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疾病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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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3日
《疾病的隐喻》：疾病在别处
我们惯于将幻想、神话或乌托邦投射到遥远的异域，可是，却时常将疾病、丑陋或羞耻之物归因于不太遥远的近邻。
苏珊·桑塔格的《艾滋病及其隐喻》指出:“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桑塔格的分析自有价值，不过对类似现象的揭示，她却远不是发明者。比如香港现代学人陈君葆在1944年8月2日日记里就提到:“……‘香港脚’——上海人称之为香港脚，香港人原称之‘星加坡脚’，星洲人却称之为曼尼刺脚，曼尼刺人称之为甚么，我可没细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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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总是起源于非我族类的，与此不约而同，羞于启耻的性用品也是外地好色客的发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讨论了古代中国的各种性用品:一种用以制作春药的植物“锁阳”产自“鞑靼田地”；一种女性自慰器被称作“广东膀”；另一种女性自慰器名为“勉铃”或“缅铃”，据说来自缅甸，一说“出自番兵”。高罗佩总结说:“……中国人乐于相信这样一种假说，即所有这些辅助工具都是来自域外。所谓‘鞑靼田地’、‘蛮兵’、‘缅铃’、‘广东膀’(这个词是一位江苏籍的作家所用，在他看来，广州并不是中国本土)之称。我们所说的‘French letters’(英国俚语指避孕套，字面意义为‘法国信’)和‘Letter sanglaises’(法国俚语指避孕套，字面意义则为‘英国信’)是与此类似的现象。”
按:关于英、法两国对避孕套的称呼，民国陈辟邪的留学小说《海外缤纷录》第十三回也有提及:“雨衣两字，是美国的名词……这个在英国叫做‘法兰西帽’，在法国叫做‘英吉利帽’，想不到讨便宜之风，海外也是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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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古今中外，都有将疾病或羞耻之物归罪于邻邦的修辞习惯。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轻度病态心理:既让本土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划清界限，以形成一种文化避讳；同时又让邻近的异己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关系暧昧，以宣泄一种国族歧视。如此顺手拈来，一举两得。
针对这类责人不责己的文化偏见，可以借用《围城》里方鸿渐的话作为回答:“……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合时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梅毒千真万确都是舶来品，可是，为什么偏偏只有这两样舶来品在中国繁荣昌盛呢？
对于外来文明，我们总喜欢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在实践中，能够“既取其精华，也得其糟粕”就算不错了，我们经常只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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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隐喻要让血流成河——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作者：一痞了之 提交日期：2005-3-3 17:15:00 访问：305 回复：6
一、“反对阐释“，“平息想象“。
曾有人提出疑问，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思想，不也是一种“阐释“？两厢比照岂不矛盾？但是我们稍稍细心一些的话，就会发现，“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的“阐释“一词毕竟是以单数面貌出现。桑塔格所要反对的并非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而是“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简单说来，即僵化的意义建构或是一元的印象话语。理解作品，“阐释“应召而来，试图满足读者预期心理中对“文本清晰明了“的渴求。但是，你真的相信“阐释“足够真诚？它会不会欺骗了你？甚至囚禁了你，建造起一个沙之堡，却宣告那是万古长存的理想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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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思想并没有什么尴尬之处，若偏要说尴尬，那也只能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桑塔格在致电自己小说《恩主》的中文译者姚君伟时一再叮咛，“就按字面意思译，不要尝试去阐释，千万别做进一步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她苛刻地对读者提出了要求。可是愚钝如我，在理解她作品之时，要怎样才能丝毫不造次，才能不缚凿的牵强附会呢？这里，我吐诉自己对桑塔格作品的理解，又不可避免的带上个人简单化的释义，它们会否已变了味道？忠诚奇异的与背叛相融一体——亲爱的，但愿你能体谅我此刻身处之窘境。
