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防治学大庆
10万人接受普查，20年追踪研究，6年生活干预推迟发病14年
20世纪60年代，大庆因为她丰富的石油资源闻名于世；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庆再一次被世界关注，因其对糖尿病防治做出的巨大贡献——一项历时20年的糖尿病长期跟踪随访研究告诉世人，仅仅通过控制饮食和运动，就能有效遏止糖尿病前期的进展，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让探索糖尿病奥秘的科学家看到了光明，更为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
项目：就像打一场石油会战
11月中旬的大庆，夜间温度已到零下。白天的街道上，这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看不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路边甚至小区里随处可见的“磕头机”——游梁式抽油机时刻提醒着人们：你的脚下就是油田。
举世闻名的大型糖尿病研究就是在这座石油城市里完成的。这里面的缘由，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大庆油田总医院老院长胡英华做了解释。上世纪70年代，胡院长就着手在大庆开始了心脑血管病网络监测工作，1985年到北京开会时，胡英华遇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潘孝仁教授，潘教授正想就糖尿病防治做个前瞻性研究，二人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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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是个“石油说了算”的城市，这里的楼绝大多数不超过6层，就是怕哪天发现脚下有油，楼说拆就拆。那时的大庆油田，都是准军事化管理，集体活动都二话不说，积极参与。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为糖尿病长期追踪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6年，项目开始。搞防治必须先普查，把人群分类。普查是个巨大的工程。当时大庆人口55万，25—74岁有28万人。油田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共培训了300多个普查人员，加上从中日友好医院抽调的20多个人，在33个点、17个中心筛查空腹血糖和糖耐量试验。半年时间里，一共普查了108660人。油田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姜亚云当年还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回忆当年的景象，感叹“简直跟石油会战一样”。当时市政府、油田管理局和两家医院的领导都出面动员，检查费用都是油田支付，“人们都很配合，下了班都知道去抽血检查。当时每个点六七个护士一字排开，采血的手都磨破了。”
普查的结果是新查出来糖尿病患者630人，加上已经确诊的病人190人，大庆当年糖尿病患病率是1.18%。查出糖耐量低减者577人，这些人的空腹血糖正常，但是吃了糖以后血糖异常升高，他们是糖尿病的“后备力量”，研究就是针对这个人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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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人按照居住点被分在4个组里：饮食干预组、运动干预组、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和不干预组。所谓“生活干预”都是简单易行的，胡院长介绍，饮食干预组提倡中国传统饮食，不肥胖的糖耐量低减者保障每天每公斤体重30卡热量饮食，并且限制糖和酒摄入，肥胖者在此基础上鼓励逐步减肥，每月减0.5—1公斤，直至达到标准体重。运动干预组则鼓励至少每天散步半小时或进行相等能量消耗的运动，不鼓励强烈运动。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两者兼顾。对于前三个生活干预组，受过培训的社区医生每周要走访一遍。平时有社区医生督促，每隔一段时间中日友好医院的专家还给大家讲课，普及糖尿病相关知识。血糖3个月复查一次。
就这样，6年过去了，对这4个组的人进行血糖比较，研究者发现，饮食干预组和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的效果基本相同，而且血糖控制是最好的，其次是运动干预组，不干预组血糖平均值最高。其结论是，通过简单的生活干预，糖尿病前期患者1/3不会发生糖尿病。此论文在1992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年会上发布后，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第一次证明并且量化了生活方式干预在糖尿病防治中的价值，从此“大庆研究”成了糖尿病领域被广泛引述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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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20多年，我没有跨过那条线
