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药店也许能治虚高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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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网上药店也许能治虚高药价
上周，一家新的网上药店宣布携3亿资金杀入互联网药品交易市场。截至6月25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可以查询到，共有27家获得了《互联网药品交易资格证书》的医药企业经营范围为“向个人消费者提供药品”。
更多的网上药店开业，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好事——竞争越激烈越充分，药价自然更实惠、更少水分。
网上买药确实很便宜。据统计，网上药店比实体药店要便宜30%以上。网购药品还很方便，在网上下个订单，商家就会把药品送到家。
既便宜又便利，消费者岂不会趋之若鹜？可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网购药品并不买账。据业内人士估计，目前网上药店的市场份额大约只占整个药品市场的万分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发达国家网上药店的销售额已经占药店整体销售额的近20%。美国最大网上药店年销售额超过150亿美元。而在国内，发展最成熟的金象网等网络药店年销售额也不过千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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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网上药店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未能与医保衔接，网上购药没法用医保报销。另外，无法销售处方药，以及非法网上药店鱼目混珠，造成了消费者对网上购药的不信任，这些原因都在制约着网上药店的发展。
目前，药价虚高是人们看病就医的最大心病。实体药店比医院药房便宜，而网上药店比实体药店便宜，可是患者拿着医保卡偏偏只能在药价最高的医院药房买药。这也意味着，患者想报销就只能多花钱买贵的药，而高出来的那部分药价只能由医保买单。
也许，网上药店真的能治虚高的药价，但前提是要给网上药店更加公平的经营环境!(刘元星)
钱江晚报：高药价里，腐败成本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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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新华社播发《高药价调查：过度竞争致药企不惜成本打通关节》一文；文中说，国内一名在医药行业经营了近20年代理业务的人士表示，药品出厂价与零售价相差较大，重要原因之一是行业布局不合理，产品原料重复生产，产能过剩。“产品生产批准文号批给若干家生产单位，必然产生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企业不惜成本打通各种“关节”，而这一过程无疑是通过提高药价来实现的，最终“埋单”的还是广大患者。
“产品生产批准文号”是行政手段，怎么成了“市场竞争”的对象呢？显然，药品生产准入，使权力寻租有了空间，也就是说，有人拿药品生产的审批权在卖钱；药品企业买文号的钱，最终计入药价，患者为腐败成本埋了单。
这样说来，新华社的这篇报道也不能算新闻。还记得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吗？郑于2007年5月29日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犯罪行为包括：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郑筱萸玩忽职守造成严重的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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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成了权力寻租的牺牲品；在当时看来，这些犯罪事实都是触目惊心的；但是，郑筱萸案结案已经过去足足三年了，有关部门在改进药品监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有些什么效果呢？当时有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10个直属单位所办的22家企业正在办理脱钩手续，机关和直属单位部分工作人员持有医药企业350万股票股份的清退工作基本完成，机关和直属单位部分工作人员登记上交了260多万元的礼金和一些礼品。”
这里的“直属单位”是国家药监局属下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自己办了“22家企业”，典型的政企不分，“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二为一。因郑筱萸一案而被曝光的这种情况，后来改变了没有呢？风头过后，“脱钩”的有没有重新挂上钩呢？利益输送链是否真正被切断了呢？从前些时候被曝光的山西疫苗事件等同类事件来看，无法乐观。
郑筱萸位居国家药监局局长而被判死刑，按理说反腐的“力度”不能说不大了，但是，为什么郑筱萸死了三年了，而类似的现象不死呢？为什么连郑筱萸的死刑都吓不住一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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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药价与房价相似 必须斩断流通环节黑手
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药价虚高。这与房价虚高有相似之处。近期一些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突击涨价，例如一家公司生产的治疗肿瘤的药“榄香烯口服乳”之前仅为每支93.5元，进入国家新医保目录后，价格提至170元；另一家公司生产经营的麻醉药“地氟烷”，每瓶价格从去年的1082元提高到1580元。国家医保目录药品扩容原本是为了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结果却拉动了新一轮药价飞涨，反而给没有医保的居民和广大农民患者带来了新的困难。
药价虚高从生产到医院环环都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环节的“承上启下”、一手托几家。据可靠消息披露：药价虚高的大部分肮脏交易是通过倒票和洗钱方式完成。一盒药工业企业以出厂价10元卖给过票商业公司(代理公司或倒票公司)，过票商业公司再以90元的价格出售给正规的商业企业，然后，商业企业以100元的价格出售给医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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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里面的分配黑幕：药品回款后，其中的正规商业公司拿到10元利润。过票商业公司拿到80元利润。这80元将以洗钱的方式进入个人或者企业的口袋中，包括过票商业公司、代理商、医院院长、药剂科、医生等相关利益人，其中也包括偷逃税的工业企业。
中国内地有1.3万家药品批发公司，80%集中在31个省会城市，至少有一半不做正当生意。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说：“北京有280家批发公司，过去三年真正跟医院有过供销合同的是105家，还有175家忙什么呢？”
根据我国现行的药价形成机制，药品价格基本上分为三种，即国家发改委定价、所在省制定指导价和企业自主定价。事实上，发改委定价没有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所在省指导价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逐利需求下也根本不可能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三种定价最后沦为企业自主定价，而且不是生产企业自主定价，是流通环节过票、洗钱的黑手在操控价格自主定价。如果有人说发改委定价和所在省指导价早已经名存实亡，这个判断或许基本属实。从高价“芦笋片”事件曝光到一批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突击涨价曝光，所有证据表明：药品流通环节那只又粗又黑的利益链之手已经牢牢掌握住了虚高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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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在解决看病难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而在解决看病贵上只突出了加大财政支出。绕开药价虚高的问题，新医改只能在跛足中前行，不太可能走好走远。过不了几年，或许只能从头再来。新医改的根本方向是医归医，药归药，只有把药价做实了，才能凸显出医疗服务的水平和价值。医院靠卖药赚钱，医生靠医药回扣维持生计，医疗服务的水平和价值不能从正当渠道获取，结果只能是一次可以看好的病让病人多跑几次，一瓶药能治好的病给病人多开几瓶，病人来得多来得勤，医院的药卖得多，医生的回扣拿得多，但也带来了患者增多，造成了看病难。多年无人讲《矛盾论》了，但医药不分家、药价虚高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主要方面，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不斩断药品流通环节的黑手，新医改难以成功。(苏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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