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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1715469
辩证与辩病的整合哲学理念
http://www.100md.com 2008年10月2日
     “辨证与辩病”是国人对事物相互作用变化规律比较论证的过程,而单纯使用“辩证”方法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个外国人,总是站在街头与人对话,向他人请教对事物的看法,在通过同对方的对话中与理性的思辩不断修正原先的观念,如何获得更为恰当的带有普适性的定义,是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他从世界的本源回归于人的幸福快乐与至善的心灵,认为物质生活的单方面满足仅能带来暂时的快乐,是从根本上不能称之为幸福,真正的幸福是认善去恶,调和欲望的忧虑,给人以心灵的和谐。

    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再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辨证方式,用正、反、合对事物属性的差异简化说法,以苏格拉底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用来看待为事物的“对立矛盾斗争”的运动过程,认为真理是“全体”的,只有通过事物“两面”的自身发展的“不断扬弃”才能达到完满的需要本质,这是因为花朵开放时花蕾已消逝了,人们所以说是花蕾被花朵否定了,结出果实时花朵又被果实否定了,以为这一过程是虚假的形式,虽然其相互之间不相容,但在有机统一体中而不相抵触,而且彼此都是必需的过程,正是如此才构成了整体性的生命,所以用“正、反”的概念之间,尚需一个能够包含两者在更高层次性的“合”的概念,才能够解决正与反的矛盾冲突。如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成立,是哲学上存在的大课题,但是他给予留下了一个发人深醒的启示:这就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是一组对偶不同性质的差异双方的概念或主张,不见得一定要排除任何一方的存在,更好的方法方式是双方相互协同包容的综合互动;同时也可以告诉人们,对话和讨论的课题就不见得就是驳倒与否定彼此,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约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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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首先是三大规律:第一,质量互变规律,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论”。第二,矛盾统一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二部“本质论”。第三,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三部“理念论”。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说的“神秘外衣”。他的根本是否在于“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它的实质是隐藏其后的两大主义:第一,真理一元论;反对真理的一元论在多维网络层次多元分化论和相对主义,这早已成为历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论;局部事务的真理都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孤立与连续的多维网络层次多元分化研究认为发现不了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树木,不能从树木开始研究森林,但这又是一种倾向的演绎法,那么归纳法又怎么办呢?如此,就比不上国人的顺逆思维双向兼并同时需要的方法为妙。他认为世界并不是为人类准备好了的,不是“自己启动自己”的顺应自然的世界。人类还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通过劳动实现人类自己的本能,经过劳动而创造价值,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管辖下,劳动的价值与取得的报酬不对称,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截留剥削而去。为此,人没有达到真正人类的价值,人的存在不能获取相应的价值,只不过是一台生产的劳动机器,所以马克思就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用来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人类社会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重新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打倒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建立公有制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法,在1848年发表了“***宣言”传播到世界,最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的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空想社会。但是从历史的过程中看到,制度的转变不是发生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国家内部,而是,不是其预想的却发生在了尚不够发达的国家之中,并且是通过迈长的“对立矛盾斗争”进程中取得的胜利,是践踏着无数的敌对力量的尸体与烈士血流成河的“恶作剧”而实现的成果。那么最终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完全消除马克思所指出的错误和缺陷,但是以不断“和平演变”更替监管力度的方法在改造着全民的社会福利,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不断地出现“极左或极右”在制度管理上的纷争而相继离析,人们在一种局限的思维束缚下无法异想天开,各项事业无法同发达社会获得同步进展,其前所纵拥的人们无法获取相等的社会福利。如此,从基层而起不得不推行社会的改革,从而促动上层社会人士的束缚着的思路,表现出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理论现实“择优避劣”的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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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是没有辩证法,通过对事物所处“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或是“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的协同整合运用,不但挽救人类的身体、还相应地拯救人们的心灵,提出了“上工医国、中工医人”的思想方法。而且还是“辩证与辨病”相互协调互补在顺逆思维上的兼用。这早在二千年以前的《黄帝内经》中早就有了,只不过是中国当今的哲学家们根本没有涉足这个领域,而把其遗忘了,虽然有些人涉足到了这个领地,没有医学基础理论的根基,而处在表面化的泛泛说词,谈不到事物的本质之处,从而无法立言为真和表达到位的医学语言。而医学家们忙于事务缠身,也懒得言论,随着你们搞哲学的到西方那些烂纸堆中去翻找,到最后也找不到可靠的依据方法论来,西方还是以逻辑比较归纳辩证的吆、可以称为哲学?古代国人通过对事物所处“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难道不是哲学吗?以此可见还胜过一筹,其意义更加宽泛。可是当代国人还在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以我看来,有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就是有哲学,可是许多的国人反而把辩证法的实质原旨进一步地予以遮蔽了起来。

