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50年代我国中医政策的戏剧性演变
张功耀
1898年，安徽省籍的吴挚甫医生说过一句话：“吾国医学之坏，坏于儒”。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医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干出来的蠢事。事实上，现在中医依然横行中华大地欺世惑众，也还是些读书人干出来的蠢事。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点觉悟的知识分子都不相信中医。事实上，从战争环境中走出来的绝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不信中医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
—— 据王明回忆，1949年底，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旧事物是垂死的事物，应当抛弃，而代之以新事物”。(见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第52页。)
——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布的揭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材料，刘少奇是“一贯坚持西医药必然要代替中医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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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医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中医生也没有拿出邓小平支持中医的证据来。可见，邓小平对中医是有看法的，只是一直没有公开表露而已。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中医的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初，“中医不科学”和“中药不卫生”两个基本判断率先在中共党内和新中国的医疗卫生界形成了气候。就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以这两个判断为背景，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医问题的两大政策：“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和“旧有医疗机构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改造”。
为落实这两大政策，195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公布《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同年12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试图引导中医生走向现代医学。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公布《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一切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推动“中医科学化”和“改造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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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最初三年出台的这些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但是，它们却遭遇了来自中医界的反对。中医界的人士认为，中央的这些政策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是“用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由于中医生文化水平不高，而且满脑子的迷信思维，于是，当1951年中央政府出台“组织中医进修”的政策的时候，中医生们不以为德，反以为仇，他们一再抱怨中央政府“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政府进行的“改造旧医”的工作既是完全必要的又是非常迫切的，但，同时又是“时机不成熟”的。
改造旧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在话下。其“时机上不成熟”则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当时全国合格的医生还不到两万人，它与全国需要看病的5亿人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尽管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医的无能心知肚明，却又觉得新中国还需要中医，于是就形成了“明知菩萨不灵，又怕把菩萨给砸了”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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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中医是从“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那种本能医学状态脱胎而来的，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使得依靠中医谋生的人数偏多，其中在册的中医生就有80多万人，不在册的不计其数。对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进行改造，毫无疑问将引起不大不小的社会震荡。
再其次，中国的老百姓缺乏起码的医疗卫生科学常识，因而不能对“中医不科学”和“中药不卫生”这两个判断产生共鸣。这使得我国政府50年代“改造旧医”的工作失去了群众基础。
最后，中国的西医水平不高，人员严重缺乏，机构建设不足，制药工业和医疗仪器工业还是“一张白纸”，国际医疗援助已经荡然无存，还不如抗日战争时期，这又使得我国50年代“改造旧医”的工作严重缺乏科学技术基础和医药工业基础。
这些基本国情，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改造旧医”的工作陷入了窘境，—— 不改造不行，改造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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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中医生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所制定的中医政策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毛泽东便不再坚持他的“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哲学，而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转弯以后，毛泽东不但替中医讲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好话，而且人为地创造了延续至今并且左得出奇的中医中药政策和体制。1952年10月，卫生部才颁布《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不到半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对当时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和王斌的全国性批判。从此，中医中药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到1954年，毛泽东干脆号召全国“西医学习中医”。这个口号把“中医不科学”和“中药不卫生”两个判断全部掩盖下去了。从那以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乾坤被颠倒了，基本的是非观念也被颠倒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走入了一个旷世空前的荒唐境界。
迫于政治压力，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起草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嫌这个报告提得不够到位。1955年初，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解放了，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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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毛泽东是要“解放中医”，而不是“改进中医工作”。
于是，遭受改组之后的卫生部赶紧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
这个《通知》所取消的不单纯是个处方笺的使用限制问题，而是取消了行医处方权制度。到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再进一步地发布《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这个《条例》被废除以后，中医可以说是彻底地被“解放”了。
中医获得“解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一个五亿人口的大国，取消了处方权制度，其医疗卫生制度之乱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任何中医生都可以开单子，任何中医单子都可以抓药，任何中医疗法都可以在公费医疗中报销。继之而起的就是各大医院“吸收中医生参加工作”和所有综合医院被强令要求设立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再后来就是“中医大跃进”，——全国上下大办中医医院，中医研究所，中药厂，中医药大学和在中央政府卫生部设中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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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戏的被“解放”以后，走上了“唱革命戏，做革命人”的道路。中医享受这么多的“解放”政策以后，总得有所成就吧？于是，中医开始配合“各行各业大跃进”放起了“中医卫星”。这种恶劣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蔑视科学，蔑视实验证据，蔑视基本的逻辑，成了中医界“科学研究”的一种时尚。古代中医靠玄想，现代中医靠吹牛。就这样，“中药预防脑膜炎”，“中医治疗血吸虫病”，“针刺麻醉”，“针灸治疗聋哑人”，“小医院也能动大手术”，“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一颗一颗的“中医卫星”飞上了天。
