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东西方植物药研究交流的桥梁 ——写在《当代药用植物典》英文版面世之际
东西方植物药有着共同的化学物质基础、共同的作用对象、共同的医疗保健使命，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命运，理应相互沟通与借鉴。
不久前结束的夏威夷美国生药学会50周年年会上，英文版《当代药用植物典》带着浓浓的墨香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植物药研究专家见面了。此项目历时6年，由*****中药研究院资助、委托萧培根院士和我共同主持完成。望着四个书架上一摞摞的书稿，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集四方合力 博五洲共鸣
说起学术著作的编纂，虽说我以往大大小小也参加过一些，但完成《当代药用植物典》一书，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跨度上讲均可谓“空前”。我们课题组的成员，习惯将此书称为《大典》。大，指的是工程浩大；典，是指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此书能成为一本传世精品。
说起《当代药用植物典》一书编写的缘由，回想十年前我刚到香港时，当代药用植物学的泰斗萧培根院士就与我谈过编一部中英文药用植物专著的设想。萧老认为，大多数中药典籍外文版甚少，外国人无法窥其万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国植物药的状况，中国人说来也是挂一漏万。几年前，我曾参加过内地一所中医药名校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出席者有超过200位中药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与青年教师。我请大家列出10种国际常用的药用植物，比如紫锥菊、月见草、越桔、水飞蓟、洋地黄、熏衣草等。但不无遗憾的是，当场竟然没有人能答对超过3种，多数人认为西方草药的代表是西洋参，实际上西洋参在欧美几乎没有被药用。所以说，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我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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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然药物的市场需求量超过600亿美元，并且还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50年，市场需求将达到5万亿美元。而这一市场目前还是以西方的草药与天然药物为主体的。编纂《当代药用植物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也要让国人了解世界。
香港作为国际的信息中心，是对外展示中医药的窗口与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此地完成一本这样的中英文版巨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也是中药进出口的重要港口，约有26%的中药材经此地进出国门。为澄清市场混乱，我们先后在香港100间药材店，随机抽样调查超过1万件中药材样品。在此实地调查基础上，研究编撰出版了中、英文版的《香港容易混淆中药》。本书出版后，免费分发约两万册给中医药界，并同中药业界合作多次举行推广活动，令人欣喜的是，目前香港本地市场的混淆中药已经大为减少。正本清源的工作，也为《大典》的编纂扫除了一些障碍。
万事开头难，编纂之初我们面临重重困难，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国内国外，四面八方的鼎力相助。外国的支持有的来自官方，也有的来自民间，如英国皇家植物园中国药用植物鉴定与保护中心，美国草药典委员会等。国内众多的专家与同道更是遍布五湖四海。大家齐心协力，共襄善举，项目的开展本身就是一次无国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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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题组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生机勃勃的团队。项目进行中，先后有60余人参与其中。如萧培根院士、被誉为长白山药王的严仲铠、来自峨眉山的药王邬家林教授，民族药专家曾育麟教授、著名的药用植物专家袁昌齐教授、香港药用植物的老前辈李宁汉教授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虽说岁岁年年人不同，但严谨的学风、团结合作的学术氛围却始终充盈在这个铁打的“兵营”之中。
展古今画卷 聚中西精华
名单的遴选
如何选定入围品种名单，是整体工程的基础。本书名冠“当代”二字，就是要力求收录能够反映出当今世界药用植物的主体，即无论销售额还是生产量上都超过市场占有量80%的品种。但是，据中国1985-1989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中国药用植物有11,118种。印度、日本、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药用植物也为数众多。要在如此数目庞大的名单中遴选出适当的品种，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与考证。此项工作，进行了约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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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共收载世界范围内常用药用植物500条目，涉及原植物800余种。全书分为四册，第一、二册为东方篇，以东方传统医学常用药为主，如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等；第三册为西方篇，以欧美常用植物药为主，如欧洲、俄罗斯、美国等；第四册为岭南篇，以岭南地区出产与常用的草药为主，也包括经此地区贸易流通的常见热带与亚热带的药用植物。