    许多国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源于西方的学问。是在明末由徐光启音译为“费禄苏非亚”,李之藻则意译为“爱知学”,其后由日本学者西周在参考中国的传统经典的“希贤学”时转译为“哲学”一词,如果以希腊文之意(Sophia)则是“爱智慧”。在汉语中其前确实没有“哲学”这个词吗?可见《尚书•洪范》言:“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以“视曰明,明作哲”的“哲”字可以正面回答!宋代朱熹在为《通书后释》中言:“顾自始读以至於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的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也是一个明确的回答,有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就是有哲学,仅为人们在查阅不完整性的无知和遗失而已,在这里可以给予“说中国没有哲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哲学的“哲”字应该是国人发明的不可否认吧!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出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有人说是“多思维而少开囗”,这太牵强附会了,而苏格拉底是以“既对话、又思考”的互补运用而成为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又有人说从“哲”字的拆字来解应该是“去其两端、用其折中”的似乎有理,如果没有两端的左与右、升与降、出与入存在的比较之后,则“折中”也无法真言性的成立,按理是“执其两端、允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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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执其两端、允执其中”,即是维持常态性的中态,其中态——即事物的相互作用调控转运“既无太过、也无不及”,总是处于事物变化的动态概率阈值规范之内。如人体血压的常态阈值60——90/90——140mmHg、呼吸16——20次/分等标量规范中态公约度,超过或低于则表现为人体失态,这个正常中态是依据人体内的各大系统器官在正负反馈偶联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约束承制性公约度数,才能保证人体与环境内外功信物质代谢互易交换等生理功能的稳态有序地发挥作用。为此,则称之为——中态公约度。那么,正常的生态自然与社会也应该是中态标量规范稳态有序公约度,因为了解了人体机制也就可以理解自然和社会,这是许多哲学家的定论,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凡是背离了这一法则——中态公约度,那是失态的自然与社会。

    可见,折中(中态公约度)可以擎领自然与社会人体常态的真谛机制;本人理解为是用现有甚或继续追求自然应有的材料,全面收集罗列提取后予以去伪存精,以“斤斤计较、句句斟酌”的立言为真和到位的表达;哲学在中国有“哲”字也就随之发生和存在着,难道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吗?可以说中国哲学比那个都普适概全,而且言之为真!这个“空套子”不是什么东西也能放得进,依据人们的需求不同都是不能够随便的准入,但是有其前提性的形式条件,在“常态”情况下必须具有自然上的“自我择优避劣”和“中态公约度”的许可证才够得上准入的条件,否则就是失态,在“失态”情况下只能运用纠偏的规则予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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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哲学的内涵对待是人们对于所处世界的根本课题做出的思维探讨;以知识为对象和实践态度则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究精神,是从实践到直觉性的思维认知、再经过实践得到检验历练总结的过程,中国哲学是对自然与人体的大“写意性”的自然生态方法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练用来体现系统整体的论述。不但具备“辩证”,而且关键在于“辩病”。从体质本性上由表及里;从现象看本质;从动态论虚实;从象数达普适;从顺逆寻公度;从“常态”观“失态”。系统地提出了执道、循理、审时、视势、制器、达利、承制、协和、守度、疏导等的思想脉络。在这里《老子》特别重视“道”的“知常达变”课题,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朱熹提出:“君子修之吉、邪人悖之凶”。印证了继往西方哲学上“善与恶:推动社会发展为杠杆”观点的不是自然与社会的“常态”性,对照《易.系辞下》言及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易.系辞上》同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不能同谓。如:李约瑟博士在1964年就指出:

    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的世界观更和现代科学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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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R.A.尤利坦(R.A.Uriam)于1975年在美国物理学杂志上著文:

    现代的自然科学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殴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经过血和泪践行性验证的逻辑疏理和辨证与辨病内容的存在,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对在常说中国人没有哲学的一耳光的响亮回答!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源于《易经》的本根和其后来的“道”、“气”学说,自发地趋向于今天的“粒子统一场效应”的观念,按照《易经》的64卦理解世界,宇宙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实在的统一整体生成论,而量子是最为基本的实在,任何整体都是量子在特约条件下的机遇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习性与偶然生成性整合而来,因而完全应该以最为基本量子的相互作用的参与环境前提条件和过程予以阐明。这些新的趋势同西方的传统哲学思想相悖,但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傅景华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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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与生命之道是通约的,中华医道既是生命之道,更包含着自然与社会之道。揭示生命之道,便可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道。

    在《淮南子.天文》说:“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三是事物交易恒通公约度量常变的象数,即阴阳存在于多维网络层次的事物之中,而万万不可胜数,不如以三或其后来延伸的五予以总约。

