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穴”，禁不如疏（共论）
●禁止、放任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规范和引导
●变单位人为社会人
●没有归属感就没有约束力
本报记者 江大红 蒋乃珺
2009年虽然刚刚过去不到两个月，但医疗界已经有了不一般的动作，8500亿资金的投入无疑给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也有不少人心存疑问，比如就有专家认为：如果不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人，医改将无法成功”。
此言论一出，立刻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支持者认为“医疗资源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看病难”；反对者认为医生“自由执业”合法化和常规化会让医生“走穴”现象进一步失去监管，埋下无数隐患。
医生为何成了“空中飞人”
, 百拇医药
这些年来，让许多老百姓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很多大医院知名专家乘周末频频过起了“空中飞人”的生活，去往各大城市，参加各级会诊和学术活动。
“我曾看过某位医生的时间安排表，周末都被各地的会议、讲课、会诊占满了。”年近30岁的小雯毫不掩饰她对医生忙碌于各类活动的不满。“当地病人都看不过来了，怎么会还有时间往外跑？再说，一个医生如果不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医院给病人看病、做研究，而是为了利益频繁奔波于全国各地，其医术如何能得到提高？”
实际上，持有小雯这种看法的人并不是少数。很多受访者认为，专家们外出会诊、讲课、交流，大家都能理解，但有些人过于频繁，甚至于耽误了本职工作，难道不是为了钱吗？“我感觉有点像演艺圈的‘走穴’。”一位五十多岁的公务员对记者说。
异地行医不是传统“走穴”
“医生兼职、异地行医确实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但目前社会对此误解很大。“要我说，医生流动绝对是有必要的。”殷大奎说，在目前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存在矛盾的情况下，绝对不能把这种现象等同于“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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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流动对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基层医院和患者来说，都是有益的。”解放军307医院乳癌科主任江泽飞认为，大城市大医院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但通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大专家，享受到当今国内一流的医疗服务；当地医生也能和经验丰富的专家面对面交流，及时更替滞后的知识，对提高当地医疗水平也会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针对公众指责专家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到处讲课等现象，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张奉春教授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没有类似的交流，中国的医学就死定了!”他认为，通过会议了解到国内外最先进的学科进展，是医生学习先进知识的最便捷方法。如果把这也限制了，就很难指望医学发展了。
“因此，以为医生流动就是‘走穴’，只是为了钱，太狭隘了!”在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看来，目前体制下，大量的医学专家是被禁锢在了其所在的医院。“我们有那么多的大专家，大教授，为何不能让他们的价值得到充分利用？‘生是单位人，死是单位鬼’真是非常可怕!看看人家美国，从没一个医生只能在一个地方行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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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规范才滋生出隐患
当然，专家们也不否认，由于缺乏相关的规范，也滋生了不少问题。
首先，的确有一些医生外出“走穴”是为了“趋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三甲医院院长告诉记者，如果医生参加的是医院组织的院外会诊，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即使对方医院付给医生劳务费，那也是直接付给医院的；但医生“走穴”就完全不同了，医生收了钱肯定不会让医院知道。
其次，可能让患者承担更多风险。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邓开叔认为，大医院的医生给病人做完手术，由于时间太匆忙，术后是否会发生感染、是否有并发症等意外，“走穴”医生难以把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有关部门曾有统计，全国因“走穴”导致的医疗事故已占事故总数的1/10。一旦如此，责任该由谁承担也无定论。
最后，邓开叔告诉记者，缺乏监管的异地行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部分医生因担心被医院发现，而在未与所在医院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外出，导致医院管理出现问题。再说，短短一两天这么来回折腾，肯定很累，自然会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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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给医生“松绑”了
“不过，即使是在本单位行医，如果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一样也会出现上述问题。可见，异地行医出现的漏洞是监管不严的后果，因此禁止、放任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规范和引导。”殷大奎说。要规避其害，医院管理者应该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制订出相关的规定，加强管理。
在这一点上，几位专家达成了共识。第一，应把个人行为转变为一种单位行为，这样既可以约束医生的行为，又可以为他们承担一定风险；第二，规定必须在完成本职工作后才能外出行医；第三，依据医生级别限制他们出去的次数等；第四，从医生个人角度来讲，也应加强自律。
“医生外出时应综合自己的水平、当地的医疗条件等因素进行医疗行为；手术结束后，必须持续关注患者病情发展，一旦发生意外应给予及时的指导。千万不要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当作了‘一锤子的买卖’。”邓开叔、张奉春强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的确有一部分医生频繁外出是“钱”字当头。而且，即使大多数医生依靠自己的能力行医，但毕竟拉大了贫富差距。“可考虑将异地行医价格公开化、透明化，这样就有利于监管了。”
另外，卫生行政部门应明确医生的这种行为是合理的，甚至应该提倡大专家主动到基层。“要我说，《执业医师法》是时候修改了。毕竟把医生禁锢在一个单位，真是难以发挥其价值，是种浪费。”“变单位人为社会人”则是周生来给出的“药方”。他认为，必须给医生松绑，尽早实行医师多点行医制度。医生“自由执业”让人才流动开来，这样，医疗资源才能得到优化配置。
“当然，也必须看到，目前，一个医生完全脱离医疗环境和社会背景也是不现实的，没有归属感就没有约束力，因此应该是有固定的职业制度去约束医生的行为，但同时也给其自由的执业时间和地点。说到底，解决看病难，绝不在于单纯鼓励病人流通，而是在于鼓励医生合理的流通。”江泽飞认为。▲, 百拇医药