“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篇末吹响了反攻“后现代“的号角。那一年正是一六**年，愁云惨淡，天地霎时为之变了颜色。多少人望风而逃，多少人负隅顽抗；又有多少人鸣了钹铙不住喝彩，期盼桑塔格带来一场涤荡一切的大雨。一晃四十年，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都给她赋予了过多而不乏相矛盾的意义描述：左翼激进的，右派保守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她是战斗者，她是保卫者，母狮子，她是公众良心......她是被符号化了，甚至有时被隐喻了。可是当我看到一幅桑塔格在1977年的个人相片时，我不禁感到惊异，为何独独没有人直言赞叹她的美丽。那些挨千刀的符号描述啊，是让我绝无法想见眼前这个系着纱巾露出爽朗笑容的短发美女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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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是个美女——即使我余下的文字建构，不能为你带来丝毫价值，还请你记住这个真理。真的，我没有骗你。我也多少有些明白了桑塔格创作《疾病的隐喻》(收录两篇长文，《作为隐喻的隐喻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的良苦用心。隐喻，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隐喻带来思考与认识，隐喻也带来幻象，带来遮蔽，带给被隐喻之物意想不到的陌生感——“别开玩笑了，这哪里是我？!“而疾病的隐喻，给社会、个人都带来了诸多象征意义的重压。留心我们的言辞，会发现许多与疾病隐喻相关的话语；留心我们的身边，会发现许多与之相关的人，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反对阐释》里，桑塔格把“意义的世界“称为“影子的世界“，在《疾病的隐喻》里，她则是“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真实世界，运用到身体上，“消除依附隐喻之上的意象魅影，“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也许我们要直面桑塔格，亦该“反对阐释“，“平息想象“，那些符号化的描述毕竟不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她、对其作品的理解。我记住了，她是个留下了无数趣味的文本的优秀作家，她曾经那么美丽，也将永远美丽下去。你呢，你记住了怎样的一个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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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些作为隐喻的疾病。
若把《疾病的隐喻》比作一部叙事性作品，那么癌症、艾滋病便是先后出场的两大主角，结核病当之无愧的成为第一配角，霍乱、天花、麻风、梅毒、精神错乱、小儿麻痹症......则是些匆匆走过场的小角色。另外莫要忘记，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附着于疾病之上的种种隐喻。
雪莱在致济慈的一封信中，流露出结核病患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赞美了济慈那副带着肺痨病容的外显风度。而在当时的十九世纪，结核病作为一种欧洲流行病，确曾被赋予了各种浪漫化的想象。桑塔格在书中对那些成功的隐喻进行了全面揭示。
结核病在患者面容上留下相互冲突的两种印记：苍白与潮红，并使患者倏尔亢奋倏尔疲乏。但它毁人的症状却演变成一场略带罗曼蒂克色彩的隐喻，甚至上升为一种流行神话。“从隐喻的角度说，结核病是一种灵魂病“，桑塔格向我们展示了众多文学作品中对结核病的的优雅描述，我们亦可想见那些被塑造成因患病而更显激情，更具创造力的主人公。结核病的“分解性、发热性和消失性“常与身受爱情折磨、耽于情感的人联系在一起。而它致使患者活力的消散与身体的日渐瘦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痨病相一度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柔弱而楚楚动人、非同寻常的敏感。桑塔格不无戏谑的形容此种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堡垒。“如是，甚至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也可以被美化，狄更斯就曾把结核病称为一种把死亡与生命奇异的圆融在一起的疾病，“以至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泽，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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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象与隐喻多少还有些善意的成分。而当结核病逐渐认清自己的配角身份，自觉从社会舞台退隐，我们的两大主角——癌症与艾滋病，却是不那么光彩的步入了隐喻的世界。