    但是,许多人却忘记了非常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环节,即是以《易经》为源头的医学基础的《黄帝内经》中的哲学论断:用“司外揣内、以类比象”方法认知事物的原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人是宇宙的精华,是宇宙的缩影,每一个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只有认识了宇宙,才能真正地认识人体,只有认识了人体,才能解开宇宙之谜。人是万物之灵,宇宙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宇宙中除了人之外,其次就是一般动物,它们是仅次于人的另一种生命体,二者虽然主要是秉天地之气而生,但动物不及人所得的天之气多和纯。因此,它们的智慧就没有人高,而植物主要秉的是地之气,所以植物的智慧不及人和动物。正是因为这种秉气的不同,人才会落地而生,植物才会破土而出,以示阴阳结合。因而人和动物的头没有了就难以存活,而着地的脚没有了,照样能生存;植物朝地的根没了就很难存活,朝天的稍没有了,照样可以生长。当然,这种天之气和地之气的秉受不可能是绝对的,单一的,所以有一些动物而类植物,一些植物而类动物。也有一些生命体所秉之气相对均匀,如蚯蚓,无论是去掉头,还是尾,都能存活,它虽然是动物,却生长在地底下,就是因为天地之气同时作用于它。但在本文只涉及人的广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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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与自然同源:“人以天地相参也”的天人观: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本神》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脏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二〉、人与自然同构:《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素问.五常政大论》言:“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分之,生化息矣”。其出入升降有其度制,以防“过犹不及”,“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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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与自然同道:《素问.上古天真论》歧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灵枢.海论》说:“人亦有四海,十二经水,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歧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

    四〉、人与社会同行:《灵枢.玉版》论及:“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即“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由此体现出“不治已乱治未乱与不治已病治未病”于“无形”之中,即是“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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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道的功信调节的基本原则,则归纳为如下三项:

    一曰“以和为贵”:《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国语.郑语》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杨万里说:“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和是阴阳双方的偶联协调、互补和谐、承制自组、消长转化、有序稳态,是依靠自我反馈调控原理而实现的自和;不和是阴阳离析、失态无序、致生变废。

    二曰“以通为顺”:《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王弼说:“物因无而通,因易而顺”;熟语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即所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物以通为用”的根本道理,“通”是自然社会人体功信物质的出入升降的互易有无,才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新陈代谢的枢机,维持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协调统一。于人体是“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序和,五脏六腑得宜通”;否则是为“通则不痛、不通则痛”。调之以顺,求之以和,知常才能达“变”;致“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令能感邪,邪能恋阳亦或恋阴的不能谐和,导致枢机不利,血气不运,疏泄失宜;由“机能”疾病继之演深为“器质”疾病的“滞、郁、阻、瘀”性的“道与物”的运化失常脱规与失职不用;必须采取“以通为用”的方法措施,是以恢复有序健康稳态为中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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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曰“以稳为健”:《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所以“稳”是内外环境的“稳态位移有度”的变化,通过阴阳的自我反馈调节,对来自环境的干扰加以缓冲或排除,从而达到维持整体中态公约度的规范有序,才能适宜万物的正常孕育。当阴阳反馈调控机制不健,就会出现不能“把握阴阳”的偏盛或偏衰的病理征象,这时必须输入“道冲”的另一功信过程予以复常性的人为调控机制,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等方法措施,以复体健。

    从上我们见到的是中华医道同自然相联系性的、主客不分性的直觉类比的、整体辨知达意识病的思维方法,很有现代系统论的思想,以客观事物征象的功能信息,运用分类、分析、抽象、比较、综合、概括等方式,以主体思维加工成为能够反映客体事物差异与共性、独立与连续、表象与本质,功能与形体等的一系列相统一性原意的显现。从“天人合其德”与“天人合其道”的价值取向,统观人生的意义境界。直达了“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关怀理念,说明天道自然,万物一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因缘和合,人道有为,古之治身与治天下者,必须事先法于天地,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本人理解的是:为了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奥密而必须予以“斤斤计较、句句斟酌”的立言为真和表达到位的学问;其目标任务是:哲学是运用可靠的知识手段用来解证“自然择优避劣”性的机制、予以迎刃解决“困惑社会”出现的那些“不利于民众生存”的课题。

    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体验的智慧,实践的本领。而不是既往西方哲学的文字游戏性的隐晦难解。国人哲学同哲学家的生活密切关联,从哲学家的伟大人格中流淌出来。因此,必须知人论世,理解彼时彼地的环境、背景及哲人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以及他所在的文化共约,才能理解中国哲学的丰厚的文化底蕴。, 百拇医药(周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