记者是在大庆老干部活动中心见到孙青(化名)的。这位49岁的电业局退休教师，就是当年被分到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的“糖耐量低减者”之一。见到记者，她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那个项目，不知道我现在会是啥样子。”
1986年，25岁的孙青刚生完儿子，当时儿子生下来9斤，属于“巨大儿”，后来孙青的母亲和姐姐、弟弟都被诊断为糖尿病，他们家算得上是典型的“糖尿病家族”。当年，孙青在月子里猛吃，一顿饭吃七八个鸡蛋，家人去菜市场买老母鸡一次就是十几只。结果，1米58的个头，3个月下来，体重达到78公斤，腰围3尺1，所有衣服都穿不进去了。走在街上，不认识的人都问：“预产期啥时候啊？”
恰逢大庆糖尿病项目开始，喝一杯糖水后查血糖，155毫克/分升，比正常值120高，但还没够上糖尿病的线。潘孝仁教授对孙青说：“你现在就站在两条线之间，往这边一步是糖尿病，往那边一步就没事。”孙青记住了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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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只吃5两主食，每天早上一小碗粥、一个鸡蛋和炒青菜，每天晚上喝稀粥，吃青菜，中午才吃肉。一周吃一次排骨和一次鱼。运动，孙青选择的是早上跳1小时老年迪斯科，晚上跳1小时的交谊舞。“那时候胖，没人请，我就跳男步，主动请女士跳。”家里买了秤，天天称。哪天觉得裤腰紧了，就多蹦会儿。乘公交车，尽量站着，消耗热量。2年后，人瘦了，血糖也正常了。
那几年里，每3个月测一次血糖，专家讲一次课，孙青都认真地参加。有时候，健身也有闲言碎语，有人说“还跳啊，腰都跳折了吧”。孙青不理会，记着医生的话——“要坚持住”。因为她身边有活生生的例子。一位患糖尿病多年的街坊，现在已经失明了。当年一起被诊断为糖耐量低减的王司机，不节食、不运动、不戒烟、不限酒，9年前死于心肌梗死，在去世前1年还因为坏疽截肢了。2004年，孙青的姐姐因为糖尿病肾病发展为尿毒症去世了。
少吃，多动，6年过去了，血糖正常。10年，20年，节食、运动成了习惯，血糖就一直没高过。如今的孙青，51公斤，2尺1的腰，身姿挺拔，面色红润，怎么看都不像是年近半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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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青是大庆项目最直接的受益者，那么千千万万糖尿病前期患者从大庆项目中获得的帮助更多。2006年，中日友好医院与油田总院一起，在中国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支持下，对1986年那577名糖耐量低减者进行了追踪，结果发现：20年间，未进行干预的那一组中93%已发生糖尿病，表明如不进行干预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要变为糖尿病。并且，这20年间他们之中的17%已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另有12%死于其他疾病，此外44%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心肌梗死或脑卒中。而经过6年生活方式干预者，20年后糖尿病的发生率比未干预组低43%。6年干预能推迟14年发病，这给了人们太多的惊喜。
此研究论文发表在了2008年5月的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作者的结论是：以小组形式开展，以饮食和运动为内容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长期持久地减少糖尿病的发生。文章主要作者——潘孝仁教授的继任者李光伟教授认为，干预之所以能持续起作用，一是参与者把好的生活方式坚持了下来，二是身体可能有代谢记忆。结合芬兰的类似研究，李光伟教授指出：“此研究结论大大增强了生活干预在全世界的影响。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的预防作用是跨越国家、种族、年龄、肥胖或非肥胖差别的，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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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出诊，骑坏了4辆车
11月14日上午，大庆东湖小区社区医院里跟往常一样坐满了病人，有的来输液，有的来复查，庞成言大夫看完了这个看那个，都没有坐下来歇的工夫。今年60多岁的庞大夫，几年前从运输中心卫生所退休，返聘到这里。黝黑的面庞，粗大的手掌，一说话就笑，这位典型的东北汉子，可是大庆项目组的“功臣”。1986年全市577个糖耐量低减的患者，就是分配到这些最基层的社区医生手里。