癌症这种更具致命性的疾病，因其对人造成的不体面印象，而鲜有人会去美化它。癌症普世的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被想象成一副恶魔般的嘴脸，蚕食着生命。桑塔格列举了种种相关隐喻，尤其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政治修辞与军事修辞中，这类疾病的隐喻是多么普遍，这类疾病的患者又因此无端承受了多么巨大的人格指责。癌症毫无浪漫可言，似乎更易被赋予道德意义上的惩罚性——因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而致病。我们简略看一下依附癌症之上的战争语言，“于是，癌细胞不徒‘增生’而已；而且，它们具有‘侵犯性’“——浩浩荡荡的破坏性细胞大军组成肿瘤，一次次展开殖民化战争。或有“前哨扫描“或有“防卫阵地“，不断地“对肌体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无论是疾病的侵袭，还是对其的治疗，都渲染上一种军事风格，并渗入我们的日常语境。这种愈见宏大的战争图式，也产生了其他变体，例如社会批评、政治隐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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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援引可治愈的结核病来比照治国术；疾病的控制需要深谋远虑的先见之明，这些于控制社会肌体也是必要的。而现代的政治家对疾病意象的运用就不那么温和了，疾病隐喻的运用伴随着激烈的政治事件、民众骚乱、革命风暴进入其全盛时期。这时经常听候遣用的霍乱、梅毒和癌症，被等同于政治事件或政治状况中“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
“艾滋病有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桑塔格敏锐的指出了在微观过程与传播方式上，艾滋病所着附的两种隐喻：即象癌挣一样“入侵“，似梅毒一般“污染“。
严格说来，艾滋病 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艾滋病的病因亦非单一，但是它的病毒攻击却如此令人毛骨悚然。自艾滋病甫一出现，便被视作“生命和希望的一般性鉴戒“。堆垒于艾滋病(及其患者)之上的隐喻更象是一常灾难——是的，正如它给人类所带来的。艾滋病是大瘟疫的复活，是一场毁，一场罪。罪，即惩罚!不祥的意象紧裹着所有患者——对他们来说，艾滋病也致使了自己“身份的暴露“。当然，患者的身份不是象结核病所赋予的那样被贵族化，而是被深深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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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标准似乎是那么明晰，没有人认为自己该得上艾滋病。艾滋病，就象瘟疫一样，一律来自他处，而耻辱的患者也该是“他者“。那些同性恋者、性放纵者、“高危人群“，是艾滋病把他们出卖了。身染污名，万劫不复，疾病的确认决定了他们身份的终结——被社会抛弃。
冰冷的艾滋病隐喻毫不顾惜患病个体的脆弱性，无情地渗入现代公众话语中，并在国家伦理、政治语境中成为一柄无往不克的利刃。随之激发的是层出不穷的末日幻象，以及那具有反讽性质的“我们所在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
三、“疾病“仅是疾病，不是别的。
记得法国法国作家让·齐奥诺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中，大霍乱四处蔓延，主人公安杰罗有一段时间就躲在屋顶上。他无望的看着地面上一批一批因霍乱致死的居民被白衣人抬走，而抬尸体的白衣人也越来越多的被传染，死亡。白花花的阳光从万物之中升起，为尸体镀上一层不真实的耀眼光辉。侧耳倾听，也许可听闻死神破空而来的脚步声......读者忍受着意象，臆造着意象，心内窒息的恐惧感完全被文本激发出来，并滋长着。可是小说接下来竟有一段天启式的细节描写，令我不由得充满感恩的情絮——安杰罗走下屋顶，勇敢的跟随一位钟楼里的修女，挨家挨户的为临死的病人拭身，将死者抬走——“疾病“，终究摘去了它的狰狞假面，仅仅成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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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目光、言辞在指向疾病之时，更多的却是盘踞在远离大地的屋顶上，迟迟不肯下来。我们或许应该自问，那大地上隐喻为疾病所笼罩的耀眼光芒是否蒙蔽了我们的心智，我们自以为是的距离感是否反而带来了不必要的恐惧。何时我们才能跟随轻骑兵一起回到大地，在直面疾病的同时，也把真实的面目返还疾病本身。
于是，当我们再度面对那些附着疾病之上的隐喻，莫要忘记桑塔格悉心罗列它们的真正目的——直面疾病，而不是隐喻性的对待。她所做出的努力，正如书尾所言，“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不可否认，身患癌症的经历使桑塔格的批评文字带上了强烈的个人感情，也正因其之沉重厚实，愈使我们的心贴近地面，真诚的去体悟比癌症病痛令她更感致命的一种痛苦——“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
不论是癌症、艾滋病、结核病，还是其他疾病，都或多或少被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患者时常要承受来自社会的一种哈而又危险的断论——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这“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此种现象于现代艾滋病患者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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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塔格的文字的沉浸久了，我竟偶然闪过一个不成熟的念头——“思想“也是一种疾病。要花费力气解释它使之圆熟，我想大可不必，但我们在面对一种疾病、评说一种疾病的时候，未尝没有可能在自造另一种疾病。疾病无处不在，它添塞了公众视野的每个角落；而它又处处不在，因为对疾病的理解确实因人而异，且不断融合变动。一种境遇，一次闲谈，一阵哄笑，一顿饭局，都为此提供了可能。
