没想要杀了她，只是想报复一下……
记者：但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张文旭：她早就有了离婚的想法，就是因为看上了别人……
2003年1月13日上午，张文旭约吴华到他家。按张的说法，他约吴华来是想让吴华回心转意。在谈话当中，吴华接到了男朋友打来的电话。看到吴华眉开眼笑的样子，张文旭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无名怒火”爆发了。他猛扑过去，双手紧紧卡住了吴华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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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动力学上，有“自我预设”的概念：我们对一种未明确的结果所持有的预先信念常常是惟一使该结果成为真实结果的原因(威廉·詹姆斯)。“她有了别的男人”、“我戴了绿帽子”、“她这样是不对的”等等想法在张文旭来说，这些是事先在内心就已存在的，而吴华男朋友的电话则催化了张的这些内心认知，于是他爆发了。
心理学家Dollard的挫折学说表明，人在朝向某一目标的系列行为遭受挫折时，即可能衍生攻击行为，这种攻击行为的达成背后则是一系列的曲解认知。
下意识的挫折修正：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 ——威廉·詹姆斯
张文旭掐死吴华，在一阵恐惧、后悔之后，决定把吴华剁碎后匿尸。他扒光吴华的衣服，从厨房取来菜刀，向其头部砍了下去，结果一连数刀没有将头颅砍下来。这个时候，他母亲敲门喊他回家吃饭，他急忙用棉被将吴华裹起来塞到床下。当天下午，张文旭回到房间，把地上的血迹冲洗干净，带上衣服和1万多元现金，逃离了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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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在犯罪过程中，是有条理、比较冷静的，从现场的勘察报告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场门窗完好，室内衣柜门关闭，柜内衣物整齐，没有任何慌乱的痕迹。在张的心里，这只是一个自我逃离极度抑郁、挫折状态过程中的一个可怕失误，通过藏尸等举动可以发现，张文旭处理这一切好像是在算一笔账——对他来说，“新生活”会慢慢到来。
张文旭逃到昆明之后，办了假身份证和云南大学毕业证书，“原打算通过考试，重新拿到注册会计师学历后，在昆明隐姓埋名、娶妻生子生活一辈子”。在整个逃亡过程中，张虽然感到过恐惧，但从他的安排来看，他“强大”的自我心理还是没把杀人当成一件十分可怕的罪行。这些非正常观念来源于长期的挫折性抑郁——这种心理的日积月累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他过失”想法可以把一切归咎于他人——尤其是当“挫折”得到一定的释放之后。
心理学家兰克提出过一个基本的问题：个体是否完全“有能力自己肯定自己和自己接受自己”。荣格分析说，“某些人会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并且依赖于他自己，然而不幸的是，这会导致一种危险的自大，因为个体被他自己的意义塞得太满了。”——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抑郁性挫败，或者挫败性抑郁这类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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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异常的更多可能性 我们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福尚
从张文旭犯罪前后的一些心理细节上，我们能发现一些更具个体价值的分析方向。
和冷血型犯罪不同，张文旭的犯罪有很强的针对性——或者说是“特异性”，他只对固定的目标实施非预谋的犯罪，对于这一点，只要不过多从社会道德的层面来审视就会有所发现。
爱、孤独、抑郁、绝望，这些复合的压力对张文旭来说，形成了某种心理的潜流——是否杀人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随着和吴华的离婚，张文旭苦心维持的“个人世界”就已经坍塌了。
记者：在逃亡的这段时间，和家里联系过吗？
张文旭：没有……
记者：想过联系吗？真的想要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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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出来后(指从徐州逃亡以后)，到过南京、镇江、苏州、广州……只给一个朋友打过电话。
记者：为什么给朋友电话，你知道吗，警察就是通过你的朋友找到你的。
张文旭：迟早会被找到的……我不怪他。外逃后成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想打听一下徐州的情况。
在出逃的日子里，更深的焦灼和孤独无疑是张文旭最大的心理压力源，而这种压力恰恰是杀死吴华——“愤怒对象”消失后的心理“真空效应”所致。对张文旭来说，吴华代表的是一个持续的“应激”源，(所谓应激，是由危险的或出乎意料的外界情况的变化所导致的一种情绪状态。由于紧急的情景刺激这个有机体，就能使其激活水平很快改变，引起情绪的高度应激化。)，吴华的死亡并没有带给他意料中的心理平衡或满足，而是让他陷入了苦难的逃亡和更深的焦虑。
记者：在昆明的几个月里，靠什么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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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打牌。
据案卷显示，张文旭逃到昆明后，用假名登记入住了一家私人旅馆，住了大半年了，其间一天到晚泡在麻将馆里打牌，靠赌博维持生活。
赌博对心境异常者来说，可以提供逃避压力的出口。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生命中出现的危机不应被视为是促使个人赌博的因素，而可能是增加赌博的强度。也就是说，危机与压力只具有促使个体参与赌博的催化作用。心理学家Zuckerman指出，赌徒在人格特质上倾向于追求权力、成就与获得肯定。