19位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的人，就是庞大夫的工作对象，他们被归到了饮食运动组。庞大夫挨家挨户跑，每周至少一遍，给他们反复讲糖尿病知识，教他们控制饮食、掌握运动量。几年下来，他跟这十几家人都成了好朋友，谁最近吃得多，不舒服，心情不好，他都心里有数。到了复查血糖的时候，他自己找车，送他们去医院。这19个人，在他的督促下，到1992年，除了一位搬家失访的，13位血糖正常，2位发展成糖尿病，3位依然是糖耐量低减。“当年潘孝仁教授非常满意，结项的时候亲手给了我500元课题费。”说到这，庞大夫憨憨地笑了。就在这6年里，庞大夫东跑西颠，骑坏了3辆自行车、一辆二手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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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到东湖小区社区医院“发挥余热”，庞大夫更忙了，他指着墙上的小区慢病一览表：小区3852户，人口13104，60岁以上643人，高血压152人，糖尿病31人，脑卒中31人……在采访中，他的小灵通响了。“是叫我出诊的。”庞大夫穿上外套急匆匆出了门。
启示：别让糖尿病成为富裕的“并发症”
就在日前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2008年会上，主任委员杨文英教授公布了我国最新的糖尿病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我国城镇人口糖尿病总患病率已经超过11%，富裕地区更高。据报道，上海40岁以上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超过13.06%。糖尿病真的成了富裕的“并发症”吗？
在大庆，记者感受到，这个油田上崛起的新兴城市，浓缩了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史。大庆人生活明显变好是从1979年开始的，那时全国人民吃饭还要凭票，大庆油田职工已过上了高福利生活。一到秋天，单位给职工一筐一筐发水果，米、面也是上百斤地发；过年的时候，鱼、鸡蛋、肉往家搬，据说猪肉都是一人半扇。如果家里是双职工，一家人在吃上基本上不用花钱了。吃的好了，出门就坐车，血糖高的就多了。
正如杨文英教授所说，糖尿病高发往往跟“乍富”相关。据胡院长介绍，大庆1986年糖尿病患病率是1.18%，到了1994年，变成3.89%，基本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再看全国，近20年来，我国共进行了4次不同程度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2002年之前的结果均显示糖尿病患病率在4%以下，而这两年和经济指数一起突飞猛进了。由此可见，大庆研究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如今的大庆，管理模式早不是当年的“准军事化”，老院长胡英华感慨，当年那种全民动员式的工作是不可能再现了，健康教育需要探索新的模式。“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明确地告诉人们，只要你管住嘴、多运动，你就能将糖尿病拒之门外。”▲, 百拇医药(本报记者 张 彤)
20世纪60年代，大庆因为她丰富的石油资源闻名于世；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庆再一次被世界关注，因其对糖尿病防治做出的巨大贡献——一项历时20年的糖尿病长期跟踪随访研究告诉世人，仅仅通过控制饮食和运动，就能有效遏止糖尿病前期的进展，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让探索糖尿病奥秘的科学家看到了光明，更为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
项目：就像打一场石油会战
11月中旬的大庆，夜间温度已到零下。白天的街道上，这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看不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路边甚至小区里随处可见的“磕头机”——游梁式抽油机时刻提醒着人们：你的脚下就是油田。
举世闻名的大型糖尿病研究就是在这座石油城市里完成的。这里面的缘由，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大庆油田总医院老院长胡英华做了解释。上世纪70年代，胡院长就着手在大庆开始了心脑血管病网络监测工作，1985年到北京开会时，胡英华遇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潘孝仁教授，潘教授正想就糖尿病防治做个前瞻性研究，二人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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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是个“石油说了算”的城市，这里的楼绝大多数不超过6层，就是怕哪天发现脚下有油，楼说拆就拆。那时的大庆油田，都是准军事化管理，集体活动都二话不说，积极参与。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为糖尿病长期追踪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6年，项目开始。搞防治必须先普查，把人群分类。普查是个巨大的工程。当时大庆人口55万，25—74岁有28万人。油田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共培训了300多个普查人员，加上从中日友好医院抽调的20多个人，在33个点、17个中心筛查空腹血糖和糖耐量试验。半年时间里，一共普查了108660人。油田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姜亚云当年还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回忆当年的景象，感叹“简直跟石油会战一样”。当时市政府、油田管理局和两家医院的领导都出面动员，检查费用都是油田支付，“人们都很配合，下了班都知道去抽血检查。当时每个点六七个护士一字排开，采血的手都磨破了。”
