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 树德为怀 ——怀念我的恩师焦树德教授
我的恩师焦树德教授因病于2008年6月14日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6岁。初闻噩耗，心中之悲恸难以言表。恩师仙逝，医界震惊!抚今追昔，难忘恩情。阐明迷津，温煦坚冰；化悲为力，后人继承。
2000年10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高级讲习班” 在广州召开，邓铁涛、任继学、颜德馨、焦树德、路志正、朱良春、周仲瑛、干祖望、陆广莘、张琪、吉良晨等全国名老中医汇集羊城。在邓老的倡仪下，名老中医们不顾年事已高，愿意通过师带徒的方式，把他们几十年的学术经验和临床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学，培养和扶持有志于岐黄事业的中青年中医。我有机会正式拜师成为焦师的学术继承人，作为中医队伍中的无名小辈，能有幸拜师焦树德教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造化。
在从师跟诊的过程中，焦师不辞辛苦，不厌其烦，言传亲授，解难释疑，临证指迷，使我不仅对焦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有了较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而且更加钦佩恩师的崇高医德。焦师经常教导我要铭记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的古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时常告诫我：“既习此业，必先要正其心，端其品，怀其仁，无贪欲”，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焦师不仅以“言教”，更是以高尚的品德、崇高的思想境界，一颗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仁者之心以“身教”，激励和鞭策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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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师非常重视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特别强调辨证论治，并能采撷现代医学为我所用，力求辨证精确，立法精当，选方用药丝丝入扣。他知识渊博，所治甚广，举凡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以及皮外科等疾病，皆有所长，尤擅诊治中医内科疑难重病，对心脑血管、急性热病、风湿类疾病等颇具心得，即使是一些疑难怪病，包括西医诊断不明、治疗乏效的疾病，经过焦师缜密的辨证，精心处方用药，也往往是应手而效，妙手回春。
焦师从医济世60余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前来求医于焦师的患者络绎不绝，每逢他的出诊日，诊室周围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众多全国各地、国外慕名求诊者常常是提前而至，排队等候。尽管当时焦师年过八旬，医院严格限号，但焦师总是能给加号则加，能给诊治的竭力去诊治，他从不询问患者的地位，不分贫富，均以仁心相待，逐一认真诊察、处方、选药，并耐心解答，为此焦师周二、周五上午出门诊时，从未按时下过班。老师的辛勤付出换来了患者病情的缓解和痊愈，换来了患者及家属心底的微笑，更换来了他们对老师发自肺腑的感激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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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平素体健，因不慎淋雨感寒后，出现白细胞下降，关节疼痛，时发低热，疲乏短气等症。曾在上海某大医院诊治，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迭进中西药物治疗，病情时好时坏。后低热缠绵不解，渐出现胸、腹水和全身水肿，行多项检查，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肝硬化待排”，骨髓穿刺检查示“再生障碍性贫血改变”，CT检查纵隔、腹腔有多个肿大的淋巴结，又考虑为“恶性肿瘤转移所致”，但未找到原发肿瘤病灶，谓病已至晚期，医家束手。
我心急如焚，飞赴上海，见到母亲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大肉消脱，卧床不起，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遂接到广州治疗。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恶性淋巴瘤(衰减型)。按照西医治疗的方法，必须进行联合化疗。但母亲身体衰弱恐难承受，于是我就向远在北京的焦师求教。
焦师告诉我：即使是西医确诊的疾病也要注意运用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去进行分析、归纳，辨出是中医的何病、何证，然后根据证候去立法、选方、用药，鼓励我用中医药为主的方法进行治疗，在辨证论治使用中药的基础上，可加用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中的“犀黄丸”或“小金丹”。我遵从焦师的教导，只给我母亲用了一次小剂量的长春新碱(2mg)诱导化疗后，主要以中医为主治疗，处处以固护脾胃，益气养血为法，经过将近1个月的住院治疗，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饮食渐进，发热减退，水肿渐消，各项化验治标逐渐好转，并可下地活动。至今母亲身体健如初，曾行B超等检查，未发现异常，亲戚朋友和周围邻居视为“奇迹”。
焦师不仅是名医，又是严师。他深知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医人才，必须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因此，在学习上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不但为我制订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和进度，而且经常督促、指导和检查。更令人感动的是，焦师对待学生如同子女，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无论我何时去北京跟师，师傅和师母总是嘘寒问暖，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每次临返广州前，焦师和师母都要来送行，并且千嘱咐，万叮咛。师父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师父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学生无以为报，只有永远将恩师的谆谆教诲作为座右铭，加倍努力，继承恩师的高尚医德，精湛医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医事业，争取早日成为恩师等老一辈中医学家期望的21世纪合格的中医药人才，为继承发扬中医学而奋斗终身。, http://www.100md.com(陈 伟 广东省中医院经典临床运用研究室)
