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痰证学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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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症论》
自汉以降，痰证理论逐步形成。东汉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集汉以前医学之大成，首创痰饮之说。后世魏荔彤评述：“《内经》言饮而不及于痰，言痰自张仲景始，已有痰病之说……细考其文，究以饮为主，而以痰为附论”(引自《医述》)。至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专列“痰饮候”，“诸痰候”，使痰与饮方以分论。痰证理论诞生后，随着应用的广泛，认识的深入，进而发展到对其共性加以归纳，对其现象予以解释，对其经验概以总结。后世各家，证治日多，所述更详。
在生理方面，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指出：“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明·王纶也认为“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对杜痰之源的重要性，李梃在《医学入门》强调了“水火升降，脾胃和调，痰以何生”。《景岳全书》指出：“盖痰涎之化，本因水谷，使果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化，皆成气血，焉得留而为痰”。所有这些论述，均从生理上阐明了人之阴阳相对平衡，升降协调，气血调和，脾胃强健，津液流通无阻的重要性。为后世论痰治痰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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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痰的概念上，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指出：“痰者，病名也”。又说：“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熏蒸成聚而变为痰焉”。宋代杨仁斋在《直指方》中，以形态上将痰与饮作了区别，指出：“稠浊为痰，清稀为饮”。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所述更详，指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又说：“痰与饮，虽曰同类，而实不同也，……若痰不同于饮者，饮清彻而痰稠浊，饮惟停积胃肠，而痰则无处不到。水谷不化而停为饮者，其病全由脾胃，无处不到而化为痰者，凡五脏之伤皆能致之。”不仅说明了广义之痰为“五脏之伤”，而且使痰与饮从概念，形态以及病机病证方面的区别更加明朗化。
在病机病因方面。金·刘元素指出：“酒性大热而引饮冷，冷与热凝于胸中，不散而成湿，故痰作矣”。明·王纶也有类似记载：“老痰，饮酒之人多有之”。李梃在《医学入门》中说：“风痰外感贼邪，或肾枯木动，或内风郁热……”。又说：“寒痰因形寒饮冷”，“湿痰或外致湿滞，或停饮不散”，“热痰因味厚积热，或外患误温所致”，“火痰因饮食衣褥过厚，火蒸津液，成痰稠浊……”，“气痰七情郁成”，“食痰因饮食不化结成痞块……”。又指出：“痰源于肾，动于脾，客于肺。”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说：“惟脾上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淤而成痰”。明·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指出：“痰乃津液所化，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情饮食所伤，以致气逆液浊，变为痰饮”。《症因脉治》更加详细的论述了外感痰症与内伤痰症的原因。古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六淫、七情、饮食所伤为痰邪的致病因素，并认为其病理变化的关键是肺、脾、肾三脏，从而为痰证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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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病性质方面，隋·巢元方提出了“百病皆有痰作祟”之说，使痰邪致病的范围得以扩展。元·朱震亨《丹溪心法》指出了痰邪的流动性，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同时也说明了痰浊致病的广泛性。朱氏关于“痰挟瘀血，逆成窠囊”的妙论，为后世探讨痰瘀同病的理论开拓了先河。明·龚信父子提出了“百病中多有兼痰者”的观点。李梃在《医学入门》中也对“百病兼痰”专篇论述，为后世辩治痰证更加开阔了眼界。