我们在品种取舍的过程中进行了反复推敲。一些品种如家黑种草Nigella sativa L.，白花丹 Plumbago zeylanica L.，吐根 Cephaelis ipecacuanha (Brot.) A. Rich等，最初列入入选名单中，但在编写书稿过程中，由于文献过少，难以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一些外国药用植物名，其中文名常有多种译法，同样存在有同物异名的情况，考证复核、去伪存真的工作亦十分繁重。规范名称是古今中外药用植物面临的共同难题。25年前，我跟随谢宗万教授从事本草学研究时，深切体会到正本清源是中药研究的基础。此工作不解决好，必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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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植物Podophyllum peltatum L.，其中文名有足叶草、美洲鬼臼、盾叶鬼臼等，经查证我们采用了美洲鬼臼一名。一些植物的拉丁名也同时存在几个，如白花蛇舌草，有两个拉丁名，一个是Oldenlandia diffusa (Willd.) Roxb.，另一个是Hedyotis diffusa Willd.，《中国药典》使用的是前者，《中国植物志》采用的是后者，经查证发现Oldenlandia属和Hedyotis属均首次合法发表在1753年，而1791年，有学人将两个名称合并，并以Hedyotis作为属名。这种情况下，追根溯源后，我们采用药典拉丁学名为准，同时也将其另外一个名称在括号内列出，供读者参考。
体例的确立
《大典》的内容共分名称、概述、原植物照片、药材照片、化学成分与结构式、药理作用、应用、评注、参考文献等九项。
名称包括了药用植物中文名、拉丁学名、汉语拼音名、英文名以及药材中文名、拉丁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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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概述部分做到提纲挈领，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在翔实考证古代本草的基础上，尽量采用简洁的语言勾画出该药物的历史沿革。植物药作为药物，同样要求安全、有效、稳定、可控，因此质量控制十分重要，为此，概述部分也收录了各国药典的质量控制方法。
化学成分是植物药药效的物质基础。自1806年从阿片中分离出吗啡开始，植物化学研究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许多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被分离鉴定，有的植物甚至被分离出成百上千个化合物。化学成分的叙述分别为主要成分、有效成分、特征成分以及最新发现的成分，以适应读者的不同需要。除了文献资料尽量引用最新的外，我们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及时添加到书中，如青藤、细辛等。
植物的药理作用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研究的前沿。一些热门的药用植物，其研究资料繁多，而一些未被重视的药用植物，则研究报导相对较少。药理作用的表述，每一条都经过了药理专家的校对和审查，如内容、用词规范、符号表达等，表述的重点包括实验动物、药物、给药途径、实验方法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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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的内容因不同药用植物其使用的理论体系不同而有所不同。本书的一个主要特色是融汇中西，内容包括不同传统医学体系，涉及新兴的药用植物产品、天然健康产品、天然化妆品、天然色素等。
评注部分，“评”的重点关注的是药用植物利用与开发等热点课题，展望开发应用前景；“注”则主要涉及较受关注的药物毒副作用以及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内容，如对中国卫生部规定的药食同源及香港常见毒剧药品种给予特别注明，同时对易出现不良反应的药用植物，概括阐述其安全性问题与应用注意事项。随着国际上回归自然、崇尚天然药物热潮的兴起，对药用植物资源的需求也急速增加，致使一些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因此在评注中也特意添加了药用植物种植基地的建设进展。
为做到与时俱进，《大典》尽可能收录最新的研究进展，主要选用近20年的文献资料，但对原出处中术语与人名等具有明显错误之处，予以更正。如柴胡，20世纪90年代以前，其解热、镇静、镇痛药理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被认为是柴胡的主要药理作用，《大典》在转引了以往权威书籍收载内容的同时，也添加了其关于抗肿瘤的最新研究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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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难，苦于资料太少，今人著书难，难在数据爆炸，难于甄别选取。对于重要品种，文献数据极为庞杂，这个时候我们不厌其繁、逐条逐句分析这些文献材料。既要反映这个植物的研究概况，也要反映其最新研究进展。以三七为例，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发现，1990~2005年间的文献有5032条记录，以其拉丁学名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 Chen作为关键词在数据库PubMed中查找，至2005年，超过220条记录。本书中三七收载了52篇参考文献，反映了最新研究进展。