2000年10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高级讲习班” 在广州召开，邓铁涛、任继学、颜德馨、焦树德、路志正、朱良春、周仲瑛、干祖望、陆广莘、张琪、吉良晨等全国名老中医汇集羊城。在邓老的倡仪下，名老中医们不顾年事已高，愿意通过师带徒的方式，把他们几十年的学术经验和临床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学，培养和扶持有志于岐黄事业的中青年中医。我有机会正式拜师成为焦师的学术继承人，作为中医队伍中的无名小辈，能有幸拜师焦树德教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造化。
在从师跟诊的过程中，焦师不辞辛苦，不厌其烦，言传亲授，解难释疑，临证指迷，使我不仅对焦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有了较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而且更加钦佩恩师的崇高医德。焦师经常教导我要铭记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的古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时常告诫我：“既习此业，必先要正其心，端其品，怀其仁，无贪欲”，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焦师不仅以“言教”，更是以高尚的品德、崇高的思想境界，一颗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仁者之心以“身教”，激励和鞭策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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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师非常重视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特别强调辨证论治，并能采撷现代医学为我所用，力求辨证精确，立法精当，选方用药丝丝入扣。他知识渊博，所治甚广，举凡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以及皮外科等疾病，皆有所长，尤擅诊治中医内科疑难重病，对心脑血管、急性热病、风湿类疾病等颇具心得，即使是一些疑难怪病，包括西医诊断不明、治疗乏效的疾病，经过焦师缜密的辨证，精心处方用药，也往往是应手而效，妙手回春。
焦师从医济世60余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前来求医于焦师的患者络绎不绝，每逢他的出诊日，诊室周围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众多全国各地、国外慕名求诊者常常是提前而至，排队等候。尽管当时焦师年过八旬，医院严格限号，但焦师总是能给加号则加，能给诊治的竭力去诊治，他从不询问患者的地位，不分贫富，均以仁心相待，逐一认真诊察、处方、选药，并耐心解答，为此焦师周二、周五上午出门诊时，从未按时下过班。老师的辛勤付出换来了患者病情的缓解和痊愈，换来了患者及家属心底的微笑，更换来了他们对老师发自肺腑的感激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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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平素体健，因不慎淋雨感寒后，出现白细胞下降，关节疼痛，时发低热，疲乏短气等症。曾在上海某大医院诊治，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迭进中西药物治疗，病情时好时坏。后低热缠绵不解，渐出现胸、腹水和全身水肿，行多项检查，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肝硬化待排”，骨髓穿刺检查示“再生障碍性贫血改变”，CT检查纵隔、腹腔有多个肿大的淋巴结，又考虑为“恶性肿瘤转移所致”，但未找到原发肿瘤病灶，谓病已至晚期，医家束手。
我心急如焚，飞赴上海，见到母亲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大肉消脱，卧床不起，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遂接到广州治疗。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恶性淋巴瘤(衰减型)。按照西医治疗的方法，必须进行联合化疗。但母亲身体衰弱恐难承受，于是我就向远在北京的焦师求教。
焦师告诉我：即使是西医确诊的疾病也要注意运用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去进行分析、归纳，辨出是中医的何病、何证，然后根据证候去立法、选方、用药，鼓励我用中医药为主的方法进行治疗，在辨证论治使用中药的基础上，可加用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中的“犀黄丸”或“小金丹”。我遵从焦师的教导，只给我母亲用了一次小剂量的长春新碱(2mg)诱导化疗后，主要以中医为主治疗，处处以固护脾胃，益气养血为法，经过将近1个月的住院治疗，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饮食渐进，发热减退，水肿渐消，各项化验治标逐渐好转，并可下地活动。至今母亲身体健如初，曾行B超等检查，未发现异常，亲戚朋友和周围邻居视为“奇迹”。
焦师不仅是名医，又是严师。他深知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医人才，必须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因此，在学习上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不但为我制订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和进度，而且经常督促、指导和检查。更令人感动的是，焦师对待学生如同子女，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无论我何时去北京跟师，师傅和师母总是嘘寒问暖，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每次临返广州前，焦师和师母都要来送行，并且千嘱咐，万叮咛。师父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师父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学生无以为报，只有永远将恩师的谆谆教诲作为座右铭，加倍努力，继承恩师的高尚医德，精湛医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医事业，争取早日成为恩师等老一辈中医学家期望的21世纪合格的中医药人才，为继承发扬中医学而奋斗终身。, http://www.100md.com(陈 伟 广东省中医院经典临床运用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