而张文旭在作案前是不赌博的，结合上文，张文旭曾表达过“在昆明隐姓埋名、娶妻生子生活一辈子”。——张文旭对正常生活的追求始终是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欲求来操控的——抑郁、狂躁、以自我为中心、短视等，而且，这种非正常的心理欲求在张的心里“势力强大”，足以左右他做出一系列以自我为中心的决定。, http://www.100md.com
挫败和抑郁的过度控制
人的最初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从而使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 ——弗洛姆
张文旭在徐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认识了吴华，之后两人全然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于2001年12月底结婚。
以下是记者和张文旭的对话：
记者：结婚时双方家长为什么反对？
张文旭：她的家人可能是看不上我吧，那时她妈给她介绍了一个搞软件的。
记者：结婚一年多时间，感觉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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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看着记者，低头，抬头要烟抽)。
记者：结婚后为什么老吵架？
张文旭：这些我都给他们说过了(指警察)。
记者注意到，张文旭性格内向、多疑孤僻，这一点在办案警官及张的朋友、邻居处得到了验证。案卷显示，婚后张、吴二人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有时甚至相互厮打。据张文旭身边的朋友、邻居介绍，吴华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张文旭则比较多疑、内向，婚后对吴十分苛刻，甚至不准她与陌生人接触，二人经常为此产生磨擦。最终吴华提出离婚，二人于2002年5月办理了离婚手续。
看似很普通的一桩家庭纠葛，但从张内向、多疑的心理外在可以看出，张具有典型的病理性“过度控制”迹象——在正常范围内，每个人都是“过度控制者”，不过，对于张这样的性格，此种“过度控制”极易激起暴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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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Toch在《暴力男性》一书中指出，许多暴力犯罪的衍生是行为人在人际冲动中习得，以惯性的方式暴力相向获益。另一位心理学家Megargee则提出了“高度攻击性者”的提法：高度攻击性者具有“低度控制”与“过度控制”两种心理人格特性。“低度控制者”无法抑制攻击行为，当被激怒或面临挫折时，即暴力相向。至于“过度控制”者基本上具有高度挫折忍受力，能经得起一般的挑衅，并接受社会规范约束，但在超过其容忍限度的情况下，其比前者更具暴力反应。
有必要再回到关于张文旭的一些个人经历：吴华的家人一直对张文旭这个女婿不满意，婚前如此，婚后更是如此。吴华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对张不满意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张的职业和经济能力——只是会计事务所的一般职员。可能是为了改善这一点，张文旭在此期间曾报考过证券会计师，如果考取，张的职业道路则会比以前光明一些，但遗憾的是他差3分没有考取。
因为客观原因，我们未能更多了解到张文旭的童年经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的这种猜忌、多疑的性格一定和他童年有关，比如某种刻骨铭心的挫败经历。婚后，吴华父母的态度更加重了他的挫败感。挫败感每个人都有，来自工作方面、家庭方面等，但具有抑郁性格的人，其挫败感所引起的反应会更激烈。在当下充满压力的社会生活境况下，很多人都在忍受着程度不同的各种恶劣情绪的煎熬——对付这种煎熬我们采取的其实都是一种“过度控制”，这点在上文有所说明——这更多是社会精神健康方面的话题，在此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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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性认知：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可使我们对潜在的冲突性质做尝试性的假定 ——卡伦·霍尔奈
离婚让张文旭感受到了某种“加强性挫败”。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婚姻生活的变动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常人如此，对于一个极度抑郁和有过挫败噩梦的人来说，其效应更大。
人在遭到挫折时往往采取攻击性的态度，就像肚子饿了会坐立不安，反应强烈的甚至会经常发火和大喊大叫。而当一个人遭受挫败的原因及发泄怒气的对象不明确或暂时不存在时，他身边的任何物或人都可能遭到株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劝说都不会奏效。
我们通过张的同事了解到，张在离婚后变得更加沉默，工作中出现过几次大的差池。因此在公司内部调整时他没有像其他几为同事一样升职，张甚至因此把一杯咖啡泼在一个得到升职的同事脸上。
张文旭与吴华离婚后，一直独居于他们二人此前住的房子。邻居说，很少见张出来走动，基本上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挫败感强烈时，人会以讨厌对方(外罚型)或责怪自己(内罚型)的方式求得心理上的稳定。比如对在讨论中压倒自己的人会产生反感，以“心术不正，惹人讨厌”为由将对方设成情绪发泄对象以安慰自己，这便是“合理化”的作用，即为守卫自己而在心里筑起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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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吴华有了男朋友。张文旭知道此事后，怀疑吴华在离婚前就与该男友有暧昧关系，感到自己戴了“绿帽子”。
记者：为什么离婚了还不放过她？
张文旭：她对不住我。她不该做那种丢脸的事。
记者：怎么对不住你了？
张文旭：她有别的男人，她下贱……我没想要杀了她，只是想报复一下……
记者：但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张文旭：她早就有了离婚的想法，就是因为看上了别人……