有些变动与融合是荒谬可怕的，正象诸多倒错的欲念被合理化，甚至成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桑塔格强烈渴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是军事隐喻，“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回顾一下二十世纪那场最残忍的疾病隐喻：希特勒在一九一九年的反犹文章中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纳粹党徒又迅速把修辞现代化，因为“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是的，总有一种隐喻要让血流成河。
你是否还记得《韩非子》中，楚人卞和献玉璞的故事。不识玉的厉王、武王以欺君之罪断和左右足。及文王即位，和氏历尽曲折，方使王上理其璞，而得宝焉。璞中美玉的隐喻似与疾病的隐喻差之千里万里，但我们总会觅得一个共同的规训——剔去附着物，明视其本真之貌，莫要让和氏白白送了双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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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疾病的隐喻》我没读到全文，只是从一些评论中得到一些信息，不敢妄言太多，说点微薄的看法。疾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疾病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存在，疾病不会因为你的品行高尚或是幽雅美好就不来侵犯你，在疾病恶化后，才有道德的存在，关于传播感染，一个道德观念强的人或许会注意自己的行为，避免更多的恶化，如果在未知者愚昧的情况下，怎么避免，难道这也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吗，诸如艾滋病村，肝炎村的存在，那些并不是因为村民不道德，而是他们没有这种预防意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不是道德的缺损，而是知识的缺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又用道德的眼光去批判他们。这是一个误区，他们也在直视自己的疾病。可是悲痛的事情还是要发生。这种种事态都是无法避免。诸如其他的疾病患者被他人所唾弃、厌恶之类，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过的那些，那也是一种不健全的道德观念。如果社会以病态的道德标准来抨击他人在道德上的不是，我想病态的道德会像疾病一样迅速传播并发展下去，并和那些疾病一样恶劣，无法医治。想医治疾病，不如先医好自己的道德观念先。我不知道苏珊·桑塔格具体是怎样来隐喻这些内容。渴盼读到这本书，我想它会比前一本《反对阐释》给我带来更多鲜亮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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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
strangers @ 2006-10-03 23:00
苏珊桑塔格的这一本著作远比《反对阐释》来得浅白易读。如果说《反对阐释》更倾向于一种理论的阐发，那么《疾病的隐喻》就更像是倚在其理论上进行枝节的剖析。
老实说就严谨性而言，《疾病的隐喻》其实有所欠缺。癌症的病因并没有得到彻底证实，现在推导出的病因其是否与当年结核病被证实全然错误的病因一样具有附会性，并不能保证。然而苏珊桑塔格其意并不在此，她更多是指出一种关联，并指出疾病、尤其是不能确定其病因又近乎致命的疾病都很容易被附加上种种隐喻，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及导致的结果。
无论如何，隐喻赋予患者群体的特性使得很多患者在疗法上发生了分歧，更倾向于直接针对隐喻改变自身。比如结核病患者认为节制、平静、自然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而不诉诸于药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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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患者，尤其是当时的癌症患者，因为隐喻赋予患者群体的特性使得他们甚至整个社会都以得此病为耻，认为得癌症是自身人格的问题，而与身体无关。
大概是考虑到谨慎与普遍性，桑塔格跳过了精神与心理疾病。然而我毫无办法地想到了心理疾病。那或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其隐喻性与歧视性其实更为直接。
至于其背后的原因，大抵桑塔格从纯科学和权力话语双重层面进行了阐释。
纯科学的角度是在直接病因未能清楚之前，人们往往只能从现象中倒推回去。于是不少结核病人共有的敏感、纤细性格，癌症病人生活的压抑与不健康成为了病因的主要推导因素。
然而在桑塔格笔下更重要的是这种隐喻所潜伏的话语权。肺结核被赋予的“美”、“贵族”，成为了旧式贵族与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然而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站稳脚跟，癌症成了资产阶级与反资产阶级反现代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艾滋病本来极具有取代癌症隐喻性的可能。尤其早期艾滋病人群特征的相对固定，更使得其隐喻跟歧视的力量相当强大。然而艾滋病的可传染性与其不可治愈性混在一起，伴随着艾滋病人群的迅速扩张产生了一种全球性的恐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消弱了艾滋病人群的被歧视。
而且全球性恐慌本身未始不是另一种程度的隐喻。