严谨、规范是《大典》的成书原则。书中有众多翔实的数字，这些数字都是经过考证确认的，如本属现供药用者有多少种，这个数字是我们查阅文献结合实地调查，逐一统计而来。本书牵涉到简繁两个版本，考虑到通过计算器软件转换字体时有错误，我们逐字核对，包括标点符号，务求无误。与植物名称一样，一些化学名称以及专业术语同样存在名称混乱的情况，亦为编辑过程中的棘手难题。一些化合物有不同的中文名，如紫苏所含的limonene，其中文名有柠檬烯、柠檬油精、苎烯等，我们全书统一采用柠檬烯这个名称。又如甘油三酯和三酰甘油均表达同一个物质，书中规范其为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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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搜集
翻开《大典》，给读者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本书图片的震撼力。全书共收录图片1358张，其中植物图片763张，药材图片524张，种植基地图片71张。入选照片不但要求适时、适季的拍照，更要能反映植物鉴别与分类学特征。有时为了更好地说明药用植物的特征，同一品种收录了不同生长期的图片以及放大药用部位图片，一些反映自然生长环境以及特别采收加工的照片也收录其中，如黑果越桔、母菊的采收、茶的加工等。
拍照《大典》药材照片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药材摆放在一起，而是尽可能突出药材鉴别特征，精心布光，选择最佳背景光拍照，使照片弥补文字描述难以尽详的药材性状，让读者对药材有较为直观的了解。这同样也要基于多年实践经验的累积和坚实的专业基础。
寻继承之方 探创新之法
作为项目顾问的香港浸会大学前任校长谢志伟博士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家，从立项初始，他就强调要出好英文版，让《大典》之花香传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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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版问世之前，《大典》曾先后以繁体、简体中文出版发行，除了得到很多好评外，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英文版不是简单的对中文版直接翻译，而是中文版的修订和更新。在编辑英文版的过程中，不但弥补了中文版的一些不足，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药用植物品种，进一步充实了内容。可以说，英文版是一次再创作。
为了《大典》走向世界，与西方沟通，除了要有真实、可靠的数据外，也需要流畅、专业的语言载体。英文翻译的技术难点是药理作用和应用这两部分内容，涉及众多专业知识。如药理作用的翻译，执笔者仔细阅读原文献，尽量忠于一篇篇原始文献，又要综合概括要点，使其不至于过分琐碎。应用方面有关功能和主治的内容，也需专业把握，并尽可能将中医的一些术语翻译妥帖，让外国人也看得明白。
英文翻译过程中,亦发现许多英文表述混乱、多种多样的问题。单是药用植物的学名 (scientific name) 和英文通用名 (common name) 就颇为混乱。为了准确确定每一种植物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英文名，我们查阅了国内外出版的相关植物专著，如《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北美植物志》(Flora of North American)、《密苏里植物志》(Flora of Missouri)、《美国药典》、《美国草药典》、《拉汉植物名称》、《中国药典》英文版等，也参阅了美国各大学和美国农业部的官方网页。例如，合欢silk tree、白及Chinese ground orchid、黄芪milk-vetch、当归Chinese angelica、日本当归Japanese angelica、朝鲜当归Korean angelica、重齿毛当归double-teeth angelica、白芷dahurian angel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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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的内容涉及了世界各地的传统医药学。世界传统医药学(包括中医药)的英文术语翻译表述历来不统一。我们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术语等的相关著作和专家的观点，对《大典》提及的中国历代本草著作和中药学功效术语进行了综合和统一，相信对中西药用植物的国际交流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争世界一流 当与时俱进
本书的学术顾问，来自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谢明村校长曾鼓励我们是“勇者知难而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句心理话，其实我们当时真的是“不知难而进”，幸亏那时把困难估计的少了些，否则的话，是无勇气接此重任的。