在病证范围方面，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载了咳嗽、喘满、心悸、眩晕、胁痛、气逆不能平卧、体疼重、口干或思饮痞闷、小便不利、大便溏等痰饮证的临床证候，广泛涉及了内科各系统的疾病。隋·巢元方专门讨论了“鬲痰风厥头痛候”，并记述了痰癖的证候。宋·朱肱《活人书》中指出：“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发热，恶风自汗，胸膈痞寒，有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耳。余常见湿痰郁于项背，或麻或强，脉浮滑而不浮紧耳”。明·楼英所著《医学纲目》，对痰的证候范围，认识较广，所述甚详，指出：“痰之为病，或偏头风，或雷头风，或太阳头痛，眩晕如坐舟车，精神恍惚，口眼??动，眉棱耳轮俱痒，颔腮四肢遊风肿硬，似疼非疼，浑身燥痒，搔之则瘾疹随生，皮毛烘热，色如锦斑，齿颊似痒似痛而疼无定所，满口牙浮，痛庠不一，嗳气吞酸，鼻闻焦臭，喉间豆腥气，心烦鼻塞，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或因喷嚏而出，或因举动而唾，其痰如黑墨破絮桃胶蚬肉，或心下如停冰铁，闭滞妨闷，嗳嚏连声，状如膈气，或寝梦刑戳，刀兵剑戟，或梦入人家，四壁围绕，暂得一窦，百计得出，不知何所，或梦在烧人，地上四面烟火，枯骨焦气扑鼻，无路可出，或不因触发，忿怒悲啼，雨泪而寤，或时郊行，忽见天边两月交辉，或见金光数道，回头无有，或足膝酸软，骨节腰肾疼痛，呼吸难任，或四肢肌骨间痛如击戮，乍起乍止，并无常所，不时手臂麻疼，状如风湿，卧如芒刺不安，或如毛虫所螫，或四肢不举，手足重滞，眼如姜蜇，胶粘痒涩，开阖甚难，或阴晴交变之时，胸痞气结，闭而不发，则齿痒咽痛，口糜舌烂，及其奋然而发，则喷嚏连声，初则涕唾稠粘，次则清水如注，眼前黑暗，脑后风声，耳内蝉鸣，眼??肉惕”。许俊在《东医宝鉴》中记载了风痰、寒痰、湿痰、热痰、郁痰，气痰、食痰、惊痰等多种痰证，著述分类明确，实为后世论痰者所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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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面，仲景提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疗原则，为后世治疗痰证作了有益的启蒙。《伤寒杂病论》所载262方，其中50余方使用了治痰药物。有些方药至今仍为医家治痰所喜用。西晋·葛洪撰《肘后备急方》，列有“治胸膈上痰(疒阴)诸方”。隋·巢元方提出了痰病患者不能“服散而饮过度，将适失宜，衣厚食温”的防治方法和护理措施。唐代孙思邈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搜罗医疗经验，成书《千金要方》，所载治痰方药，如今仍在沿用。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专列“痰论”一门，将痰证按风痰、热痰、湿痰、酒痰进行辨治，并对痰证的治疗，首创吐法，认为“痰在胸膈之上，大满大实，非吐安能得出”，从而更加丰富了治痰的内容。元代朱震享在《丹溪心法》中提出了“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所述深密精邃，显用于世。明·楼英《医学纲目》中提出：“凡病百药不效者，其关上脉伏而大者，痰也，用妙应丸”。王纶在《明医杂著》中设立治疗“老痰”的化痰丸并认为“惟在开郁降火，清润肺金，而消凝结之痰，缓以治之，庶可效耳”。李梃对痰证的治疗更有发挥，他在《医学入门》中指出：“因气动者曰痰气，顺气导痰汤，因火动者曰痰火，清热导痰汤，因湿动者曰湿痰，祛湿导痰汤主之，通用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尤为分导要药。风加南星皂角白附子竹沥，寒倍半夏加姜附姜汁，火加石膏青黛，湿加苍术白术，燥加栝蒌杏仁，老郁痰加海石芒硝栝蒌，食积加山楂神曲麦芽，停水加槟榔，痰在胁下加白芥子以行之，痰在四肢加竹沥，痰在经络用此探吐，痰在皮里膜外加白芥子竹沥姜汁，气实用荆沥”。