“我们处在一种大灾难的阵痛中……我们预见它，我们剩下的事情只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见。”
这绝不仅仅是艾滋病本身的意义。, 百拇医药
我们惯于将幻想、神话或乌托邦投射到遥远的异域，可是，却时常将疾病、丑陋或羞耻之物归因于不太遥远的近邻。
苏珊·桑塔格的《艾滋病及其隐喻》指出:“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桑塔格的分析自有价值，不过对类似现象的揭示，她却远不是发明者。比如香港现代学人陈君葆在1944年8月2日日记里就提到:“……‘香港脚’——上海人称之为香港脚，香港人原称之‘星加坡脚’，星洲人却称之为曼尼刺脚，曼尼刺人称之为甚么，我可没细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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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总是起源于非我族类的，与此不约而同，羞于启耻的性用品也是外地好色客的发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讨论了古代中国的各种性用品:一种用以制作春药的植物“锁阳”产自“鞑靼田地”；一种女性自慰器被称作“广东膀”；另一种女性自慰器名为“勉铃”或“缅铃”，据说来自缅甸，一说“出自番兵”。高罗佩总结说:“……中国人乐于相信这样一种假说，即所有这些辅助工具都是来自域外。所谓‘鞑靼田地’、‘蛮兵’、‘缅铃’、‘广东膀’(这个词是一位江苏籍的作家所用，在他看来，广州并不是中国本土)之称。我们所说的‘French letters’(英国俚语指避孕套，字面意义为‘法国信’)和‘Letter sanglaises’(法国俚语指避孕套，字面意义则为‘英国信’)是与此类似的现象。”
按:关于英、法两国对避孕套的称呼，民国陈辟邪的留学小说《海外缤纷录》第十三回也有提及:“雨衣两字，是美国的名词……这个在英国叫做‘法兰西帽’，在法国叫做‘英吉利帽’，想不到讨便宜之风，海外也是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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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古今中外，都有将疾病或羞耻之物归罪于邻邦的修辞习惯。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轻度病态心理:既让本土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划清界限，以形成一种文化避讳；同时又让邻近的异己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关系暧昧，以宣泄一种国族歧视。如此顺手拈来，一举两得。
针对这类责人不责己的文化偏见，可以借用《围城》里方鸿渐的话作为回答:“……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合时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梅毒千真万确都是舶来品，可是，为什么偏偏只有这两样舶来品在中国繁荣昌盛呢？
对于外来文明，我们总喜欢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在实践中，能够“既取其精华，也得其糟粕”就算不错了，我们经常只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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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隐喻要让血流成河——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作者：一痞了之 提交日期：2005-3-3 17:15:00 访问：305 回复：6
一、“反对阐释“，“平息想象“。
曾有人提出疑问，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思想，不也是一种“阐释“？两厢比照岂不矛盾？但是我们稍稍细心一些的话，就会发现，“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的“阐释“一词毕竟是以单数面貌出现。桑塔格所要反对的并非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而是“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简单说来，即僵化的意义建构或是一元的印象话语。理解作品，“阐释“应召而来，试图满足读者预期心理中对“文本清晰明了“的渴求。但是，你真的相信“阐释“足够真诚？它会不会欺骗了你？甚至囚禁了你，建造起一个沙之堡，却宣告那是万古长存的理想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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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思想并没有什么尴尬之处，若偏要说尴尬，那也只能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桑塔格在致电自己小说《恩主》的中文译者姚君伟时一再叮咛，“就按字面意思译，不要尝试去阐释，千万别做进一步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她苛刻地对读者提出了要求。可是愚钝如我，在理解她作品之时，要怎样才能丝毫不造次，才能不缚凿的牵强附会呢？这里，我吐诉自己对桑塔格作品的理解，又不可避免的带上个人简单化的释义，它们会否已变了味道？忠诚奇异的与背叛相融一体——亲爱的，但愿你能体谅我此刻身处之窘境。
