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人文的医生
“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
怀揣医为仁术、救死扶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医生们上路了，但不久他们便发现，这条路并不平坦。为“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责任，他们比前人更需勇士披荆斩棘的气概，但每踏出的一步又都必须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为不知何时一次“偏向”，便有可能掉入万丈深渊。于是，这份初始的承诺日渐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病人并未减少对医生的期待，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让他们越来越觉得医生就应该“妙手回春”。他们希望，医生能像古代的传教士一样，握着自己的手，看着自己的眼睛，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每种心情都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这原本是没有错的。“医者父母心”，古往今来，无数的医学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言行履行着“首先做一个朋友、做一个知己”的信条，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生活中的幸福，而仅仅为了无愧于“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号。
, http://www.100md.com
但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整天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时常碰上难以沟通的病人甚至无辜被辱被打时，又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要求他们简单地相信“医学是一门既非纯科学也非纯艺术，更应该是一门宗教”的说法。
于是，医生和患者这对本应该在“一个战壕中的战友”开始生分了，过去的信任被逐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重重戒心：患者觉得医生冷漠；医生觉得自己一直在努力，却还要忍受一些病人的无理取闹甚至人身攻击，当看到自己的同事无辜挨骂挨打甚至致残致死时，他们的心在流血，他们不能不设法“保护”自己。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最后皆大欢喜，病人需要多给一些理解，要理解现阶段医学发展仍有许多局限性，不是所有的病医生都能诊断出来，也不是所有病都能治好，更不是花了钱病就一定能好；医生要身先士卒，学会做“人文的医生”。简单点说，就是遵守伦理道德，学会和病人沟通的技巧，学会换位思考，多想想如果你得了病会怎么办？对病人多些笑脸、多些温柔的动作、多说几句好听的话，其实并不很难。
, 百拇医药
西方医学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疾病认识越来越深入，但近年来它却缺少了对“人文”的关注。如果说过去我们需要在传统的人文“画布”上绘上科学“风景”，那现在则更需要在科学的“风景”上添些人文景观。我们期望涌现越来越多林巧稚、张孝骞式的医生，也呼唤社会和公众尊重、理解医生，构筑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提高医德，当务之急(焦点热评)
黄晴
中国有句古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医生职业的一种极高评价和期待。
在传统的中国精神文化中，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人格，那么，“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则是一种为医的最高理想人格。医生，是一种具有极高职业道德要求的行业，必须要有一种对人的普世悲悯情怀，同时，也要求有治病救人的良好专业水平。
, 百拇医药
可医生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人体现象，医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经验科学，医生专业水准的高下不一还是一种客观的现象。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人生经历，“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也还是一种普遍的无奈。因此，患者对医生的要求和期待，也必须理性和通情达理，否则，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医患矛盾和冲突。
当前，提高医德水准是当务之急。医疗事业在商品社会中虽然具有商业性质，但主体上是一种社会事务，而且是“人命关天”的事业，因此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的职业目标。医生需要具有高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和人文关怀，向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医德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向患者提供了有利治疗的心理环境，即使出现了“治不了命”的情况，也能向患者提供良好的临终关怀。
促进医德水平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教育系统要加强医德教化，医疗系统要加强内部管理，社会要有一种尊重医生、护士的氛围，对搞医疗欺诈者要进行有效打击等等。此外，对当前医疗体系中的“商业化过度”现象，政府也要进行符合国情的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医疗的社会保障水平。
如今医疗纠纷较多，大体是三种情况：一是出了医疗事故，二是患者亲属在悲痛之下情绪失控，三是相关人士有潜在的利益要求。对这类问题，只能具体分析、具体解决。在这方面，需要有更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更权威的评判机制和机构，从而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权益。另一方面，社会也要加强对医患双方的行为规则教育，减少“医闹”现象，因为这会大大增加医疗机构的运行成本，损害全社会的利益。▲(作者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百拇医药(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高润霖)
怀揣医为仁术、救死扶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医生们上路了，但不久他们便发现，这条路并不平坦。为“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责任，他们比前人更需勇士披荆斩棘的气概，但每踏出的一步又都必须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为不知何时一次“偏向”，便有可能掉入万丈深渊。于是，这份初始的承诺日渐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病人并未减少对医生的期待，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让他们越来越觉得医生就应该“妙手回春”。他们希望，医生能像古代的传教士一样，握着自己的手，看着自己的眼睛，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每种心情都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这原本是没有错的。“医者父母心”，古往今来，无数的医学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言行履行着“首先做一个朋友、做一个知己”的信条，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生活中的幸福，而仅仅为了无愧于“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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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整天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时常碰上难以沟通的病人甚至无辜被辱被打时，又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要求他们简单地相信“医学是一门既非纯科学也非纯艺术，更应该是一门宗教”的说法。
于是，医生和患者这对本应该在“一个战壕中的战友”开始生分了，过去的信任被逐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重重戒心：患者觉得医生冷漠；医生觉得自己一直在努力，却还要忍受一些病人的无理取闹甚至人身攻击，当看到自己的同事无辜挨骂挨打甚至致残致死时，他们的心在流血，他们不能不设法“保护”自己。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最后皆大欢喜，病人需要多给一些理解，要理解现阶段医学发展仍有许多局限性，不是所有的病医生都能诊断出来，也不是所有病都能治好，更不是花了钱病就一定能好；医生要身先士卒，学会做“人文的医生”。简单点说，就是遵守伦理道德，学会和病人沟通的技巧，学会换位思考，多想想如果你得了病会怎么办？对病人多些笑脸、多些温柔的动作、多说几句好听的话，其实并不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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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疾病认识越来越深入，但近年来它却缺少了对“人文”的关注。如果说过去我们需要在传统的人文“画布”上绘上科学“风景”，那现在则更需要在科学的“风景”上添些人文景观。我们期望涌现越来越多林巧稚、张孝骞式的医生，也呼唤社会和公众尊重、理解医生，构筑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提高医德，当务之急(焦点热评)
黄晴
中国有句古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医生职业的一种极高评价和期待。
在传统的中国精神文化中，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人格，那么，“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则是一种为医的最高理想人格。医生，是一种具有极高职业道德要求的行业，必须要有一种对人的普世悲悯情怀，同时，也要求有治病救人的良好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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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医生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人体现象，医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经验科学，医生专业水准的高下不一还是一种客观的现象。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人生经历，“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也还是一种普遍的无奈。因此，患者对医生的要求和期待，也必须理性和通情达理，否则，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医患矛盾和冲突。
当前，提高医德水准是当务之急。医疗事业在商品社会中虽然具有商业性质，但主体上是一种社会事务，而且是“人命关天”的事业，因此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的职业目标。医生需要具有高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和人文关怀，向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医德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向患者提供了有利治疗的心理环境，即使出现了“治不了命”的情况，也能向患者提供良好的临终关怀。
促进医德水平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教育系统要加强医德教化，医疗系统要加强内部管理，社会要有一种尊重医生、护士的氛围，对搞医疗欺诈者要进行有效打击等等。此外，对当前医疗体系中的“商业化过度”现象，政府也要进行符合国情的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医疗的社会保障水平。
如今医疗纠纷较多，大体是三种情况：一是出了医疗事故，二是患者亲属在悲痛之下情绪失控，三是相关人士有潜在的利益要求。对这类问题，只能具体分析、具体解决。在这方面，需要有更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更权威的评判机制和机构，从而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权益。另一方面，社会也要加强对医患双方的行为规则教育，减少“医闹”现象，因为这会大大增加医疗机构的运行成本，损害全社会的利益。▲(作者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百拇医药(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高润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