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在中国面临挑战
据东北网4月11日讯，5年来，由于扩张性心脏病的逐渐加重，黑龙江省10岁男孩张鑫只能腆着一个“孕妇”肚子整日躺在床上。他很想换上一颗健康的心，跟爸爸回到龙江县的家。可是，他们被医生告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每年有近千人在等待心脏移植的过程中死亡，由于供体严重缺乏，心脏移植的比例甚至小于1000∶1。换心，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目前缺少明确立法
“供体短缺是世界性问题，中国缺的更加严重”，哈医大二院心外科吴乃石教授说。目前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体器官捐赠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但换心术需要“鲜活”的心脏。通常只有脑死亡的人才可以捐赠，目前我国尚没有《脑死亡法》，这极大减少了移植心脏的供体来源。吴教授解释说，因为脑死亡时间通常早于心跳呼吸死亡时间，脑死亡法，可以及时得到可利用的脏器，如肾、心脏、肝、肺等，拯救濒危患者。
尽管2007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吴乃石教授介绍，黑龙江省每年约有近万名患者需要心脏移植，但绝大多数人因为“信心不足”、“没钱”等原因退却了，“有能力”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还有近千名患者。然而，2007年，黑龙江省仅有一名患者成功进行了换心手术。
, 百拇医药
目前国内医院通行的临床死亡标准是“心脏死亡”标准，即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呈直线、瞳孔散大等。
据悉，脑死亡病人捐献的器官质量通常很高，可以有效缓解器官供体不足。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全国每年100多万的患者，只有1%左右可获得供体进行正常手术治疗。以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脏科为例，从2001年开始，每年有心脏移植需要的患者100例，但99%的人最后都因为没有心脏供体而无法救治。
“脑死亡”可以救治更多生命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后者脑干功能是存在的，昏迷只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不少国家过去一直把“心跳停止”和“呼吸消失”作为死亡的标准，但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呼吸机的出现，病人的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长期维持。但是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破坏，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均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标准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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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脑死亡，会减少很多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只维持呼吸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去年我国颁布《器官移植条例》后，如果没有脑死亡，就没有真正的器官捐献。”黄洁夫说，我国每年有15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摘取器官要在人呼吸停止15分钟内进行，即使有人愿意捐献器官，也很难保证在15分钟之内让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赶到。如果同意以“脑死亡”为标准，可以在驾驶证等身份证明上注明，这样就可以确定脑死亡维持呼吸，等到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来摘取。
黄洁夫说，脑死亡立法首先要在医务人员中达成共识，制定出脑死亡标准。卫生部门还要与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做好协调工作。对于脑死亡的标准出台及立法，国内医学界一直呼声不断。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将于4月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脑死亡的相应操作。
“脑死亡”面临挑战
“脑死亡”在中国的实行将面临挑战。首先，医生的判定将面临挑战。黄洁夫说，目前全世界关于死亡的判定有两套标准：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世界上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在医学界形成了脑死亡认定的共识，并由医学界掌握，供患者家属选择。
, 百拇医药
“中国的脑死亡必须得到共识，没有脑死亡判定，就没有真正的人体器官移植，因为一个人呼吸停止至15分钟后器官就不能再用。”黄洁夫说，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能参与死亡鉴定，“器官移植的捐献和获取必须由第三方认定，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两条线”。
除了判定认可，亲属的认可和心理接受程度，如何避免这个层面的医疗纠纷将是中国医疗界面临的另一方面挑战。
黄洁夫又表示，我国的器官移植立法既要符合医学伦理和道德原则，也要吻合我国的国情，要遵循自愿捐献、知情同意、自主决定、非商业化、公平公正、人文关怀和技术准入的原则。自愿捐献活体器官的，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登记手续，尸体器官捐献的，由近亲属办理登记手续；绝对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但可以支付必要的诸如器官处理和保存的服务费用。他强调，基于我国人民群众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目前我国还不宜实行推定同意捐献政策，应保证死者的亲属充分知情和同意，否则不宜进行尸体器官的摘取。
中国器官移植规范标准化的进程和对非法行为的抵制，也许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本报记者 耿兴敏), 百拇医药
目前缺少明确立法