“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篇末吹响了反攻“后现代“的号角。那一年正是一六**年，愁云惨淡，天地霎时为之变了颜色。多少人望风而逃，多少人负隅顽抗；又有多少人鸣了钹铙不住喝彩，期盼桑塔格带来一场涤荡一切的大雨。一晃四十年，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都给她赋予了过多而不乏相矛盾的意义描述：左翼激进的，右派保守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她是战斗者，她是保卫者，母狮子，她是公众良心......她是被符号化了，甚至有时被隐喻了。可是当我看到一幅桑塔格在1977年的个人相片时，我不禁感到惊异，为何独独没有人直言赞叹她的美丽。那些挨千刀的符号描述啊，是让我绝无法想见眼前这个系着纱巾露出爽朗笑容的短发美女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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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是个美女——即使我余下的文字建构，不能为你带来丝毫价值，还请你记住这个真理。真的，我没有骗你。我也多少有些明白了桑塔格创作《疾病的隐喻》(收录两篇长文，《作为隐喻的隐喻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的良苦用心。隐喻，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隐喻带来思考与认识，隐喻也带来幻象，带来遮蔽，带给被隐喻之物意想不到的陌生感——“别开玩笑了，这哪里是我？!“而疾病的隐喻，给社会、个人都带来了诸多象征意义的重压。留心我们的言辞，会发现许多与疾病隐喻相关的话语；留心我们的身边，会发现许多与之相关的人，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反对阐释》里，桑塔格把“意义的世界“称为“影子的世界“，在《疾病的隐喻》里，她则是“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真实世界，运用到身体上，“消除依附隐喻之上的意象魅影，“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也许我们要直面桑塔格，亦该“反对阐释“，“平息想象“，那些符号化的描述毕竟不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她、对其作品的理解。我记住了，她是个留下了无数趣味的文本的优秀作家，她曾经那么美丽，也将永远美丽下去。你呢，你记住了怎样的一个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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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些作为隐喻的疾病。
若把《疾病的隐喻》比作一部叙事性作品，那么癌症、艾滋病便是先后出场的两大主角，结核病当之无愧的成为第一配角，霍乱、天花、麻风、梅毒、精神错乱、小儿麻痹症......则是些匆匆走过场的小角色。另外莫要忘记，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附着于疾病之上的种种隐喻。
雪莱在致济慈的一封信中，流露出结核病患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赞美了济慈那副带着肺痨病容的外显风度。而在当时的十九世纪，结核病作为一种欧洲流行病，确曾被赋予了各种浪漫化的想象。桑塔格在书中对那些成功的隐喻进行了全面揭示。
结核病在患者面容上留下相互冲突的两种印记：苍白与潮红，并使患者倏尔亢奋倏尔疲乏。但它毁人的症状却演变成一场略带罗曼蒂克色彩的隐喻，甚至上升为一种流行神话。“从隐喻的角度说，结核病是一种灵魂病“，桑塔格向我们展示了众多文学作品中对结核病的的优雅描述，我们亦可想见那些被塑造成因患病而更显激情，更具创造力的主人公。结核病的“分解性、发热性和消失性“常与身受爱情折磨、耽于情感的人联系在一起。而它致使患者活力的消散与身体的日渐瘦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痨病相一度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柔弱而楚楚动人、非同寻常的敏感。桑塔格不无戏谑的形容此种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堡垒。“如是，甚至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也可以被美化，狄更斯就曾把结核病称为一种把死亡与生命奇异的圆融在一起的疾病，“以至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泽，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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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象与隐喻多少还有些善意的成分。而当结核病逐渐认清自己的配角身份，自觉从社会舞台退隐，我们的两大主角——癌症与艾滋病，却是不那么光彩的步入了隐喻的世界。