普查的结果是新查出来糖尿病患者630人，加上已经确诊的病人190人，大庆当年糖尿病患病率是1.18%。查出糖耐量低减者577人，这些人的空腹血糖正常，但是吃了糖以后血糖异常升高，他们是糖尿病的“后备力量”，研究就是针对这个人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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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人按照居住点被分在4个组里：饮食干预组、运动干预组、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和不干预组。所谓“生活干预”都是简单易行的，胡院长介绍，饮食干预组提倡中国传统饮食，不肥胖的糖耐量低减者保障每天每公斤体重30卡热量饮食，并且限制糖和酒摄入，肥胖者在此基础上鼓励逐步减肥，每月减0.5—1公斤，直至达到标准体重。运动干预组则鼓励至少每天散步半小时或进行相等能量消耗的运动，不鼓励强烈运动。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两者兼顾。对于前三个生活干预组，受过培训的社区医生每周要走访一遍。平时有社区医生督促，每隔一段时间中日友好医院的专家还给大家讲课，普及糖尿病相关知识。血糖3个月复查一次。
就这样，6年过去了，对这4个组的人进行血糖比较，研究者发现，饮食干预组和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的效果基本相同，而且血糖控制是最好的，其次是运动干预组，不干预组血糖平均值最高。其结论是，通过简单的生活干预，糖尿病前期患者1/3不会发生糖尿病。此论文在1992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年会上发布后，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第一次证明并且量化了生活方式干预在糖尿病防治中的价值，从此“大庆研究”成了糖尿病领域被广泛引述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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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20多年，我没有跨过那条线
记者是在大庆老干部活动中心见到孙青(化名)的。这位49岁的电业局退休教师，就是当年被分到饮食运动联合治疗组的“糖耐量低减者”之一。见到记者，她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那个项目，不知道我现在会是啥样子。”
1986年，25岁的孙青刚生完儿子，当时儿子生下来9斤，属于“巨大儿”，后来孙青的母亲和姐姐、弟弟都被诊断为糖尿病，他们家算得上是典型的“糖尿病家族”。当年，孙青在月子里猛吃，一顿饭吃七八个鸡蛋，家人去菜市场买老母鸡一次就是十几只。结果，1米58的个头，3个月下来，体重达到78公斤，腰围3尺1，所有衣服都穿不进去了。走在街上，不认识的人都问：“预产期啥时候啊？”
恰逢大庆糖尿病项目开始，喝一杯糖水后查血糖，155毫克/分升，比正常值120高，但还没够上糖尿病的线。潘孝仁教授对孙青说：“你现在就站在两条线之间，往这边一步是糖尿病，往那边一步就没事。”孙青记住了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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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只吃5两主食，每天早上一小碗粥、一个鸡蛋和炒青菜，每天晚上喝稀粥，吃青菜，中午才吃肉。一周吃一次排骨和一次鱼。运动，孙青选择的是早上跳1小时老年迪斯科，晚上跳1小时的交谊舞。“那时候胖，没人请，我就跳男步，主动请女士跳。”家里买了秤，天天称。哪天觉得裤腰紧了，就多蹦会儿。乘公交车，尽量站着，消耗热量。2年后，人瘦了，血糖也正常了。
那几年里，每3个月测一次血糖，专家讲一次课，孙青都认真地参加。有时候，健身也有闲言碎语，有人说“还跳啊，腰都跳折了吧”。孙青不理会，记着医生的话——“要坚持住”。因为她身边有活生生的例子。一位患糖尿病多年的街坊，现在已经失明了。当年一起被诊断为糖耐量低减的王司机，不节食、不运动、不戒烟、不限酒，9年前死于心肌梗死，在去世前1年还因为坏疽截肢了。2004年，孙青的姐姐因为糖尿病肾病发展为尿毒症去世了。
少吃，多动，6年过去了，血糖正常。10年，20年，节食、运动成了习惯，血糖就一直没高过。如今的孙青，51公斤，2尺1的腰，身姿挺拔，面色红润，怎么看都不像是年近半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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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青是大庆项目最直接的受益者，那么千千万万糖尿病前期患者从大庆项目中获得的帮助更多。2006年，中日友好医院与油田总院一起，在中国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支持下，对1986年那577名糖耐量低减者进行了追踪，结果发现：20年间，未进行干预的那一组中93%已发生糖尿病，表明如不进行干预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要变为糖尿病。并且，这20年间他们之中的17%已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另有12%死于其他疾病，此外44%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心肌梗死或脑卒中。而经过6年生活方式干预者，20年后糖尿病的发生率比未干预组低43%。6年干预能推迟14年发病，这给了人们太多的惊喜。