明眼人知道，这些“中医卫星”，既愚民，又愚君，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医疗卫生制度，严重败坏了我国医生的职业道德，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科学界的学术风气。流风所及，无不祸害万端。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了!,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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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点觉悟的知识分子都不相信中医。事实上，从战争环境中走出来的绝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不信中医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
—— 据王明回忆，1949年底，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旧事物是垂死的事物，应当抛弃，而代之以新事物”。(见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第52页。)
——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布的揭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材料，刘少奇是“一贯坚持西医药必然要代替中医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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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医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中医生也没有拿出邓小平支持中医的证据来。可见，邓小平对中医是有看法的，只是一直没有公开表露而已。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中医的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初，“中医不科学”和“中药不卫生”两个基本判断率先在中共党内和新中国的医疗卫生界形成了气候。就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以这两个判断为背景，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医问题的两大政策：“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和“旧有医疗机构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改造”。
为落实这两大政策，195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公布《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同年12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试图引导中医生走向现代医学。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公布《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一切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推动“中医科学化”和“改造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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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最初三年出台的这些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但是，它们却遭遇了来自中医界的反对。中医界的人士认为，中央的这些政策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是“用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由于中医生文化水平不高，而且满脑子的迷信思维，于是，当1951年中央政府出台“组织中医进修”的政策的时候，中医生们不以为德，反以为仇，他们一再抱怨中央政府“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政府进行的“改造旧医”的工作既是完全必要的又是非常迫切的，但，同时又是“时机不成熟”的。
改造旧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在话下。其“时机上不成熟”则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当时全国合格的医生还不到两万人，它与全国需要看病的5亿人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尽管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医的无能心知肚明，却又觉得新中国还需要中医，于是就形成了“明知菩萨不灵，又怕把菩萨给砸了”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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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中医是从“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那种本能医学状态脱胎而来的，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使得依靠中医谋生的人数偏多，其中在册的中医生就有80多万人，不在册的不计其数。对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进行改造，毫无疑问将引起不大不小的社会震荡。
再其次，中国的老百姓缺乏起码的医疗卫生科学常识，因而不能对“中医不科学”和“中药不卫生”这两个判断产生共鸣。这使得我国政府50年代“改造旧医”的工作失去了群众基础。
最后，中国的西医水平不高，人员严重缺乏，机构建设不足，制药工业和医疗仪器工业还是“一张白纸”，国际医疗援助已经荡然无存，还不如抗日战争时期，这又使得我国50年代“改造旧医”的工作严重缺乏科学技术基础和医药工业基础。
这些基本国情，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改造旧医”的工作陷入了窘境，—— 不改造不行，改造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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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以后，毛泽东不但替中医讲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好话，而且人为地创造了延续至今并且左得出奇的中医中药政策和体制。1952年10月，卫生部才颁布《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不到半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对当时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和王斌的全国性批判。从此，中医中药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到1954年，毛泽东干脆号召全国“西医学习中医”。这个口号把“中医不科学”和“中药不卫生”两个判断全部掩盖下去了。从那以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乾坤被颠倒了，基本的是非观念也被颠倒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走入了一个旷世空前的荒唐境界。
迫于政治压力，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起草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嫌这个报告提得不够到位。1955年初，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解放了，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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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遭受改组之后的卫生部赶紧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
这个《通知》所取消的不单纯是个处方笺的使用限制问题，而是取消了行医处方权制度。到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再进一步地发布《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这个《条例》被废除以后，中医可以说是彻底地被“解放”了。
中医获得“解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一个五亿人口的大国，取消了处方权制度，其医疗卫生制度之乱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任何中医生都可以开单子，任何中医单子都可以抓药，任何中医疗法都可以在公费医疗中报销。继之而起的就是各大医院“吸收中医生参加工作”和所有综合医院被强令要求设立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再后来就是“中医大跃进”，——全国上下大办中医医院，中医研究所，中药厂，中医药大学和在中央政府卫生部设中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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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戏的被“解放”以后，走上了“唱革命戏，做革命人”的道路。中医享受这么多的“解放”政策以后，总得有所成就吧？于是，中医开始配合“各行各业大跃进”放起了“中医卫星”。这种恶劣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蔑视科学，蔑视实验证据，蔑视基本的逻辑，成了中医界“科学研究”的一种时尚。古代中医靠玄想，现代中医靠吹牛。就这样，“中药预防脑膜炎”，“中医治疗血吸虫病”，“针刺麻醉”，“针灸治疗聋哑人”，“小医院也能动大手术”，“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一颗一颗的“中医卫星”飞上了天。
明眼人知道，这些“中医卫星”，既愚民，又愚君，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医疗卫生制度，严重败坏了我国医生的职业道德，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科学界的学术风气。流风所及，无不祸害万端。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了!,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