癌症这种更具致命性的疾病，因其对人造成的不体面印象，而鲜有人会去美化它。癌症普世的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被想象成一副恶魔般的嘴脸，蚕食着生命。桑塔格列举了种种相关隐喻，尤其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政治修辞与军事修辞中，这类疾病的隐喻是多么普遍，这类疾病的患者又因此无端承受了多么巨大的人格指责。癌症毫无浪漫可言，似乎更易被赋予道德意义上的惩罚性——因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而致病。我们简略看一下依附癌症之上的战争语言，“于是，癌细胞不徒‘增生’而已；而且，它们具有‘侵犯性’“——浩浩荡荡的破坏性细胞大军组成肿瘤，一次次展开殖民化战争。或有“前哨扫描“或有“防卫阵地“，不断地“对肌体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无论是疾病的侵袭，还是对其的治疗，都渲染上一种军事风格，并渗入我们的日常语境。这种愈见宏大的战争图式，也产生了其他变体，例如社会批评、政治隐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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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援引可治愈的结核病来比照治国术；疾病的控制需要深谋远虑的先见之明，这些于控制社会肌体也是必要的。而现代的政治家对疾病意象的运用就不那么温和了，疾病隐喻的运用伴随着激烈的政治事件、民众骚乱、革命风暴进入其全盛时期。这时经常听候遣用的霍乱、梅毒和癌症，被等同于政治事件或政治状况中“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
“艾滋病有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桑塔格敏锐的指出了在微观过程与传播方式上，艾滋病所着附的两种隐喻：即象癌挣一样“入侵“，似梅毒一般“污染“。
严格说来，艾滋病 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艾滋病的病因亦非单一，但是它的病毒攻击却如此令人毛骨悚然。自艾滋病甫一出现，便被视作“生命和希望的一般性鉴戒“。堆垒于艾滋病(及其患者)之上的隐喻更象是一常灾难——是的，正如它给人类所带来的。艾滋病是大瘟疫的复活，是一场毁，一场罪。罪，即惩罚!不祥的意象紧裹着所有患者——对他们来说，艾滋病也致使了自己“身份的暴露“。当然，患者的身份不是象结核病所赋予的那样被贵族化，而是被深深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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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标准似乎是那么明晰，没有人认为自己该得上艾滋病。艾滋病，就象瘟疫一样，一律来自他处，而耻辱的患者也该是“他者“。那些同性恋者、性放纵者、“高危人群“，是艾滋病把他们出卖了。身染污名，万劫不复，疾病的确认决定了他们身份的终结——被社会抛弃。
冰冷的艾滋病隐喻毫不顾惜患病个体的脆弱性，无情地渗入现代公众话语中，并在国家伦理、政治语境中成为一柄无往不克的利刃。随之激发的是层出不穷的末日幻象，以及那具有反讽性质的“我们所在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
三、“疾病“仅是疾病，不是别的。
记得法国法国作家让·齐奥诺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中，大霍乱四处蔓延，主人公安杰罗有一段时间就躲在屋顶上。他无望的看着地面上一批一批因霍乱致死的居民被白衣人抬走，而抬尸体的白衣人也越来越多的被传染，死亡。白花花的阳光从万物之中升起，为尸体镀上一层不真实的耀眼光辉。侧耳倾听，也许可听闻死神破空而来的脚步声......读者忍受着意象，臆造着意象，心内窒息的恐惧感完全被文本激发出来，并滋长着。可是小说接下来竟有一段天启式的细节描写，令我不由得充满感恩的情絮——安杰罗走下屋顶，勇敢的跟随一位钟楼里的修女，挨家挨户的为临死的病人拭身，将死者抬走——“疾病“，终究摘去了它的狰狞假面，仅仅成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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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目光、言辞在指向疾病之时，更多的却是盘踞在远离大地的屋顶上，迟迟不肯下来。我们或许应该自问，那大地上隐喻为疾病所笼罩的耀眼光芒是否蒙蔽了我们的心智，我们自以为是的距离感是否反而带来了不必要的恐惧。何时我们才能跟随轻骑兵一起回到大地，在直面疾病的同时，也把真实的面目返还疾病本身。
于是，当我们再度面对那些附着疾病之上的隐喻，莫要忘记桑塔格悉心罗列它们的真正目的——直面疾病，而不是隐喻性的对待。她所做出的努力，正如书尾所言，“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不可否认，身患癌症的经历使桑塔格的批评文字带上了强烈的个人感情，也正因其之沉重厚实，愈使我们的心贴近地面，真诚的去体悟比癌症病痛令她更感致命的一种痛苦——“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
不论是癌症、艾滋病、结核病，还是其他疾病，都或多或少被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患者时常要承受来自社会的一种哈而又危险的断论——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这“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此种现象于现代艾滋病患者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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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塔格的文字的沉浸久了，我竟偶然闪过一个不成熟的念头——“思想“也是一种疾病。要花费力气解释它使之圆熟，我想大可不必，但我们在面对一种疾病、评说一种疾病的时候，未尝没有可能在自造另一种疾病。疾病无处不在，它添塞了公众视野的每个角落；而它又处处不在，因为对疾病的理解确实因人而异，且不断融合变动。一种境遇，一次闲谈，一阵哄笑，一顿饭局，都为此提供了可能。