●变单位人为社会人
●没有归属感就没有约束力
本报记者 江大红 蒋乃珺
2009年虽然刚刚过去不到两个月，但医疗界已经有了不一般的动作，8500亿资金的投入无疑给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也有不少人心存疑问，比如就有专家认为：如果不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人，医改将无法成功”。
此言论一出，立刻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支持者认为“医疗资源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看病难”；反对者认为医生“自由执业”合法化和常规化会让医生“走穴”现象进一步失去监管，埋下无数隐患。
医生为何成了“空中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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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让许多老百姓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很多大医院知名专家乘周末频频过起了“空中飞人”的生活，去往各大城市，参加各级会诊和学术活动。
“我曾看过某位医生的时间安排表，周末都被各地的会议、讲课、会诊占满了。”年近30岁的小雯毫不掩饰她对医生忙碌于各类活动的不满。“当地病人都看不过来了，怎么会还有时间往外跑？再说，一个医生如果不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医院给病人看病、做研究，而是为了利益频繁奔波于全国各地，其医术如何能得到提高？”
实际上，持有小雯这种看法的人并不是少数。很多受访者认为，专家们外出会诊、讲课、交流，大家都能理解，但有些人过于频繁，甚至于耽误了本职工作，难道不是为了钱吗？“我感觉有点像演艺圈的‘走穴’。”一位五十多岁的公务员对记者说。
异地行医不是传统“走穴”
“医生兼职、异地行医确实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但目前社会对此误解很大。“要我说，医生流动绝对是有必要的。”殷大奎说，在目前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存在矛盾的情况下，绝对不能把这种现象等同于“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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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流动对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基层医院和患者来说，都是有益的。”解放军307医院乳癌科主任江泽飞认为，大城市大医院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但通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大专家，享受到当今国内一流的医疗服务；当地医生也能和经验丰富的专家面对面交流，及时更替滞后的知识，对提高当地医疗水平也会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针对公众指责专家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到处讲课等现象，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张奉春教授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没有类似的交流，中国的医学就死定了!”他认为，通过会议了解到国内外最先进的学科进展，是医生学习先进知识的最便捷方法。如果把这也限制了，就很难指望医学发展了。
“因此，以为医生流动就是‘走穴’，只是为了钱，太狭隘了!”在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看来，目前体制下，大量的医学专家是被禁锢在了其所在的医院。“我们有那么多的大专家，大教授，为何不能让他们的价值得到充分利用？‘生是单位人，死是单位鬼’真是非常可怕!看看人家美国，从没一个医生只能在一个地方行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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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规范才滋生出隐患
当然，专家们也不否认，由于缺乏相关的规范，也滋生了不少问题。
首先，的确有一些医生外出“走穴”是为了“趋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三甲医院院长告诉记者，如果医生参加的是医院组织的院外会诊，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即使对方医院付给医生劳务费，那也是直接付给医院的；但医生“走穴”就完全不同了，医生收了钱肯定不会让医院知道。
其次，可能让患者承担更多风险。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邓开叔认为，大医院的医生给病人做完手术，由于时间太匆忙，术后是否会发生感染、是否有并发症等意外，“走穴”医生难以把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有关部门曾有统计，全国因“走穴”导致的医疗事故已占事故总数的1/10。一旦如此，责任该由谁承担也无定论。
最后，邓开叔告诉记者，缺乏监管的异地行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部分医生因担心被医院发现，而在未与所在医院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外出，导致医院管理出现问题。再说，短短一两天这么来回折腾，肯定很累，自然会影响工作。
, 百拇医药
该给医生“松绑”了
“不过，即使是在本单位行医，如果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一样也会出现上述问题。可见，异地行医出现的漏洞是监管不严的后果，因此禁止、放任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规范和引导。”殷大奎说。要规避其害，医院管理者应该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制订出相关的规定，加强管理。
在这一点上，几位专家达成了共识。第一，应把个人行为转变为一种单位行为，这样既可以约束医生的行为，又可以为他们承担一定风险；第二，规定必须在完成本职工作后才能外出行医；第三，依据医生级别限制他们出去的次数等；第四，从医生个人角度来讲，也应加强自律。
“医生外出时应综合自己的水平、当地的医疗条件等因素进行医疗行为；手术结束后，必须持续关注患者病情发展，一旦发生意外应给予及时的指导。千万不要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当作了‘一锤子的买卖’。”邓开叔、张奉春强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的确有一部分医生频繁外出是“钱”字当头。而且，即使大多数医生依靠自己的能力行医，但毕竟拉大了贫富差距。“可考虑将异地行医价格公开化、透明化，这样就有利于监管了。”
另外，卫生行政部门应明确医生的这种行为是合理的，甚至应该提倡大专家主动到基层。“要我说，《执业医师法》是时候修改了。毕竟把医生禁锢在一个单位，真是难以发挥其价值，是种浪费。”“变单位人为社会人”则是周生来给出的“药方”。他认为，必须给医生松绑，尽早实行医师多点行医制度。医生“自由执业”让人才流动开来，这样，医疗资源才能得到优化配置。
“当然，也必须看到，目前，一个医生完全脱离医疗环境和社会背景也是不现实的，没有归属感就没有约束力，因此应该是有固定的职业制度去约束医生的行为，但同时也给其自由的执业时间和地点。说到底，解决看病难，绝不在于单纯鼓励病人流通，而是在于鼓励医生合理的流通。”江泽飞认为。▲,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