2003年1月13日上午，张文旭约吴华到他家。按张的说法，他约吴华来是想让吴华回心转意。在谈话当中，吴华接到了男朋友打来的电话。看到吴华眉开眼笑的样子，张文旭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无名怒火”爆发了。他猛扑过去，双手紧紧卡住了吴华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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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动力学上，有“自我预设”的概念：我们对一种未明确的结果所持有的预先信念常常是惟一使该结果成为真实结果的原因(威廉·詹姆斯)。“她有了别的男人”、“我戴了绿帽子”、“她这样是不对的”等等想法在张文旭来说，这些是事先在内心就已存在的，而吴华男朋友的电话则催化了张的这些内心认知，于是他爆发了。
心理学家Dollard的挫折学说表明，人在朝向某一目标的系列行为遭受挫折时，即可能衍生攻击行为，这种攻击行为的达成背后则是一系列的曲解认知。
下意识的挫折修正：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 ——威廉·詹姆斯
张文旭掐死吴华，在一阵恐惧、后悔之后，决定把吴华剁碎后匿尸。他扒光吴华的衣服，从厨房取来菜刀，向其头部砍了下去，结果一连数刀没有将头颅砍下来。这个时候，他母亲敲门喊他回家吃饭，他急忙用棉被将吴华裹起来塞到床下。当天下午，张文旭回到房间，把地上的血迹冲洗干净，带上衣服和1万多元现金，逃离了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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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在犯罪过程中，是有条理、比较冷静的，从现场的勘察报告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场门窗完好，室内衣柜门关闭，柜内衣物整齐，没有任何慌乱的痕迹。在张的心里，这只是一个自我逃离极度抑郁、挫折状态过程中的一个可怕失误，通过藏尸等举动可以发现，张文旭处理这一切好像是在算一笔账——对他来说，“新生活”会慢慢到来。
张文旭逃到昆明之后，办了假身份证和云南大学毕业证书，“原打算通过考试，重新拿到注册会计师学历后，在昆明隐姓埋名、娶妻生子生活一辈子”。在整个逃亡过程中，张虽然感到过恐惧，但从他的安排来看，他“强大”的自我心理还是没把杀人当成一件十分可怕的罪行。这些非正常观念来源于长期的挫折性抑郁——这种心理的日积月累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他过失”想法可以把一切归咎于他人——尤其是当“挫折”得到一定的释放之后。
心理学家兰克提出过一个基本的问题：个体是否完全“有能力自己肯定自己和自己接受自己”。荣格分析说，“某些人会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并且依赖于他自己，然而不幸的是，这会导致一种危险的自大，因为个体被他自己的意义塞得太满了。”——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抑郁性挫败，或者挫败性抑郁这类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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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异常的更多可能性 我们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福尚
从张文旭犯罪前后的一些心理细节上，我们能发现一些更具个体价值的分析方向。
和冷血型犯罪不同，张文旭的犯罪有很强的针对性——或者说是“特异性”，他只对固定的目标实施非预谋的犯罪，对于这一点，只要不过多从社会道德的层面来审视就会有所发现。
爱、孤独、抑郁、绝望，这些复合的压力对张文旭来说，形成了某种心理的潜流——是否杀人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随着和吴华的离婚，张文旭苦心维持的“个人世界”就已经坍塌了。
记者：在逃亡的这段时间，和家里联系过吗？
张文旭：没有……
记者：想过联系吗？真的想要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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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出来后(指从徐州逃亡以后)，到过南京、镇江、苏州、广州……只给一个朋友打过电话。
记者：为什么给朋友电话，你知道吗，警察就是通过你的朋友找到你的。
张文旭：迟早会被找到的……我不怪他。外逃后成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想打听一下徐州的情况。
在出逃的日子里，更深的焦灼和孤独无疑是张文旭最大的心理压力源，而这种压力恰恰是杀死吴华——“愤怒对象”消失后的心理“真空效应”所致。对张文旭来说，吴华代表的是一个持续的“应激”源，(所谓应激，是由危险的或出乎意料的外界情况的变化所导致的一种情绪状态。由于紧急的情景刺激这个有机体，就能使其激活水平很快改变，引起情绪的高度应激化。)，吴华的死亡并没有带给他意料中的心理平衡或满足，而是让他陷入了苦难的逃亡和更深的焦虑。
记者：在昆明的几个月里，靠什么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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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旭：打牌。
据案卷显示，张文旭逃到昆明后，用假名登记入住了一家私人旅馆，住了大半年了，其间一天到晚泡在麻将馆里打牌，靠赌博维持生活。
赌博对心境异常者来说，可以提供逃避压力的出口。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生命中出现的危机不应被视为是促使个人赌博的因素，而可能是增加赌博的强度。也就是说，危机与压力只具有促使个体参与赌博的催化作用。心理学家Zuckerman指出，赌徒在人格特质上倾向于追求权力、成就与获得肯定。
而张文旭在作案前是不赌博的，结合上文，张文旭曾表达过“在昆明隐姓埋名、娶妻生子生活一辈子”。——张文旭对正常生活的追求始终是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欲求来操控的——抑郁、狂躁、以自我为中心、短视等，而且，这种非正常的心理欲求在张的心里“势力强大”，足以左右他做出一系列以自我为中心的决定。,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