有些变动与融合是荒谬可怕的，正象诸多倒错的欲念被合理化，甚至成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桑塔格强烈渴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是军事隐喻，“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回顾一下二十世纪那场最残忍的疾病隐喻：希特勒在一九一九年的反犹文章中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纳粹党徒又迅速把修辞现代化，因为“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是的，总有一种隐喻要让血流成河。
你是否还记得《韩非子》中，楚人卞和献玉璞的故事。不识玉的厉王、武王以欺君之罪断和左右足。及文王即位，和氏历尽曲折，方使王上理其璞，而得宝焉。璞中美玉的隐喻似与疾病的隐喻差之千里万里，但我们总会觅得一个共同的规训——剔去附着物，明视其本真之貌，莫要让和氏白白送了双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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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疾病的隐喻》我没读到全文，只是从一些评论中得到一些信息，不敢妄言太多，说点微薄的看法。疾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疾病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存在，疾病不会因为你的品行高尚或是幽雅美好就不来侵犯你，在疾病恶化后，才有道德的存在，关于传播感染，一个道德观念强的人或许会注意自己的行为，避免更多的恶化，如果在未知者愚昧的情况下，怎么避免，难道这也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吗，诸如艾滋病村，肝炎村的存在，那些并不是因为村民不道德，而是他们没有这种预防意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不是道德的缺损，而是知识的缺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又用道德的眼光去批判他们。这是一个误区，他们也在直视自己的疾病。可是悲痛的事情还是要发生。这种种事态都是无法避免。诸如其他的疾病患者被他人所唾弃、厌恶之类，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过的那些，那也是一种不健全的道德观念。如果社会以病态的道德标准来抨击他人在道德上的不是，我想病态的道德会像疾病一样迅速传播并发展下去，并和那些疾病一样恶劣，无法医治。想医治疾病，不如先医好自己的道德观念先。我不知道苏珊·桑塔格具体是怎样来隐喻这些内容。渴盼读到这本书，我想它会比前一本《反对阐释》给我带来更多鲜亮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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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
strangers @ 2006-10-03 23:00
苏珊桑塔格的这一本著作远比《反对阐释》来得浅白易读。如果说《反对阐释》更倾向于一种理论的阐发，那么《疾病的隐喻》就更像是倚在其理论上进行枝节的剖析。
老实说就严谨性而言，《疾病的隐喻》其实有所欠缺。癌症的病因并没有得到彻底证实，现在推导出的病因其是否与当年结核病被证实全然错误的病因一样具有附会性，并不能保证。然而苏珊桑塔格其意并不在此，她更多是指出一种关联，并指出疾病、尤其是不能确定其病因又近乎致命的疾病都很容易被附加上种种隐喻，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及导致的结果。
无论如何，隐喻赋予患者群体的特性使得很多患者在疗法上发生了分歧，更倾向于直接针对隐喻改变自身。比如结核病患者认为节制、平静、自然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而不诉诸于药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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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患者，尤其是当时的癌症患者，因为隐喻赋予患者群体的特性使得他们甚至整个社会都以得此病为耻，认为得癌症是自身人格的问题，而与身体无关。
大概是考虑到谨慎与普遍性，桑塔格跳过了精神与心理疾病。然而我毫无办法地想到了心理疾病。那或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其隐喻性与歧视性其实更为直接。
至于其背后的原因，大抵桑塔格从纯科学和权力话语双重层面进行了阐释。
纯科学的角度是在直接病因未能清楚之前，人们往往只能从现象中倒推回去。于是不少结核病人共有的敏感、纤细性格，癌症病人生活的压抑与不健康成为了病因的主要推导因素。
然而在桑塔格笔下更重要的是这种隐喻所潜伏的话语权。肺结核被赋予的“美”、“贵族”，成为了旧式贵族与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然而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站稳脚跟，癌症成了资产阶级与反资产阶级反现代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艾滋病本来极具有取代癌症隐喻性的可能。尤其早期艾滋病人群特征的相对固定，更使得其隐喻跟歧视的力量相当强大。然而艾滋病的可传染性与其不可治愈性混在一起，伴随着艾滋病人群的迅速扩张产生了一种全球性的恐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消弱了艾滋病人群的被歧视。
而且全球性恐慌本身未始不是另一种程度的隐喻。
“我们处在一种大灾难的阵痛中……我们预见它，我们剩下的事情只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见。”
这绝不仅仅是艾滋病本身的意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