设立痰病虚证的治疗，并批评了“痰无补法”的说法。张介宾进一步阐述了虚痰的辨治，对“脾胃之痰”、“肾经之痰”、“风寒之痰”、“中风之痰”、”饮食之痰”的证治又有新的见解。《景岳全书》还提出了“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的治病求本的原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搜集了治痰方药百余首。清代叶桂，贯彻古今医术，学验俱茂，其著《临证指南医案》运用温、补、逐、散诸法治疗痰证痰病，而取卓效，并强调了“古人见痰休治痰之论，此诚千古之明训”。唐宗海为“痰瘀相搏”立法组方，为后世痰瘀同病同治奠定了基础。, 百拇医药
在生理方面，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指出：“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明·王纶也认为“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对杜痰之源的重要性，李梃在《医学入门》强调了“水火升降，脾胃和调，痰以何生”。《景岳全书》指出：“盖痰涎之化，本因水谷，使果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化，皆成气血，焉得留而为痰”。所有这些论述，均从生理上阐明了人之阴阳相对平衡，升降协调，气血调和，脾胃强健，津液流通无阻的重要性。为后世论痰治痰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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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痰的概念上，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指出：“痰者，病名也”。又说：“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熏蒸成聚而变为痰焉”。宋代杨仁斋在《直指方》中，以形态上将痰与饮作了区别，指出：“稠浊为痰，清稀为饮”。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所述更详，指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又说：“痰与饮，虽曰同类，而实不同也，……若痰不同于饮者，饮清彻而痰稠浊，饮惟停积胃肠，而痰则无处不到。水谷不化而停为饮者，其病全由脾胃，无处不到而化为痰者，凡五脏之伤皆能致之。”不仅说明了广义之痰为“五脏之伤”，而且使痰与饮从概念，形态以及病机病证方面的区别更加明朗化。
在病机病因方面。金·刘元素指出：“酒性大热而引饮冷，冷与热凝于胸中，不散而成湿，故痰作矣”。明·王纶也有类似记载：“老痰，饮酒之人多有之”。李梃在《医学入门》中说：“风痰外感贼邪，或肾枯木动，或内风郁热……”。又说：“寒痰因形寒饮冷”，“湿痰或外致湿滞，或停饮不散”，“热痰因味厚积热，或外患误温所致”，“火痰因饮食衣褥过厚，火蒸津液，成痰稠浊……”，“气痰七情郁成”，“食痰因饮食不化结成痞块……”。又指出：“痰源于肾，动于脾，客于肺。”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说：“惟脾上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淤而成痰”。明·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指出：“痰乃津液所化，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情饮食所伤，以致气逆液浊，变为痰饮”。《症因脉治》更加详细的论述了外感痰症与内伤痰症的原因。古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六淫、七情、饮食所伤为痰邪的致病因素，并认为其病理变化的关键是肺、脾、肾三脏，从而为痰证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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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证范围方面，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载了咳嗽、喘满、心悸、眩晕、胁痛、气逆不能平卧、体疼重、口干或思饮痞闷、小便不利、大便溏等痰饮证的临床证候，广泛涉及了内科各系统的疾病。