在香港，由政府资助教授出书尚属首次。《大典》从立项到出版，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课题也曾几次濒临下马的厄运。项目进行当中，*****中药研究院方面的利德裕博士、徐宏喜博士是两位极具涵养与领导艺术的协调者，在承受了众多压力的同时，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也得到了学院刘良院长和同事们的鼎力支持。我体会到，在香港发展中医药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认准的事情要执着地去做，不必过多地考虑别人的议论，节省下空谈的时间才可能多干些实事。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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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传统的药用植物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应当是世界的。知识的传播也不仅是中文的，也应当是英文的。《当代药用植物典》英文版的出版架起了东西方植物药研究交流的一座桥梁。
《大典》编辑的过程，是一项切实的研究工作。我们愈加感到前沿的科学不仅出自实验室，也出自临床、出自野外、出自文献研究，关键在于不断的思考。“行必有思，思必有得”。在《大典》的进程中，我们课题组也发现了不少课题可以深入开展研究。
如岭南医药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项急需的课题。基于这些前期的发掘，后来展开了对岭南客家医药文化的系统调查，并总结成文，发表在国际传统药物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中。编写书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岭南草药缺乏现代研究，或品种混淆、缺乏质量控制等问题，如白花蛇舌草，我们发现其同属植物伞房花耳草也在岭南地区被广泛使用，并常常与白花蛇舌草相混淆，但两者化学成分的系统比较未曾有人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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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西方草药有着共同的化学物质基础、共同的作用对象、共同的医疗保健使命，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命运，理应相互沟通与借鉴。在过去3年当中，结合《大典》的编撰，同时与美国药典会、美国草药典会等机构合作，我们开展了东西方草药的比较研究。作为研究的结果之一，调查报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草药的研究对中医药研究的一些启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我们相信，超越时空的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必将对中西草药的研究与应用起到推进作用。
虽说《大典》的完成奠定了一个中医药数据库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只有与时俱进，才可保持《大典》“当代”的定位。从此意义上讲，续写《大典》又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更长远的浩大工程。将香港建成国际中医药的信息中心，继续架设东西方传统医药交流的桥梁，是我们不变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 百拇医药(赵中振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不久前结束的夏威夷美国生药学会50周年年会上，英文版《当代药用植物典》带着浓浓的墨香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植物药研究专家见面了。此项目历时6年，由*****中药研究院资助、委托萧培根院士和我共同主持完成。望着四个书架上一摞摞的书稿，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集四方合力 博五洲共鸣
说起学术著作的编纂，虽说我以往大大小小也参加过一些，但完成《当代药用植物典》一书，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跨度上讲均可谓“空前”。我们课题组的成员，习惯将此书称为《大典》。大，指的是工程浩大；典，是指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此书能成为一本传世精品。
说起《当代药用植物典》一书编写的缘由，回想十年前我刚到香港时，当代药用植物学的泰斗萧培根院士就与我谈过编一部中英文药用植物专著的设想。萧老认为，大多数中药典籍外文版甚少，外国人无法窥其万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国植物药的状况，中国人说来也是挂一漏万。几年前，我曾参加过内地一所中医药名校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出席者有超过200位中药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与青年教师。我请大家列出10种国际常用的药用植物，比如紫锥菊、月见草、越桔、水飞蓟、洋地黄、熏衣草等。但不无遗憾的是，当场竟然没有人能答对超过3种，多数人认为西方草药的代表是西洋参，实际上西洋参在欧美几乎没有被药用。所以说，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我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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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然药物的市场需求量超过600亿美元，并且还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50年，市场需求将达到5万亿美元。而这一市场目前还是以西方的草药与天然药物为主体的。编纂《当代药用植物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也要让国人了解世界。