此研究论文发表在了2008年5月的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作者的结论是：以小组形式开展，以饮食和运动为内容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长期持久地减少糖尿病的发生。文章主要作者——潘孝仁教授的继任者李光伟教授认为，干预之所以能持续起作用，一是参与者把好的生活方式坚持了下来，二是身体可能有代谢记忆。结合芬兰的类似研究，李光伟教授指出：“此研究结论大大增强了生活干预在全世界的影响。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的预防作用是跨越国家、种族、年龄、肥胖或非肥胖差别的，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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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上午，大庆东湖小区社区医院里跟往常一样坐满了病人，有的来输液，有的来复查，庞成言大夫看完了这个看那个，都没有坐下来歇的工夫。今年60多岁的庞大夫，几年前从运输中心卫生所退休，返聘到这里。黝黑的面庞，粗大的手掌，一说话就笑，这位典型的东北汉子，可是大庆项目组的“功臣”。1986年全市577个糖耐量低减的患者，就是分配到这些最基层的社区医生手里。
19位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的人，就是庞大夫的工作对象，他们被归到了饮食运动组。庞大夫挨家挨户跑，每周至少一遍，给他们反复讲糖尿病知识，教他们控制饮食、掌握运动量。几年下来，他跟这十几家人都成了好朋友，谁最近吃得多，不舒服，心情不好，他都心里有数。到了复查血糖的时候，他自己找车，送他们去医院。这19个人，在他的督促下，到1992年，除了一位搬家失访的，13位血糖正常，2位发展成糖尿病，3位依然是糖耐量低减。“当年潘孝仁教授非常满意，结项的时候亲手给了我500元课题费。”说到这，庞大夫憨憨地笑了。就在这6年里，庞大夫东跑西颠，骑坏了3辆自行车、一辆二手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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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到东湖小区社区医院“发挥余热”，庞大夫更忙了，他指着墙上的小区慢病一览表：小区3852户，人口13104，60岁以上643人，高血压152人，糖尿病31人，脑卒中31人……在采访中，他的小灵通响了。“是叫我出诊的。”庞大夫穿上外套急匆匆出了门。
启示：别让糖尿病成为富裕的“并发症”
就在日前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2008年会上，主任委员杨文英教授公布了我国最新的糖尿病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我国城镇人口糖尿病总患病率已经超过11%，富裕地区更高。据报道，上海40岁以上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超过13.06%。糖尿病真的成了富裕的“并发症”吗？
在大庆，记者感受到，这个油田上崛起的新兴城市，浓缩了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史。大庆人生活明显变好是从1979年开始的，那时全国人民吃饭还要凭票，大庆油田职工已过上了高福利生活。一到秋天，单位给职工一筐一筐发水果，米、面也是上百斤地发；过年的时候，鱼、鸡蛋、肉往家搬，据说猪肉都是一人半扇。如果家里是双职工，一家人在吃上基本上不用花钱了。吃的好了，出门就坐车，血糖高的就多了。
正如杨文英教授所说，糖尿病高发往往跟“乍富”相关。据胡院长介绍，大庆1986年糖尿病患病率是1.18%，到了1994年，变成3.89%，基本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再看全国，近20年来，我国共进行了4次不同程度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2002年之前的结果均显示糖尿病患病率在4%以下，而这两年和经济指数一起突飞猛进了。由此可见，大庆研究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如今的大庆，管理模式早不是当年的“准军事化”，老院长胡英华感慨，当年那种全民动员式的工作是不可能再现了，健康教育需要探索新的模式。“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明确地告诉人们，只要你管住嘴、多运动，你就能将糖尿病拒之门外。”▲, 百拇医药(本报记者 张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