隋·巢元方专门讨论了“鬲痰风厥头痛候”，并记述了痰癖的证候。宋·朱肱《活人书》中指出：“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发热，恶风自汗，胸膈痞寒，有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耳。余常见湿痰郁于项背，或麻或强，脉浮滑而不浮紧耳”。明·楼英所著《医学纲目》，对痰的证候范围，认识较广，所述甚详，指出：“痰之为病，或偏头风，或雷头风，或太阳头痛，眩晕如坐舟车，精神恍惚，口眼??动，眉棱耳轮俱痒，颔腮四肢遊风肿硬，似疼非疼，浑身燥痒，搔之则瘾疹随生，皮毛烘热，色如锦斑，齿颊似痒似痛而疼无定所，满口牙浮，痛庠不一，嗳气吞酸，鼻闻焦臭，喉间豆腥气，心烦鼻塞，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或因喷嚏而出，或因举动而唾，其痰如黑墨破絮桃胶蚬肉，或心下如停冰铁，闭滞妨闷，嗳嚏连声，状如膈气，或寝梦刑戳，刀兵剑戟，或梦入人家，四壁围绕，暂得一窦，百计得出，不知何所，或梦在烧人，地上四面烟火，枯骨焦气扑鼻，无路可出，或不因触发，忿怒悲啼，雨泪而寤，或时郊行，忽见天边两月交辉，或见金光数道，回头无有，或足膝酸软，骨节腰肾疼痛，呼吸难任，或四肢肌骨间痛如击戮，乍起乍止，并无常所，不时手臂麻疼，状如风湿，卧如芒刺不安，或如毛虫所螫，或四肢不举，手足重滞，眼如姜蜇，胶粘痒涩，开阖甚难，或阴晴交变之时，胸痞气结，闭而不发，则齿痒咽痛，口糜舌烂，及其奋然而发，则喷嚏连声，初则涕唾稠粘，次则清水如注，眼前黑暗，脑后风声，耳内蝉鸣，眼??肉惕”。许俊在《东医宝鉴》中记载了风痰、寒痰、湿痰、热痰、郁痰，气痰、食痰、惊痰等多种痰证，著述分类明确，实为后世论痰者所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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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面，仲景提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疗原则，为后世治疗痰证作了有益的启蒙。《伤寒杂病论》所载262方，其中50余方使用了治痰药物。有些方药至今仍为医家治痰所喜用。西晋·葛洪撰《肘后备急方》，列有“治胸膈上痰(疒阴)诸方”。隋·巢元方提出了痰病患者不能“服散而饮过度，将适失宜，衣厚食温”的防治方法和护理措施。唐代孙思邈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搜罗医疗经验，成书《千金要方》，所载治痰方药，如今仍在沿用。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专列“痰论”一门，将痰证按风痰、热痰、湿痰、酒痰进行辨治，并对痰证的治疗，首创吐法，认为“痰在胸膈之上，大满大实，非吐安能得出”，从而更加丰富了治痰的内容。元代朱震享在《丹溪心法》中提出了“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所述深密精邃，显用于世。明·楼英《医学纲目》中提出：“凡病百药不效者，其关上脉伏而大者，痰也，用妙应丸”。王纶在《明医杂著》中设立治疗“老痰”的化痰丸并认为“惟在开郁降火，清润肺金，而消凝结之痰，缓以治之，庶可效耳”。李梃对痰证的治疗更有发挥，他在《医学入门》中指出：“因气动者曰痰气，顺气导痰汤，因火动者曰痰火，清热导痰汤，因湿动者曰湿痰，祛湿导痰汤主之，通用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尤为分导要药。风加南星皂角白附子竹沥，寒倍半夏加姜附姜汁，火加石膏青黛，湿加苍术白术，燥加栝蒌杏仁，老郁痰加海石芒硝栝蒌，食积加山楂神曲麦芽，停水加槟榔，痰在胁下加白芥子以行之，痰在四肢加竹沥，痰在经络用此探吐，痰在皮里膜外加白芥子竹沥姜汁，气实用荆沥”。设立痰病虚证的治疗，并批评了“痰无补法”的说法。张介宾进一步阐述了虚痰的辨治，对“脾胃之痰”、“肾经之痰”、“风寒之痰”、“中风之痰”、”饮食之痰”的证治又有新的见解。《景岳全书》还提出了“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的治病求本的原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搜集了治痰方药百余首。清代叶桂，贯彻古今医术，学验俱茂，其著《临证指南医案》运用温、补、逐、散诸法治疗痰证痰病，而取卓效，并强调了“古人见痰休治痰之论，此诚千古之明训”。唐宗海为“痰瘀相搏”立法组方，为后世痰瘀同病同治奠定了基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