香港作为国际的信息中心，是对外展示中医药的窗口与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此地完成一本这样的中英文版巨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也是中药进出口的重要港口，约有26%的中药材经此地进出国门。为澄清市场混乱，我们先后在香港100间药材店，随机抽样调查超过1万件中药材样品。在此实地调查基础上，研究编撰出版了中、英文版的《香港容易混淆中药》。本书出版后，免费分发约两万册给中医药界，并同中药业界合作多次举行推广活动，令人欣喜的是，目前香港本地市场的混淆中药已经大为减少。正本清源的工作，也为《大典》的编纂扫除了一些障碍。
万事开头难，编纂之初我们面临重重困难，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国内国外，四面八方的鼎力相助。外国的支持有的来自官方，也有的来自民间，如英国皇家植物园中国药用植物鉴定与保护中心，美国草药典委员会等。国内众多的专家与同道更是遍布五湖四海。大家齐心协力，共襄善举，项目的开展本身就是一次无国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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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题组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生机勃勃的团队。项目进行中，先后有60余人参与其中。如萧培根院士、被誉为长白山药王的严仲铠、来自峨眉山的药王邬家林教授，民族药专家曾育麟教授、著名的药用植物专家袁昌齐教授、香港药用植物的老前辈李宁汉教授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虽说岁岁年年人不同，但严谨的学风、团结合作的学术氛围却始终充盈在这个铁打的“兵营”之中。
展古今画卷 聚中西精华
名单的遴选
如何选定入围品种名单，是整体工程的基础。本书名冠“当代”二字，就是要力求收录能够反映出当今世界药用植物的主体，即无论销售额还是生产量上都超过市场占有量80%的品种。但是，据中国1985-1989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中国药用植物有11,118种。印度、日本、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药用植物也为数众多。要在如此数目庞大的名单中遴选出适当的品种，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与考证。此项工作，进行了约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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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共收载世界范围内常用药用植物500条目，涉及原植物800余种。全书分为四册，第一、二册为东方篇，以东方传统医学常用药为主，如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等；第三册为西方篇，以欧美常用植物药为主，如欧洲、俄罗斯、美国等；第四册为岭南篇，以岭南地区出产与常用的草药为主，也包括经此地区贸易流通的常见热带与亚热带的药用植物。
我们在品种取舍的过程中进行了反复推敲。一些品种如家黑种草Nigella sativa L.，白花丹 Plumbago zeylanica L.，吐根 Cephaelis ipecacuanha (Brot.) A. Rich等，最初列入入选名单中，但在编写书稿过程中，由于文献过少，难以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一些外国药用植物名，其中文名常有多种译法，同样存在有同物异名的情况，考证复核、去伪存真的工作亦十分繁重。规范名称是古今中外药用植物面临的共同难题。25年前，我跟随谢宗万教授从事本草学研究时，深切体会到正本清源是中药研究的基础。此工作不解决好，必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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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的确立
《大典》的内容共分名称、概述、原植物照片、药材照片、化学成分与结构式、药理作用、应用、评注、参考文献等九项。
名称包括了药用植物中文名、拉丁学名、汉语拼音名、英文名以及药材中文名、拉丁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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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概述部分做到提纲挈领，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在翔实考证古代本草的基础上，尽量采用简洁的语言勾画出该药物的历史沿革。植物药作为药物，同样要求安全、有效、稳定、可控，因此质量控制十分重要，为此，概述部分也收录了各国药典的质量控制方法。
化学成分是植物药药效的物质基础。自1806年从阿片中分离出吗啡开始，植物化学研究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许多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被分离鉴定，有的植物甚至被分离出成百上千个化合物。化学成分的叙述分别为主要成分、有效成分、特征成分以及最新发现的成分，以适应读者的不同需要。除了文献资料尽量引用最新的外，我们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及时添加到书中，如青藤、细辛等。
