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家庭的医疗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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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一家族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医疗路
时间交汇在1996、1997年左右，一个家族的两个家庭从此分别进入了漫长的与疾病斗争的日子。
在一张泛黄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显示出这个贫穷家族人丁的兴旺。1984年，这个家族的长者90大寿，直系旁系亲属从各方远道而来，拍下了这张照片，总共有四五十人。
家族内部的分化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世代务农的一部分人凭借贫农身分、个人的努力和运气进入了大城市武汉，后来这个家庭培养了令整个族人骄傲的留洋博士。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儿孙们，仍然留在江西省都昌县务农，少数人靠着城里亲戚“关系”的提携，进入了当地市、县，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城里人和国家干部的生活。
乡村和城市的差异是巨大的，在1996、1997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在疾速变化。农村的税费负担在那几年达到顶峰，农民开始了汹涌澎湃的南下打工浪潮，农村多剩下老弱病残。旧农村合作医疗已土崩瓦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那时已经开始试点，但因为农民负担沉重，需要农民缴费的新型合作医疗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总方针相冲突，一直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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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医疗卫生体制经历了1992年混乱的国家甩包袱式的改革后开始逐步回到正轨，1998年，伴随着国企改革攻坚战的进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办社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一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组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以局长身份执掌这个机构，后来却发现他是一大蛀虫。那几年城市的改革如火如荼，与之伴随的包括住房体制改革、高校扩招等等。
至今为止，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城乡为界，分为二类，一类为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类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此外，公务员和部分大型国有事业单位仍然实行公费医疗政策。
1996年，18岁的江西省都昌县汪墩乡茅垅村的姑娘陈春初中毕业，开始跟随打工大军南下，她先后去过广东、浙江，此前她从未去过县城。打工很不顺利，不是被骗就是求职无门。
1997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份电报来到这个小村庄，电报来自江西鹰潭某派出所，让陈春父亲陈钢去领女儿。陈春被拐骗了，被派出所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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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她被拐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回家后，陈春变得喜怒无常，有时还点燃家里的被单。村里人知道：她疯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病如魔咒一样缠绕这个家庭。
此前一年，1996年，远在武汉的陈春的二奶奶刘菊也患了一场大病：脑溢血。一位名医来到了她家，刘菊马上被送往了附近的大医院，但此后的十多年，疾病从未脱离过她。刘菊1954年随丈夫来到武汉。她刚到武汉时靠帮人带小孩、洗衣服度日，1975年才开始参加工作，去了一家街办塑料厂，1985年退休。不像陈春，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刘菊最初享受厂里的公费医疗，后来转为城镇居民职工医疗保险。当然，比保险更有效的是，她的儿子从剑桥博士毕业回来后，跻身成功人士，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无论贫富，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然而，这里的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一个城里人和一个乡下人，几乎同时患病，却开始了长达11年大相径庭的疾病旅程。
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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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母亲回忆起这11年来的经历仍像在噩梦中一般，心里在打颤。
有一次，凌晨1点，下着倾盆大雨，陈春母亲将邻居们叫醒，8个中年妇女，一个个穿着红色的上衣，抬着象征着邪恶灵魂的稻草人，往西北方行走，送到几公里外的指定地点后将稻草人烧掉。那几天，从不迷信的陈家请来了道师，在家中搭起了灵台，然后按照道师的指引操作。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没能治好女儿的病。
陈春她妈为什么要信这些法师呢？她回忆起来也觉得荒唐，只是病急乱投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
陈春她妈还记得，女儿第一次自杀那天，也是劳烦了乡邻，大家把竹床倒转，将喝了农药的女儿放在上面抬往汪墩乡卫生院治疗。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救，一个乡亲已经买好了纸和爆竹，并且派人去村外的一块荒地上搭起停放尸体的棚子。陈钢觉得只要女儿有一口气就要救，后来终于救活了，只是手已经被针扎得不成样子，开始流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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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住院一个礼拜后，实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得不抬回家。父母开始四处为她寻找民间偏方。当时，茅垅村的老村医改行不做了，一个在外地做学徒3年的新村医开始接手，他将私藏的民间秘方交给了陈钢，5角钱一粒，结果治好了陈春手上一直消不掉的肿。
这个家，也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女儿见人就破口大骂，根本没有人进她家门。有一次，女儿将一瓶除草剂倒入菜中，亲戚吃了全都肚子痛，幸无生命危险。还有不知多少次，陈春半夜突然拿起锄头砸父母住的房门。也不知多少次，陈春突然拿个木棍朝父母迎头劈来，还有时是一碗开水，或是别的。父母的痛无处诉说。
家人及亲戚对陈春的态度也有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怕恶，打几次就不会乱来，她父母始终下不了手，即使自己被女儿打得流血。也有人建议，应当关起来，父母也关过陈春一段时间，可房间大便小便不分，最终还是放出来。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钢一家一贫如洗，还经常借债，遭人白眼。在收到那个电报的一个礼拜后，家人决定把她送到九江市精神病医院，每天的费用高达70多元，一个月两千多元。陈春她爸说，“那里的医生，问了几句情况怎么样，就叫心理咨询费，一分钟不到，账单上就二十多块。” 这些都是自费支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进进出出几回，九江的亲戚也有些厌烦，打电话给陈春她爸：“还不接回去，你有多少钱这样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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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农村的精神病患者逐渐多起来，村里就有七八个。据都昌县卫生局统计，全县80万人口，精神病患者有3万人，重症患者有4000余人。后来，都昌县有了精神病医院，是属于“招商引资”的项目，那个老板靠在各地开精神病院赚钱。即使如此，这家医院的收费比九江公立的精神病医院还是要便宜很多。陈春还被送到过这个医院，有一次连续治疗了一年，6000元。
后来，都昌县卫生局吊销了这家精神病院的经营执照，原因是执业医师人数不足，硬件不达标。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这家医院像打游击一样在县城不同的角落搬迁，有时是旧民房，有时是旧粮库。至记者今年采访时，这家医院又刚刚不知去向。
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在茅垅村推行，农民看大病也可以报销。可是，这与陈春又没有缘分，精神病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之列。2008年，江西省残联启动了一项民心工程，精神病患者免费一年吃药，陈钢也为女儿领到了吃药经费，一天一元钱，一年政府补贴365元，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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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她爸想不通：为什么合作医疗要抛弃精神病？为什么医院总有那么多的达标标准？为什么公立医院比私立的还贵？为什么一个小村都有七八名精神病患者而一个县却没有精神病院？
命
在农村，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结婚生子后会自动康复，这也成了陈春爸妈最后的希望。陈春在发病的间歇期，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将她拖向人生的深渊。
2004年，陈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方打工回来的阿亮。阿亮勤恳、诚实，个子与陈春一般高，父母做县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陈春答应了这门婚事，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见面一个礼拜后，双方家庭为他们举办了婚礼。那天，敲锣打鼓，陈春穿着漂亮的衣服，握着一束鲜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轿车进了阿亮家。陈春爸妈发自内心地为女儿高兴，希望从此女儿的命运有所改变。, 百拇医药(谭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