“供体短缺是世界性问题，中国缺的更加严重”，哈医大二院心外科吴乃石教授说。目前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体器官捐赠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但换心术需要“鲜活”的心脏。通常只有脑死亡的人才可以捐赠，目前我国尚没有《脑死亡法》，这极大减少了移植心脏的供体来源。吴教授解释说，因为脑死亡时间通常早于心跳呼吸死亡时间，脑死亡法，可以及时得到可利用的脏器，如肾、心脏、肝、肺等，拯救濒危患者。
尽管2007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吴乃石教授介绍，黑龙江省每年约有近万名患者需要心脏移植，但绝大多数人因为“信心不足”、“没钱”等原因退却了，“有能力”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还有近千名患者。然而，2007年，黑龙江省仅有一名患者成功进行了换心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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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医院通行的临床死亡标准是“心脏死亡”标准，即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呈直线、瞳孔散大等。
据悉，脑死亡病人捐献的器官质量通常很高，可以有效缓解器官供体不足。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全国每年100多万的患者，只有1%左右可获得供体进行正常手术治疗。以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脏科为例，从2001年开始，每年有心脏移植需要的患者100例，但99%的人最后都因为没有心脏供体而无法救治。
“脑死亡”可以救治更多生命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后者脑干功能是存在的，昏迷只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不少国家过去一直把“心跳停止”和“呼吸消失”作为死亡的标准，但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呼吸机的出现，病人的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长期维持。但是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破坏，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均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标准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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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脑死亡，会减少很多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只维持呼吸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去年我国颁布《器官移植条例》后，如果没有脑死亡，就没有真正的器官捐献。”黄洁夫说，我国每年有15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摘取器官要在人呼吸停止15分钟内进行，即使有人愿意捐献器官，也很难保证在15分钟之内让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赶到。如果同意以“脑死亡”为标准，可以在驾驶证等身份证明上注明，这样就可以确定脑死亡维持呼吸，等到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来摘取。
黄洁夫说，脑死亡立法首先要在医务人员中达成共识，制定出脑死亡标准。卫生部门还要与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做好协调工作。对于脑死亡的标准出台及立法，国内医学界一直呼声不断。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将于4月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脑死亡的相应操作。
“脑死亡”面临挑战
“脑死亡”在中国的实行将面临挑战。首先，医生的判定将面临挑战。黄洁夫说，目前全世界关于死亡的判定有两套标准：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世界上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在医学界形成了脑死亡认定的共识，并由医学界掌握，供患者家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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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脑死亡必须得到共识，没有脑死亡判定，就没有真正的人体器官移植，因为一个人呼吸停止至15分钟后器官就不能再用。”黄洁夫说，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能参与死亡鉴定，“器官移植的捐献和获取必须由第三方认定，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两条线”。
除了判定认可，亲属的认可和心理接受程度，如何避免这个层面的医疗纠纷将是中国医疗界面临的另一方面挑战。
黄洁夫又表示，我国的器官移植立法既要符合医学伦理和道德原则，也要吻合我国的国情，要遵循自愿捐献、知情同意、自主决定、非商业化、公平公正、人文关怀和技术准入的原则。自愿捐献活体器官的，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登记手续，尸体器官捐献的，由近亲属办理登记手续；绝对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但可以支付必要的诸如器官处理和保存的服务费用。他强调，基于我国人民群众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目前我国还不宜实行推定同意捐献政策，应保证死者的亲属充分知情和同意，否则不宜进行尸体器官的摘取。
中国器官移植规范标准化的进程和对非法行为的抵制，也许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本报记者 耿兴敏),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