植物的药理作用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研究的前沿。一些热门的药用植物，其研究资料繁多，而一些未被重视的药用植物，则研究报导相对较少。药理作用的表述，每一条都经过了药理专家的校对和审查，如内容、用词规范、符号表达等，表述的重点包括实验动物、药物、给药途径、实验方法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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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部分的内容因不同药用植物其使用的理论体系不同而有所不同。本书的一个主要特色是融汇中西，内容包括不同传统医学体系，涉及新兴的药用植物产品、天然健康产品、天然化妆品、天然色素等。
评注部分，“评”的重点关注的是药用植物利用与开发等热点课题，展望开发应用前景；“注”则主要涉及较受关注的药物毒副作用以及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内容，如对中国卫生部规定的药食同源及香港常见毒剧药品种给予特别注明，同时对易出现不良反应的药用植物，概括阐述其安全性问题与应用注意事项。随着国际上回归自然、崇尚天然药物热潮的兴起，对药用植物资源的需求也急速增加，致使一些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因此在评注中也特意添加了药用植物种植基地的建设进展。
为做到与时俱进，《大典》尽可能收录最新的研究进展，主要选用近20年的文献资料，但对原出处中术语与人名等具有明显错误之处，予以更正。如柴胡，20世纪90年代以前，其解热、镇静、镇痛药理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被认为是柴胡的主要药理作用，《大典》在转引了以往权威书籍收载内容的同时，也添加了其关于抗肿瘤的最新研究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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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难，苦于资料太少，今人著书难，难在数据爆炸，难于甄别选取。对于重要品种，文献数据极为庞杂，这个时候我们不厌其繁、逐条逐句分析这些文献材料。既要反映这个植物的研究概况，也要反映其最新研究进展。以三七为例，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发现，1990~2005年间的文献有5032条记录，以其拉丁学名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 Chen作为关键词在数据库PubMed中查找，至2005年，超过220条记录。本书中三七收载了52篇参考文献，反映了最新研究进展。
严谨、规范是《大典》的成书原则。书中有众多翔实的数字，这些数字都是经过考证确认的，如本属现供药用者有多少种，这个数字是我们查阅文献结合实地调查，逐一统计而来。本书牵涉到简繁两个版本，考虑到通过计算器软件转换字体时有错误，我们逐字核对，包括标点符号，务求无误。与植物名称一样，一些化学名称以及专业术语同样存在名称混乱的情况，亦为编辑过程中的棘手难题。一些化合物有不同的中文名，如紫苏所含的limonene，其中文名有柠檬烯、柠檬油精、苎烯等，我们全书统一采用柠檬烯这个名称。又如甘油三酯和三酰甘油均表达同一个物质，书中规范其为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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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大典》，给读者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本书图片的震撼力。全书共收录图片1358张，其中植物图片763张，药材图片524张，种植基地图片71张。入选照片不但要求适时、适季的拍照，更要能反映植物鉴别与分类学特征。有时为了更好地说明药用植物的特征，同一品种收录了不同生长期的图片以及放大药用部位图片，一些反映自然生长环境以及特别采收加工的照片也收录其中，如黑果越桔、母菊的采收、茶的加工等。
拍照《大典》药材照片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药材摆放在一起，而是尽可能突出药材鉴别特征，精心布光，选择最佳背景光拍照，使照片弥补文字描述难以尽详的药材性状，让读者对药材有较为直观的了解。这同样也要基于多年实践经验的累积和坚实的专业基础。
寻继承之方 探创新之法
作为项目顾问的香港浸会大学前任校长谢志伟博士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家，从立项初始，他就强调要出好英文版，让《大典》之花香传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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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版问世之前，《大典》曾先后以繁体、简体中文出版发行，除了得到很多好评外，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英文版不是简单的对中文版直接翻译，而是中文版的修订和更新。在编辑英文版的过程中，不但弥补了中文版的一些不足，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药用植物品种，进一步充实了内容。可以说，英文版是一次再创作。
为了《大典》走向世界，与西方沟通，除了要有真实、可靠的数据外，也需要流畅、专业的语言载体。英文翻译的技术难点是药理作用和应用这两部分内容，涉及众多专业知识。如药理作用的翻译，执笔者仔细阅读原文献，尽量忠于一篇篇原始文献，又要综合概括要点，使其不至于过分琐碎。应用方面有关功能和主治的内容，也需专业把握，并尽可能将中医的一些术语翻译妥帖，让外国人也看得明白。
英文翻译过程中,亦发现许多英文表述混乱、多种多样的问题。单是药用植物的学名 (scientific name) 和英文通用名 (common name) 就颇为混乱。为了准确确定每一种植物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英文名，我们查阅了国内外出版的相关植物专著，如《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北美植物志》(Flora of North American)、《密苏里植物志》(Flora of Missouri)、《美国药典》、《美国草药典》、《拉汉植物名称》、《中国药典》英文版等，也参阅了美国各大学和美国农业部的官方网页。例如，合欢silk tree、白及Chinese ground orchid、黄芪milk-vetch、当归Chinese angelica、日本当归Japanese angelica、朝鲜当归Korean angelica、重齿毛当归double-teeth angelica、白芷dahurian angel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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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的内容涉及了世界各地的传统医药学。世界传统医药学(包括中医药)的英文术语翻译表述历来不统一。我们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术语等的相关著作和专家的观点，对《大典》提及的中国历代本草著作和中药学功效术语进行了综合和统一，相信对中西药用植物的国际交流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争世界一流 当与时俱进
本书的学术顾问，来自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谢明村校长曾鼓励我们是“勇者知难而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句心理话，其实我们当时真的是“不知难而进”，幸亏那时把困难估计的少了些，否则的话，是无勇气接此重任的。
在香港，由政府资助教授出书尚属首次。《大典》从立项到出版，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课题也曾几次濒临下马的厄运。项目进行当中，*****中药研究院方面的利德裕博士、徐宏喜博士是两位极具涵养与领导艺术的协调者，在承受了众多压力的同时，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也得到了学院刘良院长和同事们的鼎力支持。我体会到，在香港发展中医药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认准的事情要执着地去做，不必过多地考虑别人的议论，节省下空谈的时间才可能多干些实事。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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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传统的药用植物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应当是世界的。知识的传播也不仅是中文的，也应当是英文的。《当代药用植物典》英文版的出版架起了东西方植物药研究交流的一座桥梁。
《大典》编辑的过程，是一项切实的研究工作。我们愈加感到前沿的科学不仅出自实验室，也出自临床、出自野外、出自文献研究，关键在于不断的思考。“行必有思，思必有得”。在《大典》的进程中，我们课题组也发现了不少课题可以深入开展研究。
如岭南医药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项急需的课题。基于这些前期的发掘，后来展开了对岭南客家医药文化的系统调查，并总结成文，发表在国际传统药物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中。编写书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岭南草药缺乏现代研究，或品种混淆、缺乏质量控制等问题，如白花蛇舌草，我们发现其同属植物伞房花耳草也在岭南地区被广泛使用，并常常与白花蛇舌草相混淆，但两者化学成分的系统比较未曾有人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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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西方草药有着共同的化学物质基础、共同的作用对象、共同的医疗保健使命，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命运，理应相互沟通与借鉴。在过去3年当中，结合《大典》的编撰，同时与美国药典会、美国草药典会等机构合作，我们开展了东西方草药的比较研究。作为研究的结果之一，调查报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草药的研究对中医药研究的一些启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我们相信，超越时空的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必将对中西草药的研究与应用起到推进作用。
虽说《大典》的完成奠定了一个中医药数据库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只有与时俱进，才可保持《大典》“当代”的定位。从此意义上讲，续写《大典》又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更长远的浩大工程。将香港建成国际中医药的信息中心，继续架设东西方传统医药交流的桥梁，是我们不变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 百拇医药(赵中振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